每張老照片里都有一個你未曾見過的中國

天下 10-03

1957年，北京，雪中的故宮。圖/Marc Riboud

今天，中國擁有53處世界文化、自然遺產，最新入列的是貴州梵凈山。

論世界遺產的數量，中國僅次於義大利。論誰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世界文化遺產，當屬北京故宮。

今天，我們得以平靜凝視這些可觸摸的古老文明，是何等幸運，因為它們是在槍炮、盜賊、水火、風沙、地震以及光陰的侵蝕、破壞性修復中倖存至今。

當我們在討論文化遺產時，「我們不只是在談論石頭和建築。我們討論的是價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伊琳娜·博科娃）。

1844年起，許多西方人開始用影像記錄中國。「不管早期的西方攝影師觀察中國的視角是否以偏概全，他們留下的照片無疑都成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們並不是為著給中國記錄歷史而來，但他們捕捉到的每一幅畫面，寫下的每一段附註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們講述『這就是真實存在過的中國』。」（徐家寧）

「眼前的事物是在流動變化的，唯有往昔是不可改變和清晰可辨的。只有從往昔的歷史中，我們才能學會理解世間盛衰無常的生活。」（恩斯特·柏石曼）

有一天，當你從這些世界文化、自然遺產中回到了昨日的情境，看到了歷史的真實，那麼，恭喜你，你已不再是一位普通遊客。

2012年，攝影記者李飛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他用二次曝光的攝影技法，「重建」了北京的9座城門。這組作品被命名為「城門變」，刊登在李飛所供職的《新京報》上。

李飛，80後，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和很多同齡人一樣，北京的城門，他只見過現在還存在的前門（正陽門）、德勝門以及後來重建的永定門，那些早已消失的城門（還有城牆），他是在上一輩的講述和老照片中得知的。

1900年的宣武門（順直門）遠景。

1900年，東便門外，遠處箭樓為內城東南角樓。

李飛小時候坐公交車，聽到售票員報站名「下一站鼓樓豁口」，就好奇地問父親：「什麼是豁口？」父親回答：「過去二環路上面是高高的城牆，牆兩邊的人們想見面，怎麼辦？就把城牆豁了個口子，好似人掉了顆門牙就叫豁牙子，城牆開了口子就叫豁口。後來城牆拆了，只留下了豁口這個地名。」

2012年年初，李飛接到了為《新京報》創作一組關於二環路的圖片報道的任務。在聽到地鐵報站名「下一站朝陽門」「下一站東直門」時，他冒出來一個想法：既然二環路是拆了城門、城牆建起來的，這些城門已有名無實，城牆所變成的二環路也被車流塞滿，那麼，能不能將古今場景融在畫面里，以紀念那些消失了的城門和城牆？

他的具體做法是：手裡拿著各個城門的老照片，利用二次曝光的攝影技法，用遮擋鏡頭的方式分別曝光圖片的上下部分。以天際線為界，畫面上方是海市蜃樓般的古老城門，畫面下方則是二環路。

「我的相機不停地穿梭於古老凝重的城門與光怪陸離的現實之間，感受著兩個時代截然不同的速度——與二環路上賓士的汽車所代表的激情與躁動相比，城門所代表的那個時代顯得如此平靜、安詳。」李飛在報道中寫道。

照片拍出來，得到了李飛父親的高度評價：「哎呀，就是這個樣，很真實。」李飛父親1961年進京，見過大部分北京城門——當時，雖然雜草叢生，不怎麼受待見，可它們還在。隨著它們的消失，那種堪稱「生活的藝術」的老北京的活法兒，也一去不復返了。

1953年的西直門城樓。

現在的西直門城樓附近。

在電影里

重建北京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為此，詩人北島寫了《城門開》。

「在我的城市裡，時間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氣味兒、聲音和光線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衚衕和寺廟恢復原貌，瓦頂排浪般湧向低低的天際線，鴿哨響徹深深的藍天，孩子們熟知四季的變化，居民們胸有方向感。我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歡迎所有好奇的客人。」

北島所說的「瓦頂排浪般湧向低低的天際線」，在姜文導演的《邪不壓正》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在電影里，北京還叫北平，男主角彭于晏在屋頂上恣意奔跑，甚至騎自行車，如履平地。片方還特別發布了一個名為「北平之美」的短視頻，集合了片中關於北平城的鏡頭，亦真亦幻：正陽門車站前，火車踏雪而過，那不像在北平，而更像在東北雪原；前門箭樓、鐘樓還有狐狸塔（現東便門角樓）一掠而過；朝陽門和東四牌樓都還在，但在畫面下方打上了文字說明——朝陽門（1956年拆除）、東四牌樓（1954年拆除），以此提示觀眾，你們所見的，是CG特效重現的景象。

