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寫給秦國君的二十四封信，讀完受益匪淺
原標題：商鞅寫給秦國君的二十四封信，讀完受益匪淺
商鞅寫給秦國君的二十四封信，讀完受益匪淺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布了變法的法令的命令。
鼓勵開墾荒地
不允許官吏留下當日的政務不辦，那樣邪惡的官吏就沒有空閑時間到百姓那裡謀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務不相互拖延，那麼農民就會有充裕時間來耕田。邪惡的官吏沒有時間到百姓中謀私利，那麼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就會有充裕時間來從事農業生產，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開墾了。
根據糧食的產量來計算田賦，那麼國家的田賦制度就會統一，而百姓承擔的賦稅才會公平。國家的田賦制度統一了，就會在百姓中有信譽，有了信譽大臣便不敢做不應做的事。百姓的負擔公平，就會謹慎對待自己的職業，百姓慎重對待自己的職業就不會輕易改變。如此百姓就不會議論君主不對，心中也不會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認為君主不對，心中也不恨官吏，那麼壯年農民就會儘力從事農業生產不改做其它行業。壯年人努力從事農業生產，那麼年輕人一定會不斷向他們學習，從事農業生產。年輕人不斷學習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不要因為外國的權勢來給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樣百姓就不會看重學問，也不會輕視農業，百姓不認為有學問尊貴，就會愚笨，百姓愚笨無見識，就不會到外國交遊。百姓不到外國交遊，那國家的安全沒有危險。農民不輕視農業，就會努力生產而不偷懶。國家的安全沒有危險，農民儘力從事農業生產不偷懶，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士大夫貴族的俸祿高並且收稅多，吃閑飯的人也眾多，這是危害農業生產的事，就要憑他們吃閑飯的人數收稅，從重役使他們。那麼這些邪僻、淫丄盪、四處遊說、懶惰的人就沒處混飯吃，士大夫貴族也沒有辦法多收留食客。這些懶惰的人就沒處混飯吃，就一定務農。人們都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商人不準賣糧食，農民不準買糧食。農民不準買糧食，那麼懶惰的農民就會努力積極從事農業生產。商人不準賣糧食，到了豐收年就不能靠賣糧謀利來增加享受了，那麼饑荒之年也沒有充裕的厚利可圖。沒有厚利可圖，那麼商人一定會害怕經商，會想去務農。懶惰的農民努力從事生產，商人也想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供人享樂的音樂和奇異的服裝不準在在外各郡縣流行，那麼農民出勞作時就不會看見奇異服裝，在家裡休息時聽不到使人喪失意志的音樂，那麼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會渙散。到田間勞動時看不見奇異的服裝，那麼他的心思一定會專心在農業生產上。心思專一且意志不渙散，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不準僱用傭工，那麼卿、大夫、家長就沒有辦法建築修繕自家府院的房屋，他們那些嬌生慣養的兒女就無法不勞動吃閑飯，懶惰的人也不能偷懶，那些靠給人作傭工生活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這樣他們就一定去務農。卿、大夫、家長不建房修房，那麼農業生產就不會受到危害。卿大夫嬌生慣養的兒女和不願從事農業生產的懶漢不再偷懶，那麼原有的農田就不會荒掉，農業生產不會受危害，農民更加努力從事農業生產，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廢除旅館，那麼姦邪偽詐、不安心本職、私下交遊、對從事農業生產遲疑不定的人就不會外出四處周遊，而且那些開旅館的人就沒有辦法謀生，那麼他們一定會去務農。這些人都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國家統一管理山林、湖澤，那麼討厭務農、怠慢懶惰、非常貪婪的人就沒有吃飯的地方。沒有吃閑飯的地方，那麼一定會去務農，這些人都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價錢，加重收取這些東西的賦稅，讓租稅的數量高出它的本錢十倍，如果這樣的話，賣酒、肉等東西的商人就會減少，農民也就不能縱情飲酒作樂，大臣也就不會荒廢政事而吃喝享樂。從事經商的人少了，那麼國家就不會浪費糧食。農民不能縱情飲酒作樂，那麼農民就不會懶惰。大臣不荒廢政事，那麼國家的政事就不會拖延不辦，君主也就不會有錯誤的舉措。國家不浪費糧食，農民不怠慢放鬆農業，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加重刑罰處罰措施，並且建立聯保組織，使他們互相監視，如果一個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處罰，那麼那些氣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鬥毆，兇狠強悍的人便不敢爭吵鬥嘴，懶惰的人也不敢到處遊盪，喜歡揮霍的人也不再會產生，善於花言巧語、心懷不良的人就不敢再進行欺詐。這五種人在國內不存在，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讓百姓不能隨便搬遷，那麼就會愚昧遲鈍。百姓愚昧遲鈍就安居不遷移，那些搖唇鼓舌迷惑農民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就一定會去務農了。愚昧無知、性情浮躁多慾念的人也能專心從事農業生產了，那麼農民就一定會安心務農。農民安心務農，愚昧遲鈍的人也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等同地發布有關卿大夫、貴族嫡長子以外弟子擔負徭役賦稅的法令，根據他們的輩份讓他們服徭役，再提高他們服徭役的條件，讓他們從掌管為服徭役之人供給穀米的官吏那裡領取糧食，他們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夠獲得，那麼他們就不再四處遊說或投靠權貴，就一定會去務農。這些人去務農，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國家的大臣諸大夫們，對那些有關博學多聞，能言巧辯，到外周遊居住外鄉之類的事都不準做，更不準到各郡縣去居住遊說，那麼農民就沒有地方能聽到奇談怪論。聽到蠱惑人心的學說。農民沒有地方聽到異端學說，那麼有智慧的農民就沒有辦法脫離他們原來從事的農業，而那些愚笨的農民就會無知識，不喜歡學問。愚笨的農民無知識，不喜歡學問，那麼就會積極務農。有智慧的農民不脫離他們原來所從事的農業，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命令軍隊的市場上不準有女子，還要命令內部市場上的商人自己給軍隊準備好鎧甲兵器，讓他們時刻關注軍隊軍事行動開始時的戰鬥動員 ；還要讓軍隊內部的市場不能有私自運輸糧食的人，那麼那些奸詐狡猾的人就沒有辦法找到隱藏糧食的地方，偷運來糧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運來的糧食，那些輕浮懶惰的人就不能到軍中市場上遊盪。偷運糧食的人沒有地方出賣，運送糧食的人全由國家派出，輕浮懶惰的人不能到軍中市場遊逛，那麼農民就不能四處遊盪，國家的糧食就不會浪費，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各郡縣的政令和統治措施必須一致，那麼到期離任和陞官的官吏就沒有辦法弄虛作假來粉飾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隱藏自己的錯誤舉動。錯誤行為不能隱藏，那麼官吏中就會沒有不正派的人。升遷的人不用粉飾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麼官史的從屬人員就會減少，農民的負擔就不會過重。官吏中沒有邪惡的人，農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惡的官吏；農民不用四處躲避，那麼農業就不會受到危害。官吏的從屬小吏少了，那麼徵收的賦稅就不會多。農民的負擔不重，那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就多。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多，徵收的賦稅也不多，農業不受損害，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加重關口、集市上商品的稅收，那麼農民就會討厭經商，商人就會對經商產生懷疑甚至懶得乾的思想。農民討厭經商，商人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產業懷疑，不願意經商，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根據商人家的人口數量向他們攤派徭役，讓他們家中砍柴的、駕車的、供人役使的、做僮僕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記註冊，並且按名冊服徭役，那麼農民的負擔就會輕，商人的負擔就會重，來來往往送禮的人就不會在各地通行。如果這樣，農民就不會飢餓，做什麼事也不用送禮講排場。農民不挨餓，做什麼事不送禮，那麼他們就一定會對國家讓做的事積極努力，並且個人的事也不會荒廢，那麼在農業上的事就會做好。農業上的事優先發展了，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命令運送糧食的人不能花錢雇別人的車，更不準運糧車輛在返回時攬載私人貨物。車、拉車的牛、車在運糧時的載重量服役時一定要同註冊登記時一致。如果這樣的話，那麼運糧車就會去得迅速回來得也快，運糧的事就不會危害農業生產。運糧不會危害農業生產，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不准許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並且給他們送飯吃，那麼奸民就沒有了依靠。奸民沒有了依靠，那麼他們做壞事就得不到鼓勵。做壞事得不到鼓勵，那麼奸民就沒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壞事的人沒有靠山，那麼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農民不會受到危害，那麼荒地就一定能開墾了。
農耕和作戰
平常國君用來勉勵民眾的是官職和爵位。可是國家得以興旺的根本卻是農耕和作戰。現在民眾用來求取官職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農耕和作戰，而是靠花言巧語和空洞無物的說教，這就讓民眾學習奸詐巧舌，不但不能興國，反而誤導了民眾。誤導了民眾，這個國家就一定會沒有實力；國家沒有實力，這個國家的力量就會被削弱。
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他教化民眾都是要求通過專心務農來得到官職和爵位。如果不這樣做就不會得到官職也沒有爵位。國家廢除空談，民眾樸實而且不放蕩，民眾看見國家給人們的好處都是從農耕與作戰這一途徑發出，那麼便會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就不會苟且謀求其它事。民眾不苟且謀求其它事，國家的實力就會雄厚，實力雄厚，國家就會強大。現在國境內的民眾都說：「農耕和作戰可以逃避，而官職和爵位同樣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華的豪傑都要改變自己的職業，而專研學習《詩》《書》，追隨其它諸候國的權勢，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祿，次一點也能得到一個官職；那些社會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經商，搞稿手工業，憑藉這種方式來逃避農耕和作戰。以上情況都出現，國家就要危險了，國君用以上兩種人來教育民眾，這個國家的實力就一定會削弱。
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糧倉雖然滿了也不放鬆農耕；國家的土地廣大，人口眾多，也不能讓空洞無物的言論泛濫，那麼民眾就會淳樸專一。民眾淳樸專一，那官職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語來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語來取得官職和爵位，那麼姦猾的人就不會產生。奸民不產生，君主就不會受迷惑。現在國內的民眾以及據有官職和爵位的人看見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談，詭辯的說教來獲得官職和爵位，所以官職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國家的法規獲得。因此這些人進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圖謀自己的私利，用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在下面賣弄權勢，謀取私慾。曲意逢迎君主圖謀自己的私利，就不會對國家有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得到爵位和厚祿；私下出賣國家權力就不是忠臣；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就是為追求金錢和財利。如果這樣的話，希望陞官的下級便說：「財產多了，那麼就能得到高官親安處之。」並且還說：「我不用上金錢財物待奉上級來取得升遷，那麼就會像用貓做食餌引老鼠上鉤一樣，一定不會有什麼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級來求得升遷，那麼就像手牽著已經斷了的墨線想校正彎曲的木材，更加沒有希望了。因為這兩種辦法都不能得到升遷，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眾，到處搜刮錢財來待俸上級而謀求陞官呢？」百姓說：「我積極務農，先裝滿國家的糧倉，收取剩下的糧食供養親人，替君主捨生忘死去作戰，來使君主尊貴，使國家安定。如果國家的糧倉空虛，國君地位就會卑微，家庭就會貧窮，假如這樣還不如謀取個官做。」親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會考慮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有才華的傑出人士會專心學習《詩》《書》，追隨外國的權勢；普通人會去經商，搞手工業，都靠這些來逃避農耕和作戰。君主用這種思想教化民眾，那麼國庫的糧食怎能不減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規嚴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歡賣弄，圖謀不軌的人。君主專心於農耕和作戰，所以民眾就不會苟且經營農耕作戰以外的行業，那麼國家的力量就集中到農耕作戰上。國家的力量集中就會強大，國家崇尚空談就會被削弱，所以說，從事農耕和作戰的民眾有一千人，而出現一個學《詩》《書》和巧言善辯的人，那麼一千人都會對從事農耕作戰鬆懈了。從事農耕作戰的民眾有一百人，出現一個人搞手工業，那這一百人就都會放鬆了農耕和作戰。國家依賴農耕和作戰而安全，君主依靠農耕和作戰才能尊貴。民眾不從事農耕和作戰，那是因為君主喜歡虛偽的空談而選用官吏失去了法規。依法選用官吏，國家就能做到社會安定；專心務農，國家就會富強。國家富強而又政治清明，這是稱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稱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罷了。
