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變革》：屢屢關進收容所的盲流，三十年後，出書獲獎

《私人生活的變革》：屢屢關進收容所的盲流，三十年後，出書獲獎

看這本書，想起看余華的《兄弟》，曾經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故事黑暗，充滿了性和狂亂，這都沒有關係，誰都知道現在就算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絕非天堂，人類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墮落。但，難道余華你也僅僅看到了這些，並只能用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眾生萬象』的故事來反映這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眾生萬象』的時代嗎？在閱讀過程中，我看不到什麼動人的情節和描寫，逐漸麻木到一目十行，用暢銷書的讀法來對待余華……這多少讓我有點心痛。」

幾年後，自己的閱讀興趣已經轉向，卻無意發現了一本書，可以作為《兄弟》的註腳。余華說，《兄弟》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前一個是特殊時期中的故事，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更甚於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我想我們有必要追問，這樣的巨變是如何發生的，怎樣衝擊著人們的私人生活？

閻雲翔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學者，我的這個判斷緣自他的個人經歷：十七歲時，因為飢餓，他一路從山東流浪到東北，被下岬村的村民收留，一呆就是七年；恢復高考的時候，閻雲翔看到身邊真有人考上回城，半年沒有下地幹活，破釜沉舟複習功課，結果被北大中文系錄取；後來他留學美國，師從張光直，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出版專著《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

閻雲翔觀察到這個村子裡的年輕一代日益追求浪漫愛情與夫妻間的親密關係，長輩的權威和傳統的孝道卻日漸衰落。「傳統家庭觀念強調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感情維繫以及個人為家庭利益作出犧牲。而以個人為中心的情感的發展以及個人慾望的合理化，與傳統的觀念發生了直接的衝突。下岬村的年輕一代，或者說以下岬村為代表的中國廣大的年輕一代，對個人權利格外重視，但卻通常無視個人義務的存在。這令閻雲翔不得不懷疑在中國「新興起的個人主義是否具有真正的獨立自主性」。

下岬村，普通又很特殊。當年，十七歲的閻雲翔，從山東老家一路北上，偶然來到這個距離哈爾濱五十公里的小村子。他飢餓、恐懼、委屈，出身不好，自認為是非法的。村民們討論、爭吵，還是克服了心理上、經濟上的困難收留了他，直到七年之後他考上北京大學。這期間，他跟村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是為了體驗，而完全是為了生活，他們給予他質樸的為人的信任與尊重。

後來，閻雲翔作為在哈佛大學受過教育的人類學者回到中國，選取他要研究的農村原型，在十幾個村子裡，只有下岬村是他「有感覺」的。十一年過去了，這裡的人還記得他，他們議論他，評價他，最終認為他「沒變」，仍親熱地把他當一分子。也因此，文中的村民，不是冷冰冰的被調查者，是閻雲翔的朋友、鄰居，熟悉的人，鮮活，會談論從社會到隱私的所有話題，會誇張、說謊，最終又說出尷尬的真心話，他們在幾十年中思想感情和個人生活的變化被描述得清晰可信。閻雲翔在文中一直竭力保持冷靜、客觀的研究筆調，看得出來，即便在揭示最殘酷的事實的時候，他都懷有對村民最大的尊重和理解，畢竟帶有歷史淵源的感情是迴避不了的。

雖然作者在前言中說「我並沒有打算將這個村子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來研究」，可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正是驅使下岬村民的私人生活變革的原動力。他們的生活境況和所面對的問題是具有代表性的。無論城市和農村，這五十多年來，歷史在發展，中國傳統的大家庭和其中蘊含的價值觀念正分崩離析，個人變得極為重要，怎麼妥善處理這樣過大化的「個人」卻未見良策。以「個人」來講，看看閻雲翔的經歷就能發現當代中國人面臨的劇烈變動，三十多年前被屢次關進收容所的盲流在二零零五年獲得了美國列文森圖書獎，這一獎項一年只頒發給兩位亞洲研究專著的作者。面對巨變，許多人明知「應該如此」卻已無暇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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