電影《邪不壓正》里的北京城。

姜文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能把梁思成哭著喊著沒實現的事，在電影里實現。不過，姜文引以為傲的屋頂世界，不是在北京拍的，而是在雲南石林搭景拍的——他在那裡搭了一座「北平城」。他的理由是：雲南的天空，更接近80年前北京的天空。

除了重現被拆掉的東四牌樓，姜文所說的「梁思成哭著喊著沒實現的事」，應該還包括梁思成當年改造老城牆的構想：

「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游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文化館或小型圖書館、博物館、茶點鋪；護城河可引進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在《邪不壓正》所展示的內城南城牆（現明城牆遺址公園）那一段里，姜文確實把城牆頂描述成一個可以騎自行車、可以走黃包車的市民公園。

電影《邪不壓正》劇照。

1920年代，東四牌樓，遠處可見朝陽門城樓。

西方攝影師記錄中國的來路

幫助我們重建記憶的，還有來自西方觀察者的影像記錄。

1844年，參加中法《黃埔條約》談判工作的法國海關問題專家于勒·埃及爾（Jules Itier）用達蓋爾相機為中方代表、兩廣總督耆英拍了一張正面肖像照。這張照片，被公認為中國最早的照片，也是西方人用影像記錄中國的開端。

這些影像記錄數量龐大。僅黃山書社出版的《西方的中國影像》叢書（共9冊）就收入13000餘幅照片，尚未出版的則更多。比如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的「中國歷史照片」項目，就收入了94位攝影師的照片。

正如老照片搜集者、譯者徐家寧所說，這些來自西方的攝影師所記錄的，是他們對中國最直接的觀感。因為此前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刻板印象，一些標籤式的題材不免被一拍再拍。

「不管早期的西方攝影師觀察中國的視角是否以偏概全，他們留下的照片無疑都成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們並不是為著給中國記錄歷史而來，但他們捕捉到的每一幅畫面，寫下的每一段附註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們講述『這就是真實存在過的中國』。」在為《中國與中國人影像》一書所寫的譯者序中，徐家寧這樣寫道。

1844年，廣州長壽寺。圖/

Jules Itier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收入蘇格蘭地理學家、旅行家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1867年至1872年在中國拍攝的223幅照片，被譽為「中國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記錄」。

約翰·湯姆遜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近代走向變革的開始——通商口岸開放，洋務運動興起。因此，在他的中國紀行中，除了拍下名山大川、宮苑樓台這些傳統景點，他也關注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奕?、李鴻章等主張洋務的官員，以及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等新生事物，他都多有著墨。至於不同地區、不同生存環境下的中國人，更是他感興趣的。他的鏡頭，對準的是一個變化中的中國。

「通過這些拍攝於1870年左右的照片，我們看到的人物、風光、建築、物什，不僅僅是1870年代中國的面貌，也是更長的時間跨度內、在某些方面甚至數千年都鮮有改變的關於中國的側寫。就在短短几十年之後，傳統的農業社會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一點點崩塌，這些照片所記錄的舊中國漸漸被歷史的洪流淹沒。……這個來自工業革命發源地、相信機器工業必然給中國帶來巨大改變的西方攝影師，確實用他的照相機、以更接近我們現代人認知的視角記錄了一個偉大文明在變革前夕所處的狀態，透過西方人探尋的目光，我們能看到今天的中國從哪裡走來。」

1871年，

福州金山寺。圖/

John Thomson

文化遺產不是石頭和建築，

而是價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

「眼前的事物是在流動變化的，唯有往昔是不可改變和清晰可辨的。只有從往昔的歷史中，我們才能學會理解世間盛衰無常的生活。」1906年至1909年在中國展開建築研究項目，並著有《尋訪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築》等6部論著的德國建築學家恩斯特·柏石曼這樣寫道。

恩斯特·柏石曼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出發點，跟梁思成夫婦如出一轍：他們都是為了從建築中揭示民族精神的核心。「我們希望解釋一下，為何在看到中國建築時從我們的靈魂中會升騰起一種寧靜而和諧的感覺。因為我們不僅為看到眾多建築和地面與周圍環境和自然的統一，以及自己成為建築與風景這個畫面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愉悅，而且我們還感覺到那些建築本身，不，甚至連同它們的裝飾物，都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一種鮮活的靈魂，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造成一種完全超脫淡泊的氛圍。」

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古建築中體會到了鮮活的靈魂，並為「自己成為建築與風景這個畫面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愉悅」，這種態度，是今天我們面對文化遺產時應該學習的。借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的說法，在討論文化遺產時，「我們不只是在談論石頭和建築。我們討論的是價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