現在的國君僅憑考察人的才能和智能來使用他們，那麼聰明的人就會根據君主的喜歡愛恨來討君主的歡心，使官吏處理政務千方百計適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國家選用官吏就沒有了法規，這樣國家就會混亂，而民眾不會專心從事耕作和作戰，善於巧舌遊說的人就更加無法無天了。像這樣的民眾從事的其它職業怎麼會不多，而土地又怎麼能不荒蕪呢？《詩》、《書》、禮制、音樂、慈善、修養、仁愛、謙潔、善辯、聰慧，國家有這十種人，君主就無法讓民眾守土作戰，國家用這十種人治理，敵人到了，國土就一定被割削，敵人不來國家也一定會貧窮。國家沒有這十種人，敵人不敢來侵犯，就是來了，也一定會退卻；如果發兵前去討伐敵國，一定能取勝；如果按兵不動，不去討伐，就一定會富足。國家注重實力，謹慎地進攻。謹慎地進攻，就一定會興旺；喜歡空談的國家輕率地去攻打別國就一定會危險。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並不是能運用萬物，而是掌握了世上萬事萬物的規律和要領。因此他們治理國家的辦法就是辯明要領罷了。
現在治理國家的人多沒有掌握要領。在朝廷討論治國的方法時，說客七嘴八舌眾論不一，都想改變對方的觀點。因此，國君被不同的說法弄得糊裡糊塗，而官吏被這些言談弄得昏頭脹腦，國中的民眾也不願意從事農耕。所以那些國家的民眾都變得喜歡空談和巧辯了，更喜歡從事經商、搞手工業，逃避農耕和作戰，如果這樣，那國家離滅亡就不遠了。國家動蕩，而那些有知識的人討厭法規，商人善於變化，手工業者無所用，所以這個國家就容易被攻破。從事農耕的人少而靠巧言遊說吃飯的人眾多，所以這個國家就會貧窮危險。那些危害農作物的螟蟲等害蟲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壽命很短，但只要它們出現一次，民眾就會因蟲害歉收，幾年沒有飯吃，現在一個人種地卻供一百人吃飯，那麼這些人比螟蟲等害蟲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如果這樣，雖然《詩》、《書》，每個鄉一捆，每家一卷，對治理國家一點用處也沒有，也不是將貧窮變富有，將弱國變強國的辦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為的君主拋棄空談，依靠農耕和作戰來變貧為富，變弱為強。因此說：如果一百人從事耕作，一個人閑著，這個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十個人從事農耕，一個人頭著，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半人從事農耕，有一半人閑著，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所以治理國家的人都想讓民眾務農，國家不重視農耕，就會在諸侯爭霸時不能自保，這是因為民眾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諸侯國就來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敗。這個國家的土地就會被侵佔，從此一蹶不振，到那時就來不及想辦法了。
聖賢的君主懂得治理國家的要領。因此命令民眾都把心放在農業上。民眾專心務農，那麼民眾就樸實好管理，有誠信就容易役使，民眾誠實便可以用來守城作戰。民眾專心耕種，那麼就很少有奸詐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願遷移，民眾專心於農耕作戰，那麼就能用獎賞和懲罰的辦法來鼓勵上進，民眾專心於農耕作戰，就可以用他們來對外作戰。民眾同君主親近，並為了法度去犧牲自己，那麼他們早晚就會都去從事農耕作戰。民眾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為他們看見靠空談遊說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貴的地位，商人也可以發財致富，手工業者也能以此養家糊口。民眾看到這三種人的職業安適，又可以得財利，就一定會逃避農耕和作戰。逃避農耕，那麼民眾就會輕視自己的居住地。輕視自己的居住地，那麼就一定不會替君主守土作戰。凡是治理國家的人都害怕民眾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眾能將心思集中在農耕上。如果民眾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一年，國家就能強大十年；如果民眾專心於農耕和作戰十年，國家就能強大一百年；如果民眾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一百年，國家就能強大一千年，強大一千年才能稱王於天下。君主制定賞罰作為教育民眾的輔助手段，所以對民眾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國家也就會有成績。
稱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統治民眾的辦法，所以不等君主實行賞罰民眾便親附於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祿而民眾便從事農戰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罰而民眾就拚死效命了。在國家危亡、君主憂慮的時候，巧言善辯的空談之士成群，但對國家的安危沒有任何益處。國家面臨危亡，君主憂慮是因為遇上了強大的敵國。君主不能戰勝強敵，攻破大國，那麼就要修整用於防禦的設施，考察地形，集中民眾力量來應付外來的戰事，這樣災難就可以消除了，而稱王天下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應專心於農耕和作戰，清除那些無用的東西，禁止民眾學習那些空洞浮華的學問和從事遊說等不正當職業，讓他們專心於農耕，這樣國家就能富強，民眾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現在各國國君都擔心自己的國家危亡而且軍事力量薄弱，卻願意聽遊說之客空洞的議論，說客們成群結隊，絮煩無有的言談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君主愛聽他們的辯說，不去探求這些言談的實用價值，因此說客們非常得意，無論走在什麼地方都巧言詭辯，一夥又一夥成群結隊。民眾看這些人能用這種本領取悅王公大臣，便都學習他們。於是這些人結成黨羽，在國內高談闊論，夸夸其談，普通人喜歡這麼做，王公大臣高興他們這樣。因此國中民眾務農的人少而靠遊說吃飯的人多。遊說的人多，那麼從事農耕的人便會懈怠，務農的人懈怠了，那麼田地就會荒蕪。學習花言巧語空談成風，民眾就會放棄農耕而高談闊論。民眾放棄農耕，改為靠高談闊論吃飯，並且憑花言巧語獲取尊崇。所以民眾遠離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結隊。這就是使國家貧窮、軍隊薄弱的原因。如果國家憑空談使用民眾，那麼民眾就不喜歡從事農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歡空談不能用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開疆闢土，只有聖明的人治理國家靠專心於農耕和作戰，集中民眾的力量罷了。
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
國家專心從事耕戰一年，就能強大十年，專心從事耕戰十年，就能強大一百年；專心從事耕戰一百年，就能強大一千年。能夠保持一千年都強大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國家有威嚴，就能以一取十，憑藉名聲來取得實力，所以能夠有威勢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能積蓄實力卻不能使用實力的國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會削弱；能積蓄實力也能使用實力的，叫攻打敵國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強大。因此，消滅虱害，使用實力，攻打敵國這三點，國家使用當中的二項，捨棄當中的一項，一定強大；假如三項全用，國家就會有威力，稱王天下。
政事在十里之內才能做出決斷的，國家就弱，在五里之內能做國決斷的，國家就強大。在當日就能處理好當天的政務，就能稱王天下，在當夜才能處理好當天的政務，國家就強大，第二天才能處理好當天政務的，這樣的國家就會被削弱。
登記民眾的人數，活著的登記造冊，死了的人要從戶口冊上消除掉。如果這樣，民眾就不能逃避稅租，田野上就沒有荒草，那麼國家就能富足，國家富了也就強大了。
用刑罰消除刑罰，國家就能大治；用刑罰招致辭刑罰，國家會混亂。所以說：加重刑於輕罪，弄罰就是不用也能將事情辦成，這樣的國家才能強大；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用刑輕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罰，犯法的事情卻不斷發生， 國家會被削弱，重的刑罰產生實力，實力能產生強大，強大能產生威力，威力能產生恩惠，恩惠從實力中產生。崇尚實力能用來成就勇敢作戰，作戰才能產生出智慧和計謀。
有了金子，糧食就沒有了。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糧食這種東西價格低賤，而從事農耕的人多，買糧食的人就少，農民就貧困，奸詐的商人就活躍，如果這樣兵力就弱，國家的實力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一兩黃金輸入到國境內，十二石的糧食就會運到國境外；十二石糧食輸入到國境內，黃金一兩運到國境外，國家喜歡在境內積聚黃金，那麼黃金和糧食都會喪失，糧倉和金庫都會空虛，國家會弱小；國家喜歡在境內囤積糧食，那麼糧食和黃金都能產生，糧倉、金庫都會充實，國家就強大。
強國要知道十三個數目：境內糧倉數、金庫數、壯年男子、半年女子的數目；老人、體弱者數目，官吏、士人的數目，靠遊說吃飯的人數，商人的數目，馬、牛、喂牲口飼料的數目。想要使國家強大，不知道國家的這十三個數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雖然眾多，國家也難免越來弱，直到被別國分割。
國內沒有對君主有怨言的民眾叫強國，如果發兵去攻打別國，那麼就要按軍功的多少授予他們官職和爵位，就一定會取勝。如果按兵不動，從事農耕，那麼就按生產繳納糧食的多少，授予官職和爵位，國家就一定富裕。發兵打仗就能戰勝敵人。按兵不動就富足的國家就能稱王天下。
題記：商鞅在這一節論述了如何治理民眾的問題。
巧言善變，聰明有智謀，是民眾違法亂紀的助手；儒家繁瑣的禮節，使人渙散意志的音樂，是導致民眾放蕩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擔保、舉薦，是罪惡的庇護所。壞事有了幫助才能四處流行，放蕩有了引導才能做起來，錯誤有了根源才能產生，罪過有了庇護的場所就無法制止。這八種東西結成群，民眾就會不受府法令的限制國家就會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壓制住民眾，兵力就會強大。所以，國家如果有這八種東西，國君就沒有辦法派遣民眾去防守和打仗，國家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國家沒有這八種東西，國君就有辦法役使民眾去防守和打仗，國家就一定興旺，直到稱霸天下。
用所謂的善民治理民眾，那麼民眾就只愛他們的親人；用所謂的奸民治理民眾，那麼民眾就會遵守國家的法制。民眾結合起來就會互相掩蓋過失，這就是所謂的善；使民眾疏遠分開，互相監督。這就是所謂的奸。表彰所謂的良民，民眾的罪過就會被掩蓋起來；任用所謂的奸民來治理，那麼民眾中的過錯就會受到懲罰。民眾的錯誤被掩蓋，那麼民眾就會凌駕在法規之上；民眾的罪過受到懲罰，那麼國家的法規就能壓住民眾。民眾凌駕在法規之上，國家就會混亂；法規限制住民眾，國家的兵力就強大。所以說，用所謂的良民整理國家，國家就一定會亂，直到被削弱。用所謂的奸民治理國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國家，直到強大。
國家用難以獲得的實力去攻打其他國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國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談去攻打其他國家，用一分力量會損失百倍的力量。國家喜歡實力，這叫用難以得到的東西去攻打別國。國家喜歡空談，這叫用易於獲得的東西去攻打別國。民眾喜歡做空談之事，國家就難以役使他們去從事農耕和作戰，國家的法規督促民眾作難以做到的事，戰爭中利用民眾這些實力去攻打別國，動用一份力量能獲得十倍的收穫；國家的法規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戰爭中用民眾所難具備的東西攻打別國，那麼出十分的力量會損失百倍。
刑罰重了，爵位顯得尊貴；賞罰少了，刑罰才更威嚴。爵位尊貴，這是君主愛護民眾；刑罰有威嚴，民眾才能拚死為君主效命。所以強盛的國家使用刑罰，民眾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獎賞，那麼君主就會受到尊重。法令周詳，那麼刑罰就會繁多；法令簡明，那麼刑罰就會減少。民眾不服從管治國家就會混亂，混亂了又去治理它，就會更亂。所以治理國家要在社會安定的時候，那麼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亂的時候去治理，就會更亂。民眾的心情本來希望國家安定，他們做的事情卻是國家混亂。所以使用刑罰，對民眾犯的輕罪施行重的刑罰，那麼輕微的犯罪就不會發生，嚴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現了。這就叫國家安定的時候去治理。使用刑罰，犯重罪的重罰，犯輕罪的輕罰，那麼輕微的犯罪不能制止，嚴重的犯罪就更無法制止了。這就叫在民眾亂的時候去治理。所以輕罪重罰，那麼刑罰能除掉而事情也能辦成，國家就會強大；使用刑罰有重有輕，那麼刑罰雖然用了，犯罪的事卻仍然發生，國家就會被削弱。
民眾打仗勇敢，那麼國君就應該用民眾想要的爵位來獎賞他們；民眾膽小，那麼就用他們討厭的刑罰消除他們的膽怯。因此，對膽小的民眾用刑罰出去膽怯，那麼他們就會變得勇敢；對勇敢的民眾使用獎賞，那麼勇敢的民眾就會拚死效力。膽小的民眾變勇敢，勇敢的民眾拚死效力。所向無敵的國家，一定能稱霸天下。
民眾貧窮，那麼國家就弱，民眾富裕，那麼就放縱自己，民眾放蕩就會產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樣的危害，國家就會被削弱。所以對窮人用刑罰，迫使他們務農以增加收入，這樣就會富足；對富裕的人用鼓勵他們買官的辦法，使他們減少財富，就會變窮。治理國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貧窮的變富裕，富裕的變貧窮。貧困的變富裕，國家就會強大；富裕的變貧困，農民、官吏、商人這三種職業就不會有虱害產生。國家能長久強大，有沒有虱子一樣的危害產生，一定能稱霸天下。
刑罰（實際上是指實行法治）能產生實力，實力能產生強大，強大能產生威力，威力能產生恩惠，恩惠從刑罰中產生。因此刑罰多了，那麼獎賞就豐厚了；獎賞少了，那麼刑罰就顯得過分嚴厲了。民眾有喜歡的也有討厭的，民眾所喜歡的事中有六种放盪的事情，他們討厭四種難做的事。國家放任民眾中這六种放盪的事，國家實力會被削弱；國家推行四種民眾畏難的事，兵力就強大。所以能稱霸天下的國家，刑罰就用在九個方面，獎賞卻只從農戰這一個方面出。刑罰用的面多，那麼六种放盪的壞事就能制止；獎賞從農戰這一個方面出，那麼四種畏難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盪的事情被制止，那麼國家就沒有姦邪，四種難做的事能推行，那麼軍隊（在列國中）就沒有敵手。
民眾所想得到的東西很多，可是能獲得爵位的途徑只要農耕和作戰一條路，民眾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過這條路，那麼就無法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所以民眾必須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那麼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國家就會強大。國家力量集中又用來對外對外打仗，國家就會更加強大。因此，能夠創造實力而又能使用實力的國家，叫做攻打敵人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強大。堵塞謀求個人私利的門路，用來斷絕民丄主的妄想。只打開獎勵民眾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這一條路，用來滿足民眾的需要。讓民眾一定先做他們所厭惡的，然後獲得他們想得到的東西，所以國家的實力才能雄厚。實力雄厚卻不使用，那麼民眾得到爵位的願望就會落空了；民眾謀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麼民眾就會產生私心；民眾有了私心，那麼國家的實力就會被削弱，因此，能夠創造實力，不能使用實力的國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國家，一定會被削弱。所以說：能夠稱霸天下的國家，不儲存實力，民眾家中也不囤積糧食。國家不儲存實力，是為了調動民眾的力量；民眾的家中不存糧食，是國家要把糧食儲藏在官倉中。
治理國家有幾種情況：在民眾的家中能決斷是與非的國家，能稱霸天下，由官吏來決斷事情的國家就強大，由國君來決斷事情的國家就弱。輕罪重罰，刑罰就能去掉。按法規來選用官吏，國家就能治理好。要減少刑罰，就要在民眾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眾互相監督，互相約束，對那些揭發犯罪者的獎賞不可失信。發現姦邪一定要告發它，那是由於民眾的心中能判斷是非。國君發布的命令民眾明白應響應。器物在民眾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確。所以成霸業的君主如何實行獎賞和刑罰在民眾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該是什麼樣在民眾家中能明確一樣。社會政治清明，那麼民眾就會心齊，社會正當黑暗，民眾對問題就會產生異議。民眾同君主的意見相同，國家的法令就能執行，民眾同君主政見不同，國家的法令就不能實行。國家的法令就能執行，國家就能治理好。國家的法令就不能實行，國家就會混亂。國家能治理好，是因為民眾在家中就能判斷對錯。國家混亂，那就要君主做決斷。治理國家最可貴的是在民眾中作出決斷，所以十個村子以內做出決斷的國家弱，在五個村子以內做出決斷的國家強。事情在民眾家就能決斷地，官府的辦事時間就會不足。因此說：在當夜把一天的事處理好的國家強大。政事必須由君主來決定的國家就會忙亂。所以說第二天才以能處理好政務的國家會削弱。因此，實行法治的國家，官吏處理政務不必聽從君主，民眾處理事務也不必聽從官吏。
題記：
算地就是計算土地，
這一節中商鞅論述了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與土地的關係，充分利用土地與強國的關係。
一般國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戰時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開墾荒地時不計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狹小而人口眾多，人口的數量超過了國家所擁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寬廣而人口少，土地面積超過人口數量。人口數量超過國家擁有的土地，就一定要開闢疆土；土地面積超過人口，就要想辦法招來人口開荒。要開闢疆土，就要成倍地擴大軍隊的數量。可是人口超過了國家佔有的土地，那麼國家取得的功績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積超過人口數量，那麼國家的山林，湖澤、財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棄自然資源，任民眾放蕩，遊手好閒，這是君主在事業上的過失，可是現在從君主到臣民都這麼做，因此，人口雖多而軍隊的實力卻很弱，土地雖廣而國家的實力卻很少。
過去君主統治國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澤占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國土面積的十分之四，這是前代帝王的正確規定。所以治理國家給民眾分配耕地使人數少於耕地數。每個農民分得五百畝，國家得到的稅收不足以養活一個士兵，這是因為土地不足以完成這樣的任務。土地方圓百里，派出兵士一萬人，人數少於土地數。最好的辦法是，讓國家可耕種的土地足以養活那裡的民眾，山地、森林、湖泊、沼澤、山谷足夠供應民眾各種生活資料，湖泊、沼澤的堤壩足夠積蓄水源。因此，軍隊出征作戰，糧食的供應充足而財力有餘；軍隊休息時，民眾都從事農耕，而積存經常富足，這就叫利用土地備戰的規則。
現在君主擁有方圓幾千里的土地，而糧食還不夠用來準備打仗，裝滿糧倉，可軍隊卻與鄰國為敵，所以我為君主擔憂這件事。土地廣大卻不去開墾，同沒有土地相同，關鍵在於開墾荒地；用兵的辦法關鍵在於實行統一的獎賞。堵塞民眾從耕戰之外獲得私利的途徑，那麼民眾就一定會歸屬到農耕上；民眾歸屬到農業上，就一定淳樸。民眾淳樸，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獎賞。那麼民眾的力量就會凝聚在對敵國打仗上，如此就定能獲勝。根據什麼知道會這樣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眾樸實，就會造就勤勞的品質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氣，人貧窮了就會產生智謀而衡量個人得失。肯奉獻自己的力氣就會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齊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餓了就要尋找食物，勞累了就尋求安逸，痛苦了就尋找歡樂，屈辱了就追求榮耀，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個人私利時，就會違背禮制的規定；追求名譽時就會喪失人性的特徵。根據什麼說他們這樣呢？現在盜賊向上違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丟失了臣子的禮儀，因此他們的名聲受到恥辱而生命有危險，他們仍然不想停止，這是因為利益關係。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溫暖皮膚，吃的不能填飽胃腸，為的是磨練自己的意志，辛勞自己的四肢，從傷害自己的五臟，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寬廣，這不是人性的普遍規律，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為名利。所以說名和利聚集到一塊，那麼民眾就會順從它。
君主掌握著給民眾名和利的大權，而能獲得功績和名聲的根本是依靠統治方法。聖明的君主弄清權力的情況而掌權，弄明白統治方略再役使民眾。統治方法，是君主治國的關鍵。所以，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喪失了統治政策卻不危險，君主沒有統治方法而國家不混亂的情況從嚴也沒有過。現在君主想要開闢土地，統治民眾卻不明白統治政策，想讓大臣各盡職盡責而不確立治國方法，所以國家有不服從的民眾，君主有不聽命的大臣。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在國內讓民眾來隸屬於農業，對外讓民眾考慮對敵作戰。從事農耕，是民眾認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眾認為最危險的事。民眾做自己信為痛苦的事，干自己認為危險的事，這是出於一種打算。所以民眾活著就要考慮自己的利益，死就會考慮自己身後的名望。對民眾所追求的名和利的來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來源是土地，那麼民眾就會竭力耕地；名譽來源於對外作戰，那麼民眾就會拚死打仗。對內讓民眾竭力種地，那麼荒地就不會荒蕪；對外讓民眾拚死作戰，就能戰勝敵國。能戰勝敵國而荒地又不荒蕪，富強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現在不是這樣。國君更加賣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國家的當務之急。他們身上有堯舜一樣的品德，但他們所建立的功績卻趕不上商湯和周武王。這是因為他們掌握權柄的過錯。請讓臣說說他們的過錯。治理國家假如放棄權力而任用喜歡空談的人，那麼雖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績卻少。因為使用《詩》、《書》的空談遊說之士，那麼民眾就會四處遊盪輕視君主；作用那些隱逸之士，那麼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且誹謗君主；作用勇士，民眾就會爭強好勝不重視君主的禁令；手工業者被任用，那麼民眾就輕浮好動而喜歡遷移；有錢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贏利，那麼民眾就會依靠他們而議論君主。如果這五種人被國家選用，那田地就會荒蕪而軍隊的戰鬥力會削弱。喜歡空談的人的資本在於巧言善辯，隱士的資本在於他的高潔心志，勇士的資本在於勇氣，手工業者的資本在於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於他自身。所以，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隨身攜帶，民眾把自己謀生的資本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而且到了國外都投靠外國挾帶藉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歸附私門，就是像堯、舜這樣的賢明君主也難以將國家治理好。因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種情況，就能建立功業。聖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東西勝過他們難以擁有的東西，必須用他們難以具備的東西來超過容易獲得的東西。如果人們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戰勝他們，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戰勝他們。由於人們愚昧，那麼他們就不會吝惜自己的力氣而難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願出力氣。古代神農教會人們耕田而成為天下帝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軍隊而征服一天下諸侯，這是因為諸侯們屈服於他們的強力。現在世人多機巧而且民眾多放蕩，正是仿效商湯和周武王的時候，可是君主們卻做神農當年做的事，順從世俗的禁忌，放棄了法治。所以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也混亂，這是因為他們特別認真去做的事情都錯誤的結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衡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麼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民眾躲避國君約束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農業，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多制定禁令，用來限制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決民眾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麼就會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家鄉而討厭外出了。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託到土地里，而很少去託身外國危險之地。民眾將資本寄託到土地里就會淳樸，託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儘力而作戰積極。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沒有資本，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子也不會這麼做。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清國家的根本在耕戰，就能制定適當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麼國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繁忙而功績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刑罰是禁止姦邪的工具。賞賜是輔助刑罰的工具。羞恥、侮辱、疲勞、痛苦是人民憎惡的對象。顯貴、光榮、安逸、快樂是人民追求的對象。如果國家的刑罰不是可以憎惡的東西，官爵、俸祿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這就是亡國的預兆了。如果該受刑罰的人隱藏漏網，那麼百姓就邪僻遊盪，不以刑罰為苦，對於君上存著僥倖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貴、光榮不出於一個門路，那麼官吏就要追求勢力、巧取名譽。百姓不怕犯法，刑罰就要頻繁；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頻繁而又錯亂，國家的奸人就會多起來。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產，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因而荒廢，國家就因而貧窮。土地荒廢，人民就要詐騙。國家貧窮，國君就缺少財物進行賞賜。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還有地位，官吏就會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還穿著錦衣，吃著肉，百姓就會貪圖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有功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利益，就會誇示自己的奸巧。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工具。現在國家設置官爵，而人們認為可恥；制定刑罰，而人們認為可樂。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錯誤了。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設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輕重相當。任用群臣，要討論勞績，根據功勛。這樣，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就會平衡了。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盡他們的力量，國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權力了。
題記：開塞即開已塞之道。商鞅所說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湯和周武王用武力統一天下的道路，他認為時代已經變化，反對用儒家仁政一統天下。
開天闢地之後人類誕生了。在這個時候，人們只知道自己的母親卻不知道自己的父親，他們處世的原則是愛自己的親人，喜歡私利。愛自己的親人，就會區別親疏，喜歡謀求私利，就會心存邪惡。人多，又都區別親疏，心存邪惡為自己，那人類就會混亂。這個時期民眾都儘力制服對方來竭力爭奪財物，這樣就發生的爭鬥。發生了爭鬥又沒有一個正確的準則來解決，那人們就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賢人確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確標準，主張無私，因此人們喜歡仁愛這一準則。此時只愛自己親人的狹隘思想被廢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確立了。凡是講仁愛的人，都把愛護、方便別人當作自己的事務，而賢德的人把推舉賢人當作自己的處世原則。人口眾多，而沒有制度，長期把推舉賢人作為治理準則，就會發生混亂。所以，聖人順應當時社會的發展形勢，制定了關於土地、財貨、男女等的歸屬權。名分確定了而沒有制度不行，因此設立了法令；法令確立了而沒有人來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設立了官職；官吏有了而沒有人統一領導不行，所以設立了君主。君主確立了崇尚賢德的思想就廢除了，而尊重顯貴的思想又樹立了起來。如此看來，遠古時代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人們的思想是推崇權貴而尊重官吏。崇尚賢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則是推舉賢人，可是設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賢人的準則沒有用了。親近親人，是以自私自利為原則，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這三個不同時代，不是做的事互相違背，而是人們原來遵循的規則有問題，所以人們原來重視的東西更改了，這是因為社會形勢變了，而人們所要施行的標準也就不一樣了。所以說：統治天下的原則是有規律的。
君主統治天下的標準是一個方面，而大臣輔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標準又是一個方面，他們所奉行的的原則不同，而他們所遵行的準則卻只有一個。所以說民眾愚笨，那麼智慧就能稱王天下；世上的人聰明，那麼雄厚的實力就可稱王天下。民眾愚笨就會力量有餘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聰慧，就智七有餘有實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學，力量用盡了就會服輸。所以神農教會人們從事農業生產而稱王天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實力而征服了諸侯，這是屈服他的實力。民眾愚笨，心中沒有知識，就要向別人請教；貢人聰明，可是當用儘力量時就會屈服。所以靠智慧稱王天下的就會拋棄刑罰，用實力來征服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眾。
聖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於現狀。效法古代就會落後於時代，局限於現狀就會阻礙社會民發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時代。三代統治方式不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所以建立王業有一定原則，而守住王業的辦法卻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奪取政權，卻又順從君主的原則來治理國家，用武力奪取天下，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業靠的卻是禮制。現在強國致力於用武力兼并別國，弱國所做的事是儘力防守，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夏兩個時代，而近古時代不遵循商湯、周武王的治國原則。像商湯、周武王那樣統一天的方法補被拋棄了，所以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商湯、周武王統一天下的方法已經被塞堵很久了，可現在的君主沒有誰能開啟這些方法，因此，沒有出現第四個像夏、商、周三代那樣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聽進去我的這番話，今天我願意用實際效果來說明這個道理。
古代的民眾淳樸又寬厚，現在的民眾乖巧而虛偽。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眾放在首位；現在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罰。這個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現在社會上所說的不義，就是要確定民眾所討厭的，廢除民眾的所喜歡的。現在二者名實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確立民眾所喜歡的，那麼民眾就會被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傷害；確立民眾所討厭的，那民眾就會享受他所喜歡的東西。憑什麼知道是這樣呢？人憂慮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樂就放蕩，放蕩了就會產生喜歡安逸的懶惰思想。因此用刑罰治理民眾就會畏懼，就不會有邪惡的事發生，沒有邪惡的事發生，民眾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快樂了。用道義來教化就會放縱自己，民眾放縱自己就會作亂，民眾作亂就會被民眾所討厭的東西傷害。我所說的刑罰，就是實施道義的根本；而現在所說的義是暴亂的原因。治理民眾的人，如果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去治理，最終民眾一定能得到他們的喜歡的；如果用他們所喜歡的來治理，民眾一定受害於他們討厭的東西。
政治修明的國家，刑罰多而賞賜少。政治混亂的國家，賞賜多而刑罰少。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家，刑罰有九分，賞賜有一分。削弱的國家，賞賜有九分，刑罰有一分。人的罪過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罰有重有輕；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賞賜有多有少。這兩項是世人常用的法則。但是刑罰加在人民已經犯了罪的時候，姦邪就不會斷絕。賞賜用在人民所認為「義」的上面，那麼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罰不能除去姦邪，賞賜不能遏止罪過，國家必亂。因此，成就王業的國君，把刑罰用在人民將要犯罪的時候，所以大的姦邪才不產生；把賞賜用在告發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過也不致漏網，治理人民能夠使大的姦邪不產生，使小的罪過不漏網，國家就治理好了。國家治，就必定強。一國這樣做，他的國家就可以單獨治安。兩國這樣做，戰爭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這樣做，最高的道德就會重新建立起來。所以我認為殺戮、刑罰能夠歸於道德，而「義」反倒合於殘暴。
古代人們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亂，所以要求有首領。如此看來，天下的人之所以願意有首領，是為了追求天下安定。現在有君主而沒有法規，它的危害程度與沒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規而不能制止混亂和沒有法規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沒有國君，卻又喜歡超越他的法律約束，那麼天下的人就都會感到不明白。對天下民眾來說沒有比國家安全的益處大的事，而治理國家沒有比確立君主的統治地位大的事。確立君主的原則沒有比施行法治的意義大的；實施法治的任務，沒有比除掉邪惡急需的了；去掉邪惡的根本沒有比嚴厲刑罰更厲害的了。所以稱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罰歸勸民眾；追究民眾的過錯，不理會民眾的善舉，用刑罰除掉刑罰。
題記：壹言就是論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
凡是建立國家，對於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國家的政務不可不謹慎處理，國家該從事的根本之業不能不集中。國家的制度合於時勢，那麼國家的風格就能改變，而民眾就遵守服從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麼官吏中就不會發生邪惡的的事；國家的政務統一，那麼民眾就服從國家調用；國家所從事的根本之業專一，那麼民眾就會聽從使用；事業集中，那麼民眾就會喜歡農業而願意打仗。聖人確立法令政策、改變風俗的目的，是讓民眾早晚從事農耕，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眾所以肯為國家拚死效力，那是因為君主在朝中設立榮譽名稱和爵位，設置了明確的獎賞和懲罰的制度，民眾不用靠空談、請託私人門路便能為國家立功。民眾所以喜歡從事農耕而願意打仗，是因為看見君主尊重從事農耕和作戰的人士，輕視那些喜歡空談和靠技藝吃飯的民眾，更鄙視到處遊說的人。所以民眾專心從事農戰，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會在國中顯貴，進入朝廷為官。君主打開為國家出力的門路，而堵住為權貴效命的行私請託的門路，用這種辦法達到吸引民眾力量的目的；為私人效力不能在國家中顯達，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請託。如果這樣，為國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勵，那麼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實現，而荒地就能得到開墾了，四處遊盪的民眾就會停止，而邪惡的犯罪現象也就不會發生。治理國家能集聚民眾的力量專心從事務農作戰，國家就會強大；能夠使民眾從事根本之業（農耕），禁止商業、手工業，國家就會富足。
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能集聚民眾的力量，也能消耗民眾的力量。制度清楚，民眾的力量就能集中，民眾的力量集中了卻不消耗使用不行，民眾為國家出力卻得不到回報，那麼就會發生動亂。因此，治理國家的人，他集聚民眾的力量是為了使國家富裕，使軍隊強大；消耗民眾的力量，是為了消滅敵人鼓勵民眾立功。如果國君只打開為國出力受賞的門，而不堵住為私人效力請託的門路，那麼民眾的智謀就會增長；民眾的智謀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麼就會發生邪惡的事。堵住私人門路而不打開為國家出力受賞的門路，那麼民眾就會糊塗愚昧；民眾糊塗又不被使用，那麼民眾的力量就無處用；民眾的力量無處使用，又不用來攻打敵國，那麼就會產生虱害。所以集中民眾的力量用於專心務農，消耗力量用來攻擊敵人。治理國家貴在使民眾努力的方向一致，民眾專一那麼就淳樸，淳樸就會務農，民眾務農就會變得勤勞，勤勞就會富裕。讓富人用錢買丄官爵，消耗他們的財產，他們就不會放蕩；用刑罰制止他們放蕩，就會去務農。所以能集中民眾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眾的力量的國家一定會亂，只能使用民眾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眾的力量的國家一定滅亡。因此君主知道調劑這兩個方面，國家就強大；國家不知道調劑這兩個方面，這個國家就會被削弱。
民眾沒有治理好，這是因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國家的法規不能嚴明執行，那是因為國君助長了動亂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鬆統治措施，不能助長動亂因素；國君掌握大權，主持朝政，根據法律治理國家，在朝堂上捕獲姦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沒有邪僻的行為；獎賞、刑罰決斷得有憑據，做出的各種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規矩。如果這樣，那麼國家的制度清楚而民眾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設置的爵位尊貴，而各類人物也能被任用。現在列國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眾，卻滋長了產生動亂的因素。並不是他們樂意讓民眾亂，這是因為他們固守過去的陳規舊習而沒有弄清楚當前的形勢。這樣的話，他們對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東西卻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現狀卻趕不上時代的發展，不明白社會風俗在變化，不了解治理民眾的情況，因此濫用獎賞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罰，減少刑罰又使獎賞沒有效用。君主設立了刑罰可民眾不服從，獎賞的財務用盡了邪惡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眾對於國君，都是先接受刑罰的約束而後受到獎賞。因此，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現狀，根據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來制度適應的政策，考察社會風俗來制定法令。假如對法度的確立不考察民眾的具體情況設立它，就不會成功；對政策確立能適應當時形勢要求使用它，就不會相抵觸。所以英明稱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國家，一定慎重去做，認真考察情況，將思想集中在專心於農耕和作戰上。
題記：錯通「措」，就是施行的意思。可譯為實行法治。
我聽說：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眾就沒有犯罪的邪惡行為；發動戰爭，就會造就幹練的人才；實行賞罰，軍隊就會強大。這三個方面是君主治理國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眾沒有邪惡行為，這是因為國家的法度嚴明而民眾認為對自己有利；進行戰爭能造就人才，這是因為功勞分明，民眾就全心全意為國家出力；施行賞罰軍隊力量強大的原因是指爵祿俸祿而說的。爵位俸祿是軍隊用來獎賞的財物。因此，君主頒發賜予爵位俸祿，必須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國家就會一天天強大；遵循原則不公正，國家就會一天天削弱。所以發出爵位俸祿的原則公正還是不公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那些被削弱的國家，亡國的君主，並不是沒有頒發爵位俸祿，這是因為他們頒發爵祿所用的方法是錯誤的。三王五霸，他們所運用的方法不過是授予爵位、獎賞俸祿，可是他們所達到和功效與其他君主相比高一萬倍，原因是他們獎賞爵祿的原則正確。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眾時，重用他們，一定是因為他們對國家的功勞，獎賞他們一定要加在他們在功績上。論功行賞原則明確，那麼民眾就會爭著立功。治理國家能讓民眾爭著立功，那軍隊就強大了。
本來是處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隸，這是因為貧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國家卻相互兼并，這是因為國家強弱不同；因為擁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國家有的強大有的弱小，這是政治昏庸與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擁有道路與居報，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眾就能吸引過來；假如置身於進行買賣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財富。戰友有土地就不能說貧窮，擁有民眾就不可以說自己弱。土地被正確使用就不愁沒有財富；民眾被正確役使，就不會懼怕強暴的敵人。君主的品德聖明，法令能執行，那麼就能使民眾所有的力量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東西，役使不屬於自己的民眾。
英明的君主所重視的，只是按照實際情況授予官爵，依據實情授予爵位，使他們感覺到榮耀顯貴了。假如不榮耀，那麼民眾就不急於得到爵位；假如覺得不顯貴那民眾就不會追求爵位；爵位容易獲得，那麼民眾就不認為君主賜給的爵位尊貴。頒發爵位，給予俸祿獎賞不遵循正常的門路，民眾就不會拚死爭奪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歡和討厭的東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眾。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眾的愛好和厭惡的習性。民眾的喜好和厭惡是使用獎賞和刑罰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歡爵位俸祿而討厭刑罰，所以君主設置這兩樣逢迎民眾的志向，而設立民眾想要的爵祿。民眾用盡了力，那爵位也隨著得到，建立了功績，那獎賞也跟著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讓他的民眾相信這一點像想念明亮的太陽和月亮一樣，那軍隊就會天下無敵了。
君主有爵位頒發，軍隊的實力反而弱，有俸祿發放，可國家依然貧窮，有的國家法度確立了，而社會政治還是亂了，這幾種情況是國家的禍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寵臣的求情請託，而把有功勞的人放在後面，那爵祿頒發了，而軍隊就實力就削弱了。民眾不拚死作戰而利祿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祿發放了而國家卻貧窮了。法令沒有標準，而國家的事務一天天增多，結果是確立了而社會政治混亂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眾使他們一定用盡全力來謀求立功的事，功績建立了，而富貴便隨之而來，除此之外國家沒有私下的獎賞，所以國家的政令就能夠成功執行。像這樣就會君主英明，臣子忠誠，政績顯著而軍隊強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根據民眾為國家出力的情況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據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擔憂不勞累便將功績建立了起來。
法度的標準確立了，法令才可以執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對待自己。離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鳥獸身上細小的毛卻不能將他的好眼力轉給別人，烏獲能舉起上萬斤的重物，卻不能將大力氣轉給別人。聖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稟性，也不能轉給別人，但是功業卻可以建立，這是因為憑藉法治啊。
題記：戰法就是作戰方法，本篇論述了作戰致勝的根本原則。
一般說來，戰爭的策略必須以政治上的勝利為根本。有政治上的勝利，人民才不爭奪。人民不爭奪，才不逞個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為意志。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君的政治，使人民鄉里械鬥就膽怯，和敵人作戰就勇敢。人民習慣於用力量攻打兇險的地方和強悍的敵軍，所以沒有怕死的心情。
看見敵兵像水決一般地崩潰，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說：「大戰打勝了，追趕敗兵，不要超過十里。小戰打勝了，追趕敗兵，不要超過五里。」
軍隊一動，先要衡量敵國。我們的政治趕不上敵國，就不要和它作戰；我們的糧食趕不上敵國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敵兵比我們多，我們就不要做進攻的客軍；敵國一切都趕不上我們，我們就向它進攻，不必猶豫。所以說：用兵的重大法則在於謹慎，研究敵情，考察雙方兵力的多少，或勝或敗，是可以預先知道的。
稱霸天下國家的軍隊，打了勝仗不驕傲，打了敗仗不抱怨。打了勝仗不驕傲，是因為戰術高明，打了敗仗不抱怨，是因為知道了打敗仗的原因。
如果敵我雙方軍隊實力強弱相當，將領的水平超過敵人的就能獲勝，將領的水平不如敵人的就會打敗仗。假如戰前的決策出朝廷的謀劃，將領超過對方的會取勝，將領不如對方也能取勝。在政治上長期掌握獲勝的戰術，國家就一定能強大。直到稱王天下。如果民眾服從並聽信君主的治理，那麼國家就會富強，而且軍隊打勝仗，執行這一原則，就一定能長期稱王天下。
用兵的錯誤，要害是輕敵冒進，使軍隊背靠險地，渡過邊塞，使眾人疲倦而饑渴交加，再加上遇到疾病流行，這是錯誤的用兵方法。所以將領役使民眾，像騎一匹馬似的，不能不小心啊。
題記：立本就是確立根基。商鞅認為強兵戰勝敵人的方法有三：一是用兵之前推行法治，二是用法治形成民眾積極從事農戰的風氣，三是讓這種風氣成為統一戰爭的工具。
凡是用兵作戰，獲勝的根本有三：軍隊還沒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眾形成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的風氣；風氣形成了，那戰爭所需要的人、財、物等工具便有了。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在國內具備了，然後軍隊才能出征。實現這三點有兩個條件，一是君主輔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實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確立。如果仗著自己人多勢眾，那就像用茅草蓋房子，雖然多但不結實。依仗武器裝備美觀那叫浮華取巧，卻不實用。仗著虛名那叫欺詐虛偽。這三個方面，君主依賴其中一條，那他的軍隊就一定被對方戰勝。所以強大的國家一定要使他的軍隊具備勇敢頑強地戰鬥意志，有了鬥志就能盡全力打仗，拼盡了全力打仗，軍隊就會有無窮的潛力，這樣的軍隊才能無敵於天下。國家的政策法令實行了，財富就會積累起來，財富積累起來，那國這家的獎賞就能增加。獎賞專門發給有戰功的人，君主頒發的爵位就尊貴，爵位尊貴，國家的獎賞就會產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說軍隊誕生於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異，風俗有法治的約束才能形成，而又隨法治不斷發生變化，取得勝利的優勢在於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這三個方面清楚了國家就強大就可以確立了。因此，強大的國家一定社會安定，社會安定的國家一定強大；富裕國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國家一定富裕；強大的國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國家一定強大。所以說社會安定強大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題記：兵守即軍隊防守，這一節商鞅論述了防禦的方法。
四面受敵的國家重視打防禦戰，背靠大海的國家注重打進攻戰。假如四面受敵的國家喜歡發兵進入自己鄰國，國家就危險了。因為四面的鄰國一旦不同發起戰爭，而自己就要四處派兵迎戰，所以說國家危險。四面作戰的國家，如果不能有上萬戶的城邑駐守數以萬計的軍隊，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所以說四面受敵的國家務必要打防禦戰爭。
防守有城牆的城鎮，不如用民眾決死一戰的力量與敵人有生力量作戰。如果這樣，那城牆就是攻下了，由於守軍拚死抵抗的力量，入侵者也不能將城上的守軍全部殺死，入侵都就無法進入城內，這就叫用拚死抵抗的力量與敵人作戰。城牆上的守軍如被全部殺死，入侵者假如打開進城的通道，但是他們一定極為疲勞，而城內的軍隊以逸待勞。用以逸待勞的兵力同疲憊的敵軍作戰，這就叫用精力充實的有生力量同疲憊的敵人作戰。因此都說：「圍攻城鎮的擔憂是因為擔心守軍沒有不為守衛自己的城鎮拚死打仗的。」這三種情況，如果入侵者考慮不夠，這是將領戰術上的錯誤。
守衛城鎮的基本原則是增強自己的力量。因此，假如有敵人來犯，就要馬上整理簿冊發出徵兵文告，招足人數眾多的三支軍隊，根據入侵者先頭偵察戰車的數量分別抵抗。這三支軍隊是：壯年男子組成一支軍隊，壯年女子組成一支軍隊，男女中的年老體弱的組成一支軍隊。壯年男子組成的軍隊，讓他們吃飽飯，磨好武器，排開來等待敵人的到來；壯年女子組成的軍隊，讓她們吃飽飯，背上裝土用的籠子，排列開來等待上級的命令，敵軍到了，就讓她們用土堆成難以通過的障礙，挖好陷井，毀壞橋樑，拆除房屋，如果來得及運走，就把拆下的東西運走，如果來不及就將這些東西燒掉，使敵人無法得到用來幫助攻城的東西。年老體弱的組成的軍隊，讓他們去放牧牛、馬、羊、豬，將草木中它們能吃的收集到一起餵養它們，以便獲得壯年男女軍隊的食物。要謹慎地讓三支軍隊不要互相往來。壯年男子到壯年女子的軍隊中，那男子就會愛上女子，那些壞人就會想出放縱的壞主意，而國家就會滅亡；壯年男子喜歡住在一起，他們害怕早晚聽到戰爭的消息，到這時就是勇敢的民眾也不願意作戰了。壯年男子到年老體弱的軍中去，老人會讓他們感到悲傷，體弱的人會讓強壯的憐憫；有悲傷、憐憫之情埋在心裡，就會讓勇敢的民眾改變主意，而膽小的民眾就不敢作戰了。所以說，謹慎地讓三支軍隊不要互相往來，這是增強防守力量的方法。
題記：勒令即嚴格執行法令。
嚴格執行君主的法令那麼官府中當天的政務便不會拖延。執行法度公正，那麼官吏中就沒有邪惡之爭發生。法度已經確定，君主就不應該用那些所謂仁義道德的空談來破壞法度。委任那些在農戰中有功勞的人，那麼民眾就少說空話；委任那些所謂的講仁義道德的善良人，那麼民眾就多喜歡空談。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層決斷政事，在五個村子之內就能做出決斷的，這樣的國家一定能稱王天下，在十個村子之內就能做出決斷的，這樣的國家一定強大，隔一夜才將事情處理好的，國家會被削弱。用刑罰來治理國家，用獎賞激勵民眾去作戰，任用所謂的「姦邪之人」，而不用「善良之人」。如果法度確立了而不再更改，那麼就會顯示出法度的地位，民眾就會明辨處罰的法令，民眾心中對處罰的法令弄明白了，處罰自然停止使用了。貴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各都市中尊貴的爵位、豐厚的俸祿都要在征戰中立功獲得。國家沒有邪惡不守法的民眾，那麼都市中也沒有違法的交易市場。如果豪華的生活用品多，從事商業的人多，農業生產就會鬆懈，邪惡的事就會發生，那麼國家就會被削弱。民眾有了多餘的糧食，讓民眾用糧食換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麼農民就不會懶惰了。四寸長的竹管子沒有底，一定裝不滿。授給官職，給予爵位不靠功績，對爵位的慾望就像就像沒有底的竹管一樣。
國家窮而一定從事作戰，那麼對國家有危害的事就會在敵國發生，沒有六種像虱子一樣有害的東西，國家一定強大。國家富足而不作戰，苟且偷生的事就會在國內發生，國家有了六種虱害，國家就一定會被削弱。國家根據戰功授予官職，給予爵位，這就叫用官爵來增加智慧和謀略，用官爵鼓勵勇敢作戰。用官職、爵位增加智慧和計謀，用官職鼓勵民眾勇敢作戰，這樣的國家一定無敵於天下。國家根據戰功授給爵位，那麼政務就會簡明，空談就會少，這就叫用政務除去政務，用空談去掉空談。國家按照像六種虱子似的東西授給官職、賜給爵位，那麼政務就會繁多，空談就會產生，這就叫用政務招來政務，用空談招致空談。那麼君主就會被空談之士所迷惑，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惡風氣搞亂，姦邪的大臣便得志了，有功於國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擠出去，這就是治理國家中所犯的錯誤。君主墨守儒家宣傳的各種思想就會混亂，堅守讓民眾專一從事農耕和作戰這一思想來治理國家，國家就會治理好。法度已經確定，而國君喜歡任用像六種虱子一樣對國家有危害的人，國家就會滅亡。民眾都選擇務農，國家就會富裕。像六種虱子似的危害的東西不再使用，那麼士兵、民眾都會爭相鼓勵而願被君主使用，國境內的民眾都爭著以從事農耕作戰為榮，不認為這樣做恥辱了，這是最好的方面。差一點的情況是，民眾被獎賞所鼓勵，被刑罰所阻止。再差一點的情況是，民眾討厭為君主去從事農戰，他們為此擔心，以從事農戰為恥辱，他們注重修飾自己的外表而憑這個四處遊說，認為為了拿君主的俸祿與君主交往就恥辱，用這種方法躲避農耕作戰；同外國勢力交往，為自己準備後退之路，如果這樣，國家就危險了；有人寧肯挨餓受凍甚至死亡，也不願意為了利祿的原因去作戰，這是亡國的風氣呀。
六種虱害：是禮制，音樂；是《詩經》《尚書》；是修養、仁慈，是孝順長輩，尊重兄長；是誠實有信用，是正直廉潔；是仁愛、道義；是反對戰爭，是以參加作戰為恥。國家有這十幾種有害的東西，君主就沒有辦法讓民眾從事農耕作戰，國家一定會貧窮直到被削弱。如果這十幾種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結隊，這就叫君主的統治不能超過他的臣下，官府對民眾的治理不能超過他的民眾，這就叫做六種虱子似的危害壓過了國家的政策法令。這十幾種思想如果有根基，國家一定會被削弱。因此，興盛的國家不用這十幾種思想統治國家，所以國家的實力雄厚，天下各諸侯國沒有能入侵它的。軍隊如果出戰，就一定能奪取土地；奪取了土地，就一定能佔有它；如果按兵不動，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輕視也不會受毀謗，受到別人的重視也不會被人詆毀遭到損害，只要事業有成效建立功勛就能獲得官職和爵位，雖然有詭辯的口才，也不能因為這一點而排在別人的前面，這就叫用法度來治理。憑自己的實力去攻打別的國家，出一分力會獲得十倍的收穫；憑空談去攻擊別的國家，出十分力會喪失百倍的代價。國家喜歡實力，這就叫用別人難以得到的東西進攻別的國家；國家喜歡空談，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東西去攻擊別的國家。
加重刑罰，減少獎賞，這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拚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這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拚死奮鬥。爵位利祿出自一個途徑，那麼國家就會無敵於天下；爵位利祿出自兩個途徑，那麼國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處；爵位利祿出自多個途徑，那麼國家的安全就難保了。加重刑罰，能嚴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嚴明，是因為有六種像虱子一樣的東西作怪。信奉像六種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麼民眾就不會願意被君主役使。因此，興盛的國家刑罰實行了，那麼民眾就會與君主親近，獎賞實行了，民眾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實行刑罰，對那些犯輕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輕刑（諸多學者認為此句當為衍文，與此篇文字多有類似的《韓非子》
聖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關鍵，所以他治理民眾能掌握最關鍵的東西。如果掌握獎賞和刑罰用專一從事農耕和作戰來培養仁德，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繼續。聖明的君主在統治民眾時，一定能得到他們的真心擁戴，所以，能在農戰中用他們的力量。實力能產生強大，強大能產生威力，威力能產生恩德，恩德又產生於實力。只有聖明的君主才能擁有實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繼承仁義。
題記：徠民就是招來民眾。當是時秦地廣人希，三晉人多地少，民眾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議秦孝公對外來移民採取優惠政策，將三晉民眾招來秦國，以便開墾荒地，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有方圓百里的地方，假如山、丘陵占國土的十分之一，湖泊、沼澤占國土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國土的十分之一，城鎮道路占國土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國土的十分之四，可以用這些土地養活約五萬個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其中的山、丘陵、湖泊、沼澤、山谷河流可以供給各種原料，城鎮道路足夠它的民眾居住，這就是先古帝王制定的劃分土地的定律。
現在秦國土地有五個方圓一千里的地方，可是能種莊稼的田地還不能佔到十分之二，井田數不到一百萬，國中的湖泊、沼澤、山谷、溪流、大山、大河中的原材料、財寶又不能全部被利用，這就是人口與廣闊的土地不相稱啊。成秦相鄰的國家是三家分晉後的韓、趙、魏三國；秦國想要用兵攻打的是韓、魏兩國。這兩個國家土地面積狹小，而人口眾多，他們的房屋雜亂地交錯在一起；其中經商之民向上不能填報自己的姓名，在下面又沒有土地和住宅，卻領帶狡詐的職業經商、從事手工業來維持生活；人們在山北山南和湖澤的低洼處挖洞居住的超過半數。這些國家的土地不夠供養它的民眾生存，似還超過了秦國民眾不夠用來住滿他的國土的程度。猜想民眾的心情，他們所想要的東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晉也確實沒有，秦的田地等有多餘也是一定的。像這種情況韓、趙、魏三國的民眾也不向西進入秦國，原因是秦的士階層憂愁而民眾辛苦。我個人認為大王的官吏雖然聰明，而見解卻錯誤了。他們所以不去爭取三晉的人民，是吝惜爵位和重視免租免役。他們說：「三晉所以弱的原因，是由於三晉人民追求快樂，朝廷又輕易准人免租免役，輕易給人爵位。秦國所以強的原因，是由於秦國人民甘願勞苦，朝廷又不輕易准人免租免役，輕易給爵位。如果我們也多給人民爵位，延長免租免役的時間，就是放棄秦國所以強的原因，造成三晉所以弱的原因了。」這就是大王的官吏重視爵位、吝惜免租免役的說法。我個人認為這種話不對。我們所以叫人民吃苦來加強兵力，是為了攻打敵國，實現自己的願望。兵法說：「敵國兵力弱了，我們兵力就強了。」這是說我們沒有失掉進攻的條件，敵人就失掉自衛的條件。現在三晉戰不勝秦國，已經四代了。自魏襄王以來，他們野戰打不過秦國，守城必定被秦國攻下，大小戰爭，三晉割給秦國的土地及其它損失，是數不過來的。像這樣，他們還不屈服，是因為秦國僅能取得他們的土地，而不能奪去他們的人民。
現在大王發布大的優惠政策，凡是各諸侯國來歸附的人，立刻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賦稅，不用參加作戰。秦國四界之內，嶺坡、土山、窪濕的土地，十年不收賦稅，並把這些都寫在法律中，足夠招來上百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先時我說：「猜想民眾的心情，他們所想要的東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晉也確實沒有，秦的田地等有多餘也是一定的。像這種情況韓、趙、魏三國的民眾也不向西進入秦國，原因是秦的士階層憂愁而民眾辛苦。」現在賜給他們田地住宅，又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賦稅，這就是給他們想要的，又不讓他們干討厭乾的事。這樣，秦以外六國的民眾沒有不向秦來的。況且這不只是說空話，實際也是這樣的。因為從各國來的民眾充實了荒蕪的土地，開發了那裡的天然寶物，使一百萬人從事農業生產，他們所創造的好處很多，難道僅僅是不喪失進攻的力量嗎？
秦國的擔心的是發兵去討伐敵國就會貧窮，安定下來務農敵人就得到休息。這就是大王所不能將兩方面都辦好的事。過去三代國君都打了勝仗，可天下諸侯國卻不服氣。現在用秦原有的民眾對付敵國的軍隊，而讓新招來的民眾從事農業生產，軍隊雖然住在國外上百天，國境內也不會耽誤一點農時，這就是富國強兵兩方面都能成就的功效。我所說的用兵，不是要全部發動盡數使用，而是要調查清楚國境內所能供給軍隊的糧食和草料。天下諸侯國有不服從的，那大王用這些軍隊在春天包圍他們的農田，夏天去吃他們貯藏的糧食，秋天奪取他們已經收割的糧食，冬天挖出他們藏好的糧食，用強大的武力動搖他們的國本，用寬厚的文德安撫他們的後代。大王如這麼做，十年以內各諸侯國中會沒有與秦國不一條心的嗎？大王為什麼還要吝嗇爵位，捨不得免除役賦呢？
伊闕和華陽之戰的勝利，秦國軍隊砍了很多人頭後又向東進攻。向東邊進攻沒有什麼好處也是很明白的，而大王手下的官吏認為能建立大功勛，原因是這樣能損害敵國。現在我們用沒有開墾過的荒地招來韓、趙、魏三國的民眾，再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這樣對敵人的破壞同戰勝敵人帶來的破壞有同樣的效果，而秦國又獲得韓、趙、魏三國民眾種的糧食，這不是進攻和生產兩個方面都能做出成就的妙計嗎。況且秦國在伊闕之戰、華陽之戰、長平之戰中損失了多少呀？秦國原有的民眾和招來的民眾因戰爭不能從事農業生產的又有多少啊？我個人認為沒有辦法計算了。假如大王的臣子們當中，有人運用這些兵力，只使用這些兵力的一半來削弱韓、趙、魏三國的實力，使秦國強大，像取得三次戰役的勝利一樣大王一定會增加賞賜。現在我所說的方法，是讓民眾不服一天的徭役，官府不浪費多少錢，可是它卻能在削弱韓、趙、魏三國的實力，使秦國強大方面遠勝過那三次戰役，大王卻認為不可行，我就真的愚昧到了不明白的程度了。
齊國有個叫東郭敞的人，理想遠大，希望自己能擁有極多財富。他的徒弟請求他救濟，他不給，說：「我打算用錢財爭取獲得一個爵位。」徒弟很憤怒，離開他到宋國去了。有人說謊：「這個人愛惜沒有獲得的東西，因此還不如將錢先送給他現有的徒弟。」現在韓、趙、魏三國有民眾而秦國還吝惜免除他們的徭役和賦稅，這也是愛惜他們沒有的東西，反而失去已擁有的徒弟嗎？上古的時候有堯舜，當時被人稱頌；中古時候有商湯、周武王處在君主的位置上而當時的民眾都信服。這四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們的稱讚，但他們治理國家的方法卻不能被以後的統治者拿來使用。現在如免除三代的徭役的賦稅，那麼韓、趙、魏三國民眾就能全被招來了。這招來三晉民眾的事不是靠大王您的賢明地在現在確立，而讓後世的人替大王採用嗎？那麼看來不是聖人的說法特別，而是聽從聖人的教導很難啊！
題記：即獎賞與刑罰。商鞅主張「壹賞，壹刑、壹教」，「刑無等級」。
譯文：
聖人治理國家的辦法，統一獎賞，統一刑罰，統丄一教化。實施統一獎賞，那麼軍隊就會無敵於天下；實行統一的刑罰，那麼君主的命令就能實行；實行了統丄一教化，那麼民眾就會聽從君主的役使。公正高明的獎賞並不浪費財物，嚴明的刑罰不殺人，修明教育不改變風俗，而民眾卻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國家也沒有特殊的風俗。公正高明的獎賞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獎賞，嚴明的刑法到一定時候就可以不用刑罰，修明教育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教化。
所說的統一獎賞，就是指利益、俸祿、官職、爵位都專一根據在戰爭中的功績賜給，沒有其它不同的恩惠。因此聰慧、愚昧、富貴、低賤、勇敢、膽怯、賢德、不賢德的，都全部用盡自己的智慧、竭盡自己的全部力量，出生入死而替君主賣命。天下的英雄豪傑像流水一樣追隨君主，所以軍隊就天下無敵而政令得以在天下貫徹實行。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誰敢在野外同他的軍隊對抗，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不敢守衛城鎮。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如果有在原野中同它對抗的軍隊，只要戰爭打起來就會讓他全軍覆沒；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小國如果防守城池，只要他一進攻就會登上他的城池。打仗就一定消滅別人的軍隊，進攻就一定佔領別人的城池，那麼所有的城池便都能佔領它，天下所有的諸侯都能來朝貢，即使對立功的軍隊多加獎賞，財務怎麼會浪費不足呢？從前商湯在贊茅建立國家，周文王在岐山下的周原建立國家，方圓也只有百里。商湯與夏桀在鳴條的原野上開戰，周武王與商紂王在牧野地區交戰，他們都大敗夏桀和商紂王的強大軍隊，最後商湯和周武王都劃分土地，分封諸侯，凡是堅守陣地的士兵，回到家鄉後都按社裡登記入冊的人口擁有土地，戰車放在那裡不再乘坐，將馬放到華山的南坡，將牛放到弘農一帶的地里，一直到老死也不收回來。這就是商湯和周武王的獎賞啊。因此說：贊茅、岐周的糧食，如果用來獎賞天下的人，每個人還得不到一升；如果用贊茅、岐周的錢獎賞天下的人，每個人還不能得到一文錢。所以說：本來只擁有方圓百里土地的君主，卻封自己的大臣為諸侯，這些諸侯的封地也比他們原來的國土大；對臨陣的士兵，回到家鄉後都擁有里社按書冊登記人口分得的土地；他們的獎賞所涉及的對象，甚至放寬到了牛和馬，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善於使用天下的財物，用來獎賞天下的民眾。所以說：公正高明的獎賞並不浪費財物。商湯、周武王已經攻破了夏桀、商紂王，國內沒有什麼禍害，天下十分安定。他們修建了五種倉庫，收藏起來各種兵器，停止了征戰之事，實行文化品德教育。將兵器倒著放好，不再征伐打仗，大臣們都穿著朝服，將朝笏插在腰間，創製了音樂，用來彰明自己的功德。正當這個時候，獎賞和利祿都不實行，可是民眾卻很有規矩。所以說：公正明確的獎賞達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獎賞了。
所說的統一刑罰是指使用刑罰沒有等級，從卿相、將軍、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聽從君主命令的，違反國家法令的。違反國家禁令，破壞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可以處以死罪，不赦免。從前立過戰功，但後來有觸犯刑罰的事發生，也不因此而減輕刑罰。從前做過好事，又在後來犯過錯誤，也不因此而破壞法令。就是那些忠臣、孝子犯了罪也一定根據他們罪過的大小來判斷。執行法令的官吏，擔任現職的官吏有不實行君主法令的，也犯了死罪，決不赦免。而且刑罰株及到了他們的父、母、妻子的身上。官吏四周的人，知道他們的罪過，並能向君主揭發檢舉他們罪行的人，自己不僅能免受刑罰的處分，而且不分富貴貧窮，都能繼承那位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祿。所以說：加重刑罰，株連他們的父、母、妻子，那麼民眾就不敢以身試法，也就等於沒有刑罰了。古代帝王制定的法令，有將人處死的，有砍斷犯人的腳的，有在犯人臉上刺字再塗上墨的，這不是追求傷害民眾，而是要用來禁止姦邪阻止犯罪。因此禁止姦邪阻止犯罪，沒有什麼辦法能比得上使用重刑。刑罰重就一定能捕獲犯人，那麼民眾就不敢以身試法了，所以國家就等於沒有受刑罰處治的民眾。國家沒有受刑罰處治的民眾，因此說嚴明的刑罰不是為了殺人。晉文公想要嚴明刑罰使百姓親近服從他，於是招集所有的卿相、大夫一塊待千宮、顛頡來晚了，執法官請示晉文公定他的罪，晉文公說：「對他用刑吧。」執法官於是砍斷了顛頡的脊梁骨來示眾。晉國的將士、民眾議論起這件事都很懼怕，相互說：「顛頡是國君寵愛的大臣，觸犯了刑律都腰斬來示眾，何況對於我們了。」後來，晉文公發兵進攻曹國及衛國的五鹿，回軍時又推翻了鄭國的矮牆，命令衛國的田壟一律改東西方向，用來方便自己國家的兵車通過。晉國一位三軍將領和士兵，如下令停止前進，他們就像被砍斷了肢一樣站立，命令他們進攻，走路像流水一樣迅速。三軍的將領和士兵沒有誰敢於違反禁令。
因此晉文公一借用顛頡犯輕罪而處以重刑腰斬的辦法，晉國就得到了治理。過去周公旦殺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說：「他們是犯了法令的人。」天下的人都說：「親兄弟犯了罪過都執行法律，更何況我們這些疏遠的人了？」從此天下人都知道周公將刑罰用在了朝廷內，國境內的秩序得到治理。因此說：「公正嚴明的刑罰用到一定程度，等於沒有刑罰。」
所說的統丄一教化，是指那些見聞廣博，聰慧而富有辯才的人，所謂的誠實廉潔、精通禮制音樂、有道德修養、結成朋黨、保舉信譽、顛倒黑白的人，不能因為這個而富貴，不能因這個本事而評論法令刑罰，不能因為這個獨自創立私人的學說，並用私人學說向君主陳述自己的思想。對那些頑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對那些鋒芒畢露的要挫敗他。即使所謂的聖明睿智、花言巧語、阿諛奉承、忠厚純樸的人，也不能憑藉不是在戰場上立功而欺騙君主得到好處。如果這樣，那些富貴的家族門第，也只能在戰場上立功受賞罷了。只有那些能打仗的人，才能踏進富貴的大門。那些驕橫跋扈的人，就會受到一定刑法的懲處而不能得到赦免。這樣，那些父親伯叔、兄弟、相知相識的朋友、男女親家，志同道合的人，都說：「我們務必要加倍努力的地方不過在戰場上罷了。」因此，那些正當年富力強的人都一定努力作戰，年老體弱的人努力從事防守，那些死在戰場的人不後悔，活著的人互相鼓勵，這就是我說的統丄一教化。民眾中想要得到富貴的，都是到死後蓋上棺材才停止，可富貴的門一定都是面向當兵的，所以民眾聽說要打仗便互相慶賀。民眾起居飲食時所唱的歌謠，全是打仗的事。這就是臣所說的嚴明教育到一定程度等於沒有教化。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獎賞、刑罰、教化三件事。聖明的人不能通曉一切，而是明白萬事萬物的要領。因此他統治國家，抓住要領而達到通曉一切，所以只實行這三種教育就能取得很多功績。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容易明白卻很難實行。所以聖人不用稱讚，平凡的君主不一定要廢掉；殺人不算殘暴，獎賞人不算仁愛，這是因為國家法律嚴明公正。聖明的人憑功績授官職賜給爵位，因此賢德的人不用擔憂，聖人不寬恕別人的錯誤，不赦免罪犯的刑罰，因此那些邪惡的事無法發生。可見，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只是考慮統一獎賞、統一刑罰，統丄一教化而已。
題記：畫策即謀劃策略。商鞅認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途徑是統一天下的兼并戰爭，否則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天下無寧日。他指出要「制天下」一定要「先制其民」，要治理國家的民眾就要實行法治。
譯文：
過去昊英氏統治的時代，讓民眾砍樹捕殺野獸，那是因為當時民眾少而樹、野獸多。黃帝治理天下時不讓人們捕殺幼小的野獸，不讓人們吃鳥蛋，官吏沒有供自己使喚的奴僕，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黃帝做的事不一樣，卻都稱王於天下，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神農治理天下時，男人耕種而使人有飯吃，女人織布讓我們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軍隊就能稱王天下。神農死了，人們開始以強凌弱，靠人多勢重欺壓人數少的氏族，因此黃帝制定了關於君臣和上下級之間的道德準則，父、子，兄弟間的禮儀，夫妻之間的婚配原則，對內使用刑罰，對外用軍隊征伐，同樣是因為時代變了。由此看來神農並不是比黃帝高明，可是他的名聲卻很高，這是因為他順應了時代變化。因此用戰爭消滅戰爭，雖然進行戰爭也是可以的；用殺人消除殺人，雖然殺了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罰消滅刑罰，雖然加重刑事罰也是可以的。
過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眾的人。能夠戰勝強敵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眾的人。因此制服民眾的根本在於控制民眾，就像冶煉工人對黃金冶煉的控制，制陶工人對泥土的使用一樣，這個根本不堅固那民眾就像飛鳥和野獸，有誰能控制他們呢？治理民眾的根本方式是實行法治。因此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就是用法律來遏制民眾，而名聲和土地就都增加了。
君主的名聲尊貴，擁有廣闊的土地，最後達到稱王天下，什麼緣故呢？名望低微，土地面積減少，甚至最後滅亡，又是什麼原因呢？是因戰敗了。沒有打勝仗而不稱王天下，沒有打敗仗而不滅亡的國家，這是古今也未曾有過的事。民眾作戰勇敢，打仗就會獲勝，反之則會失敗。能讓民眾專心作戰的君主，民眾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眾專心作戰的君主，民眾打仗就不勇敢。聖明的君主看見稱王天下的功業只能在戰功中獲得，所以要求全國的民眾當兵。走進一個國家，觀察這個國家的治理方法，軍隊被充分運用國家就強大。憑什麼知道民眾被君主使用了呢？那就是民眾看見打仗，就像飢餓的狼看見了肉一樣，那麼民眾就被使用了。
一般來說，戰爭是民眾討厭的東西，能讓民眾喜歡去打仗的君主就稱王天下。強大國家的民眾，父親送他的兒子去當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當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當兵，他們都說：『不能得到敵人的首級不要回來！』又說：『不遵守法律，違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鄉里會治我們的罪，軍隊中又沒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們要搬遷也沒有地方可去。』軍隊的管理辦法是將五個人編成一伍，實行連坐，用標記來區分他們，用軍令來束縛他們。逃走了也沒有地方居住，失敗了沒有辦法生存。所以三軍的將士聽眾軍令就像流水一樣，就是戰死也不掉轉腳跟向後退。」
國家治理混亂，不是因為它的法度混亂，也不是因為法度被廢棄不用。國家都有法律，但卻沒有讓法律一定實行的辦法。國家雖有禁止邪惡犯罪，對盜賊處以刑法的法令，但卻沒有使邪惡、盜賊一定能捕獲的辦法。作邪惡之事、偷盜的人要處死刑，可是犯奸、偷盜的現象卻不斷發生，這是由於做了壞事不一定能被抓住。就是一定能抓住卻仍有邪惡、偷盜的事發生，這是因為刑法輕的原因。刑法輕，不能成功地處治犯罪；假如能捕獲，受刑罰處治的人就多。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只處罰不守法的人，不獎賞善良而守法的民眾，因此，不用刑罰民眾也善良守法。是因為刑罰重了。刑罰重，民眾不敢觸犯刑法，因此也就沒有刑罰；民眾沒有誰敢做不該做的事，這時全國的民眾都守法。因此，不獎賞守法的良善人而民眾都善良。不可以獎賞善良的人，就像不能獎賞盜賊一樣。因此，善於治理國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樣的人變得誠實可信，而何況像伯夷這樣的人了？不會治理國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樣的高潔之士也可疑，更何況跖了？假如形勢使人不能做壞事，即使是跖一樣的人也可以信賴；假如形勢能讓人做壞事，即使是伯夷一樣的高潔的人也可疑。
國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亂。英明的君主處在國君的地位上，它所選用的人一定有賢德的才能，那麼法令便掌握在賢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賢德的人手中，那麼法度就能在下面實行，不賢德的人就不敢做壞事，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處在國君的位置上，它所選用的一定都是不賢德的人，國家就不會有嚴明的法令，不賢德的人就敢做壞事，這就叫亂上加亂。軍隊或者是強上加強，或者是弱上加弱，民眾本來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這就叫弱上加弱，即更弱。
英明的國君不能毫無節制地使他的臣子們富貴。所說的富，不是指的糧食珠玉嗎？所說的貴，不是指的爵位官職嗎？廢棄法律變成個人做主，賜給臣子爵位和俸祿，那麼臣子們便富貴了。一般說來，君主的品德行為不是高於所有的人，智慧也不是都能超出所有的人，勇敢、力量也不是超出所有的人。可是，民眾即使有不尋常的智慧，也不敢謀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弒殺君主；即使民眾人數多，也不敢凌駕在他的君主之上；即使民眾的人數達到億萬人的數目，可是，只要君主擺出優厚的獎賞而民眾也不敢爭搶，實行刑罰而民眾也不敢怨恨，這是因為有了法度。國家混亂，是由於民眾多考慮個人之間的情義；軍隊的力量弱，是因為民眾多追求個人間的斗勇。那麼在實力削弱的國家獲取爵位、俸祿的途徑就有許多；使國家滅亡的風氣，是因為民眾看不起爵位，輕視俸祿。不勞動有飯吃，不打仗有榮譽，沒有爵位照樣尊貴，沒有俸祿照樣富有，沒有官職照樣有威風，這就叫做奸民。所說的「善於治國的君主身邊沒有忠臣，慈愛的父親身邊沒有孝順的兒子」，這是因為英明的君主不想聽好聽的恭維話，都使用法律使大臣互相監督，用命令讓大臣互相糾正。這樣的話，臣民們就不能單獨做壞事，也不能同別人一塊做壞事。所說的富有，是進的多處地少。穿衣有限制，吃的喝的都有節制，那麼支出的就少。婦女在家中盡量做自己該做的事，男人在外面做自己該做的事，那麼收入就多。
所說的英明君主，是指君主沒有什麼地方看不到，那麼大臣就不敢做不該做的事，民眾就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適的床上，聽著弦樂器和管樂器奏出的樂曲，而天下便治理好了。所說的英明君主，它能使民眾不能不按法令去做事。所說的強大君主，使治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因此才能聚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強悍的人不敢暴亂，聖明聰慧的人不敢做欺詐的事，並憑藉空洞的說教被君主選用；擁有全天下的人，沒有誰敢不做君主所喜歡的事，而迴避君主所討厭的。所說強大的君主，使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為自己所用。他統一天下的理想能實現，天下的人都願意輔佐他；他的理想如不能實現，天下的人也喜歡他。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會拋棄他；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自己得到自己的人；能戰勝強大的敵人，首先自己能戰勝自己。
聖明的人懂得社會一定會那樣發展的道理，一定要順應時代發展的形勢，因此制定一定能把國家治理好的法令，使用戰必勝的民眾，下達民眾一定能聽從的命令。所以軍隊出發打仗便會無敵於天下，君主的命令一下達天下便會服從。黃鵠飛翔，一飛便是上千里，這是因為它具備一定能飛行千里的翅膀。麗麗、巨巨這樣的良馬能一天跑一千里遠，這是因為它們具備一天能奔跑一千里的本領。虎、豹、熊、羆，生性兇殘而無敵於天下，是因為它們有一定能戰勝其他野獸的能力。聖人能發現社會本當如此發展的政治準則，明白社會一定那樣發展的規律，所以他統治民眾，就像利用高低的地勢控制水流一樣，又像用易燃物品的乾濕來控制火一樣。因此，懂得仁慈、道義的人才能治理天下。聖人有一定讓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讓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辦法。這裡所說的道義，是說作為臣子定要有忠心，做兒子一定有孝心，長幼之間有禮節，男女之間要有別。如果不合乎道義，就是餓死也不能苟且吃飯，死了也不能苟且偷生。這些不過是有法律國家的平常之事。因此，聖明的帝王不重視道義而重視法律，而且法律必定要平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貫徹執行，那就可以了。
題記：本篇零星記錄了秦的一些制度，包括戶籍制度，僕役分配製度、軍隊建制、對有爵位的人的犯罪處治辦法，不同爵位的人死後墳墓上樹木的數量等等。
譯文：
國家四境內的男女都在官府登記上了名字，新生的人就註上，死了的就註銷。
有爵位的人乞要無爵位的人做他的「庶子（僕人——錄者注）」，第一級可以申請一個。沒有軍役的時候，庶子每月為其大夫服役六天。有軍役的時候，根據實際情況役使庶子。
軍中爵位，從一級以下到小夫叫校徒、操士。朝中爵位，從二級開始到不更，叫卒。在戰爭中，五人編為一個名冊，為一伍，若一人逃跑，就加刑於另四個人，如果誰能斬得敵人一顆首級，就可免除刑罰。每五人設有「屯長」，一百人設有一「將」。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五百人的將領有衛兵五十人，統率兩個五百主的主將和享受一千石俸祿的縣令都可以有衛兵一百人。享八百石俸祿的縣令，有衛兵八十人；享七百石俸祿的縣令，有衛兵七十人；享六百石俸祿的縣令，有衛兵六十人。國尉有衛兵一千人，大將有衛兵四千人。如果將官戰死，衛兵要受刑罰；如果衛兵中有人能夠得到敵人一顆首級，就可免除刑罰。
軍隊圍攻敵國的城邑，能夠斬敵人首級八千顆以上的，或在野戰中能夠斬敵人首級兩千顆以上的，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所有各級將吏都可得到賞賜，都可以升爵一級。軍官舊爵是公士的就升為上造；舊爵是上造的，就升為簪裊；舊爵是簪裊，就升為不更；舊爵為不更，就升為大夫。舊爵為小吏的，就升為縣尉，賞賜奴隸六人，五千六百錢。舊爵為大夫，而為國家掌握一樣行政職務的，升為官大夫。舊爵為官大夫的，升為分大夫；舊爵為公大夫的，就升為公乘；舊爵為公乘的，升為五大夫，並賞給他三百戶的地稅。舊爵是五大夫，升為庶長；舊爵為庶長，升為左更；舊爵為三更的升為大良造。庶長、三更及大良造都賞賜三百戶的封邑，另賞賜三百戶的地稅。有了六百戶的地稅和封邑就可以養客。將軍、車夫、驂乘都賞賜爵位三級。原來客卿輔佐軍政的，滿了朝廷的規定就升為正卿。
停戰之後，把所獲敵人首級示眾三天並加以核實。經過三天，將軍認為無誤，就按功賞給戰士和大夫爵位，賞賜的爵位，縣裡過了三天還沒有落實就撤去該尉的職位，由該縣的丞、尉進行量刑。
能夠斬獲敵人甲士首級一顆就賜給爵位一級，賞給田地一頃，宅地九畝，還一律賜庶子一名，就可以擔任軍隊或行政部門的官員。
刑獄的法律，由爵位高的人審判爵位低的人，爵位高的人被罷免後，不再給他有爵位的人才享用的奴僕。三級爵位發上的人犯了罪，就降低他的爵位；一級以下的人犯罪，就取消他的爵位。
小夫死後，以上直到大夫，爵位每高一級，他的墳上就多種一顆樹。
在圍攻敵國城邑的時候，「國司空」測量那個城面積的大小和城牆的厚度，國尉劃分各隊攻打的地點，定出攻下的期限。並命令說：「最先完成的立頭功，最後完成的斥為末等，兩次被斥為末等就不要他了。」打穿了洞穴，就塞上雜柴，燒起木柱。城的每一個方向分布十八個衝鋒陷陣的士兵。一個隊如能斬得敵人五顆首級，這個隊的每個士兵就獲得爵位一級；如果怕死退避，就在千人圍觀之下，在城下遭受黥刑或劓刑的刑罰。國尉劃分地段，中軍的士兵聽從分派。將軍搭起木台，和國家的正監、王的御使一同觀望。士兵先進城的，評為先進，後進城的，評為落後。攻打隧道的士兵，使用自己申請的人，自己申請不夠，就用希望晉級的人補足。
題記：本篇圍繞民弱與國強的關係進行闡述。
譯文：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國家就強，人民敢於觸犯法律，國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國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樸質，就不敢觸犯法律；民眾放縱就敢於恣意妄為。不敢觸犯法律就會守法。人民守法，就聽眾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說採取強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眾國家力量就弱；採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眾，國家力量就強。
民眾，國家優待他們，他們就與國家親近；國家合理地役使他們，他們就與國家同心。國家起用他們，他們就全力以赴。他們與國家同心，國家就不貧乏；他們全力工作，國家的政令就會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國君拋棄法度，放任人民為所欲為，那姦邪就多了，人民貧窮就會努力致富，致富就會放縱，放縱就會產生如虱蟣一樣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讓他們以糧谷頂替外出服役，使他們每人都出力，那樣農民就不怠惰。農民不怠惰，六種弊端就不會產生。所以國家富強，人民守法就是強而又強。
國家兵力衰弱，強大困難。人們都愛惜生命，貪圖安逸，拚死赴國難是以難做到的。若拚死赴國難是不難之事，兵力就是強大的。人民若有羞恥之心，那姦邪就會減少。國家賞罰沒有差錯，姦邪就會止息。敵方在這方面有差錯，就會對我們有利。兵力強大，就會產生聲威，作戰不以任何手段為羞恥就利於用兵。長時間處於有利形勢，一定能稱王。所以用兵做到敵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強大；做敵人認為可恥的事，國家就有利。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字其位；君主隨機應變，才能萬事成功。國這家有常法國君操縱大權，就有利。所以國君以機變之能為貴，國家以穩定為貴。
朝廷的利祿出於一個渠道國家的物資就多，出於十個渠道國家的物資就少。堅守用一個渠道，國家就治理嚴整；堅守十個渠道的，國家就混亂。國家治理嚴整就強大，亂就弱。強就會出現物資聚集；弱物資就會流散。所以國家使物資聚集就強，使物資流散就弱。
人民地位卑弱就會崇尚爵位，怯弱就會尊敬官吏；貧窮就重視賞賜。朝廷用刑法統治人民，人民就樂為的用；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因此臨戰嚴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強。民眾有自以為榮的尺度就輕視官爵，鄙視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賞賜。治理民眾，以刑法使他們知道何為真正的羞恥，戰爭時他們才會出戰。民眾貪生怕死，政治紛亂，而去與別國交戰，兵眾與農民都會怠惰，國家力量就弱。
農民、商人、官吏，這三種人是國家有經常職業的人。農民耕懇土地，商人販賣貨物，官吏治理人民。這三種職業會產生六種虱子：第一是「歲」虱；第二是「食」虱；第三是「美」虱；第四是「好」虱；第五是「志」虱；第六是「行」虱。這六種虱子生了根，國家必定削弱。農民有了剩餘的糧食，於是成年安逸享樂。商人獲致了大的利潤，販賣華麗、玩好的物品，於是對於日用必需物品發生了不良的影響。官吏雖然設置了，而不肯為國家出力，思想行為成為國家和人民的病害。六種虱子形成風俗，軍隊出征，必定是大敗的。法度邪曲，統治就要錯亂。任用賢良，談論就要盛行。治道紛繁，國家就亂。談論盛行，兵力就弱。法度明確，治道就會省簡。任用力量，談論就會停止。治道省簡，國家就治。談論停止，兵力就強。所以治道擴大，國土就縮小了；治道縮小，國土就擴大了。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歡的東西，人民就強。人民弱，國家就強；人民強，國家就弱。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更強，結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如果人民強了，而政策又使他們轉弱，結果，兵力就強而又強了。所以實行強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國家就削；實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強而又強，就能成就王業。用強民的政策攻治強民和弱民，強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強民，強民就會消滅。強民存在，國家就弱；強民消滅，就能成就王業。可見，用強民政策統治強民，國家就會削弱；用弱民政策統治強民，就能成就王業。
明君任用他們的臣下，任命一定要充分體現他的功績，獎賞一定要及於他的所有功勞。國君使臣民相信這一點就像相信日月運行有規律一樣，那樣就無敵於天下了。離婁能看到秋毫之末而不能將他的明目給旁人；烏獲能舉起千鈞的重量卻不能把他的神力給予旁人。聖賢在才能方面也不能給予旁人。當今掌握政權的人都想成為聖人，那就要實行法治了。捨棄法度治理國家好比負得遠行而沒有牛馬，又如想渡過大河而沒有船。一個國家人口多，兵力強是成就帝王之業的大資本，但如不嚴明法令鞏固它，就接近危亡了。明君修明法度，使民眾沒有淫邪的念頭，遊客處士都自動參加戰爭，萬民都努力於農作和戰爭。國君明白其中的道理。楚國的民眾行動迅速而統一，行軍快如旋風。手持宛如鋼鐵製成的矛，如蜂蠍的刺一樣鋒利，身披鮫魚、犀牛皮製的鎧甲像金石一樣堅固。又有長江、漢水作護城河，有汝河，穎水作憑藉，有鄧林作屏障，有方城作要塞。可是秦兵到來，攻下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唐蔑在垂涉戰死，庄蹻在國內起義，楚國就一分為五。楚國土地不是不廣闊，人民不是人眾多，兵甲財物不是不充足，而作戰卻不能取勝，防守不能堅固，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結果，如同捨棄權衡的工具而去量輕重一樣。
題記：作者闡述了對外重戰，對內重農的思想。
譯文：
人民的境外之事，沒有比戰爭更危險的了。所以朝廷用輕法就不能驅使他們去作戰。什麼叫輕法呢？即獎賞不多、刑罰不重，淫逸的路沒有堵住。什麼淫逸的道路呢？即是能言善道之人得到尊貴，不守本業、游散求官的人得到任用，各種思想得到顯揚。這三種途徑若是不堵住，那麼人民不肯出戰，國家的戰事就會失敗。因為朝廷賞賜少，聽從法令的人得不到好處；刑罰輕，違反法令的人沒有什麼妨害。所以開淫逸之途來引誘百姓，用輕法驅使百姓去參戰，是同誘捕老鼠而用狸貓作餌一樣，是很危險的。因此要想讓人民出戰，必須用重法。賞賜必須多，刑法必須嚴，淫逸的道路必須堵住。讓能言善道之人得不到尊貴，遊走求官之人得不到任用，各種思想不得顯揚。賞賜多而刑罰嚴，人民見到戰爭的賞賜多就忘了死的危險；見到不參加戰爭受到的侮辱就害怕那樣地活著。重賞使他們忘記死的危險，嚴刑使他們害怕被人侮辱的活著，淫逸之路又被阻塞，用這樣的政策對待敵人，好比用百石的強弩射飄搖的樹葉，還有射不透的嗎？
人民的境內之事，沒有比農事更苦的了。所以輕治不能役使他們。什麼叫輕治？即農民窮而商人富。所以糧食賤而錢就值錢；糧食賤農民就窮，錢值錢商人就富。不約束商業和手工業，那麼手工業者獲利，而遊盪求食的人也增多。因此，農民用力最為辛苦，而獲利最少，不如商業和手工業者。如果能使商人和手工業者不那麼多，而國家想要不富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想發展農業來富國，國內的糧價必貴，而不從事農業生產的賦斂必須增多，貿易的利稅必須加重。那麼，百姓不得不去種田，不種田就不得不買糧，糧價高農民就獲利。種田獲利，從事此業的人就會多。糧食貴，買糧就不合適，而又加重賦斂，那麼，百姓就不得不放棄經商、手工業，而賺取田利。所以百姓的力量都集中到農業上了。
所以，治國的人要把守衛邊境的好處都給士兵，貿易的好處都給農民。邊境的好處給士兵，就強大；貿易的好處給農民，就富庶。所以在外征戰兵力強、在內國家富的，就成就王業了
題記：本篇引古證今，說明法律的重要性。
譯文：
古時沒有君臣上下的時候，人民紛亂無序。所以聖人劃分貴賤，制定爵位，建立名號來區別君臣上下的等級關係。由於國土廣闊，人民眾多，物產豐富，所以分設五官來管理。人民中多就會產生姦邪之事，所以創立法製作為行為標準來限止姦邪產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級關係，五官的分職、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處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險了；五官已經分職，卻沒有常規，那就亂套了；法度已經建立，而私惠風行，那麼人民就不懼怕刑罰了。只有國君尊嚴，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規；法度分明，人民才懼怕刑罰。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從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眾不服從法令而希望國君的尊嚴，即使國君有堯舜那樣的智慧，也不能統治。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來處理政事，按照功勞行賞。凡是人民奮勇作戰，不畏死亡的，是為了求得爵祿，明君治理國家，戰士有斬得敵首、捉得俘虜的功勞，一定讓他的爵位足以榮耀，俸祿足夠食用。農民不離開鄉村，足夠奉養雙親、供給軍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戰鬥，農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國君卻不是這樣，他們拋開法度而以個人的智慧治國，捨棄功勞而以其人的聲譽封賜。所以軍士不肯作戰而農民外遷。我聽說疏導百姓的關鍵在於國君的倡導。農民，可以使他們務農作戰，也可以使他們遊走求官，還可以使他們致力學問。這些都在國君的賞賜（因何而行）。國君依照戰功行賞，人民就奮勇作戰；國君依照人民所讀《詩》、《書》賜予爵祿，人民就致力學問。人民趨利而行，好比水向低處流一樣，是沒有選擇的。人民可以獲利而樂於作的事，取決於君主的賜予。憑瞪眼睛、擼胳膊而表現勇武的人獲利，垂拱無為而只知高談闊論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權貴的人得利。尊崇以上三種人，他們沒有功勞而得到好處，那麼，人民就要放棄農戰而搞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談去求得爵祿，或者依附權貴而祈求好處，或者用悍勇去爭得利益。所以從事農戰的人民日益減少，而遊盪吃閑飯的人越來越多。那樣，就會國家混亂，國土割削，兵力弱而國君地位卑微。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國君拋開法度，而相信虛名。
所以，明主重視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論不聽，不合法度的行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言論合乎法制，就聽從；行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所以國家政治清明，國土擴大，兵力強大，國君地位提高。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做國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題記：本篇講述君主權力和行使權力的方法，即君臣相互間的利益衝突導致相互制約，是君主行使權力時應加以利用的主要方面。
譯文：
國君役使和限制臣下的東西是賞賜和刑罰。賞賜依據功勞，刑罰根據罪行。所以論定功勞，調查罪行不能不審慎。賞功罰罪，但國君不確知其中的道理，那同沒有法度是一樣的。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權勢統治的方法。所以古代帝王不仗恃他的強悍而是仗恃他的權力；不仗恃他的忠信而是他的統治方法。如今飛蓬遇旋風而行程千里，是憑藉風勢啊；測量深潭的人能夠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運用了懸繩測量法。所以憑藉外部力量即使道路遙遠也一定能到達。掌握了測量方法即使非常深也一定能測出來。就像離婁在黑夜中連高大的山也看不見，而清晨的陽光明亮，他能夠辨別天上的飛鳥，地上秋天的毫毛。所以眼睛能看見東西是靠太陽的光明。善於掌握權勢的君主不需多設官吏而有廉潔的效果，運用合適的方法處理事物。現在治國的人，依靠官多吏眾，官吏下又設輔佐和監察人員。設立輔佐和監察人員是為了禁止官員們謀私利。但輔佐和監察人員也想謀私利，那麼怎麼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輔佐和監察人員治理國家的是暫時的。通曉治國方法的國君不會這樣。分開他們的權勢，使謀私之道有障礙，所以他的勢力難以隱瞞私利之時，即使像盜跖那樣兇惡也不敢做壞事。所以古代帝王重視權力的運用。
有人說：「君主持虛心、穩重的態度對待一切就能使事物得到相應的查驗，經過查驗就能發現姦邪。」我認為不是這樣。官吏在遠離國君千里之外的地方決斷政務，十二月按時將決斷的事登在簿書上。一年一計，而君主聽一次，即使有所懷疑也不能斷定，因為物證不足。但是東西出現在眼皮底下眼睛就不能看不到，聲音在耳邊響起就不能聽不見。所以東西在眼前就能辯別；言論響起就能論定。所以治理清明的國家的法制，人民不能隱藏他們的罪惡，就像眼睛不能使見到的一切逃出心的審視一般。政治昏亂的國家不是這樣，只憑官吏眾多。官吏雖眾，利益一致。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監督。而且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用以互相保證的。所以好的政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惡，這不是不顧念親情，而是人民不容他們隱瞞。君主與官吏，事務相關而利益不同。讓馬夫和馬夫互相監督就不行，因為他們事務相關而利益一致。假如馬會說話，馬夫的罪惡就無未能隱藏了，因為馬和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利益一致，罪惡相同的人，父親不能追究兒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官吏與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惡也相同。只有事務相關而利益不同的人們，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證的根據。人民蒙蔽君主而無妨礙，這個制度，賢者不能增加，不賢的人不能減少。所以，治國可以不要賢人，不要智者，是由於運用了正確的統治方法。
譯文：
現代的國君沒有不用亂國的方法去治國，所以他們小小地搞，國家就小亂；大大地搞，國家就大亂。因此，國君沒有能夠世代統治人民，而世界上沒有不亂的國家。什麼叫做用亂國的方法去治國呢？例如任用賢人，就是現代國君們採用的治國方法。然而，這樣治國，正是亂國。因為人們所謂賢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聲出於他們的黨羽。國君聽他的言論，認為他是賢能；問他的黨羽，都稱讚他是賢能，因而不等待他立功，就給予官爵；不等待人有罪，就加以刑罰。這種情況，正是使貪官污吏有所憑藉而成就他們的奸險；使小人有所憑藉而施展他們的巧詐。既然樹立了官吏和人民進行欺詐的根本，而希望他們長出端正和誠實的枝葉，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支配十人之多；而況平庸的國君怎能統治一國的臣民？那些結成黨羽的人們不等待國君，而就能搞成自私的勾當，國君從臣民中間，提拔這樣一個人，臣民就背叛國君而傾向私交。臣民背叛國君而傾向私交，國家就弱了，大臣就強了。國君認識不到這一點，不是受外國的侵犯，就要被百姓所推翻。那些人談說的技術，愚昧和智慧的人一齊學習，學士向談說的人學習，因而人們都放棄實際工作，去誦讀空虛的言論。人們都放棄實際工作，去誦讀空虛的言論因而國家也就實力少、而誹謗多了。國君認識不到這一點，用這樣的臣民去戰爭，必定損兵折將；用這樣的臣民去守衛，必定出賣城邑。
因此，現在有明主忠臣出現能夠統治他們的國家，不能片刻忘掉法度。打破戰勝黨羽的奸巧，制裁併取消虛妄之言，是依照法度統治。使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沒有憑藉的東西，那麼，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壞事。使百姓除了戰爭沒有施展他們能力的地方，那即使再奸詐也不能做出壞事。用法度來統治，在關係密切相互讚譽的，不會對他人有什麼好處，相互詆毀的，不會對他人有什麼損害。百姓見相互稱譽沒有什麼好處就相互監督抨擊壞人，見詆毀沒有給他人帶來什麼損害就習慣於相互監督但不去損害他人了。喜愛某人，而不對其偏私；憎惡某人而不去貶損他。喜愛和憎惡都有正確之途是統治的至高境界。所以我說運用法度國家就治了。
有一千輛兵車用來守衛國家，可以獨立存在；有一萬輛兵車用來征戰的國家，可以十分鞏固。即使桀為君主，也不肯向敵人說半句軟話。對外不能征戰，對內不能防守，即使堯為君主，也不能不向不如自己的國家講和稱臣。由此可見，國家受到他國的重視，國君受到尊重，就在於自己的力量。力量是提高國家和君主地位的根本，而國君沒有全力追求這些，為什麼呢？國君役使百姓，勞苦的事就是耕田，危險的事就是戰爭。這兩件事，孝子為了他的父親、忠臣為了他的國君，都難以做到。現在想役使百姓，交給他們孝子忠臣都難以做到的事，我以為除非以刑罰來迫使他們，以獎賞來驅使它們不可。但現在的君主，沒有不放棄法度而任用巧言與智慧的人，把功勞和力量置於後面，把仁義擺在前面。百姓因此不致力於耕戰。人民不把力量集中在耕田上，國內的糧食就缺乏了，不把節義放在戰爭中，對外兵力就弱了。在內缺乏糧食，對外兵力薄弱，即使有國土萬里，帶甲將士百萬人，同獨自站在平原上一樣。古代帝王能讓他的臣民上刀山，冒飛箭和飛石。他的百姓想這樣做，不如教他們這樣，從而免於刑罰。所以我們教令：百姓想追求利益，不耕田，就得不到；想避免刑罰，不去作戰，就不能免除。國內的人民沒有不先致力於耕沾然後才得到他們的安樂的。所以田地少而糧食多，人民少而兵力強。能在國內做到這兩點，那麼就成就王道霸業了。
題記：本篇論述了「為法置官吏」的制度和意義，以及法官法吏的職責。法令明，名分定，人民自治，亦天下大治。
譯文：
秦孝公問公孫鞅說：「今天制定的法令，明天清晨就想讓全國的官吏和百姓都明確了解並奉行，一致而沒有奸私，應怎麼辦？」
公孫鞅說：制定法令，設置樸實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體內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薦給天子，天子應允，就命令他們主管法令。都詔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膽敢忘記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記的法令的名目懲罰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變更或死去，立刻就命人學習閱讀理解法令的內容，為他指出準則，讓他幾日內便通曉法令內容，不能合乎法令準則的就用法令懲罰他。若有膽敢刊定法令而增減一個字以上的，就是死罪而不會得到赦免。眾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令的具體內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須根據他們的問題明確答覆他們。而且要制一個長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寫明年、月、日、時間、所問法令的內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訴，等到他們犯了罪，正是他們所詢問的那一條，那就按他們所詢問的那條罪狀來懲罰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詢問時，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給詢問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則小心將右片裝入木匣，藏在一個屋子中，用法令長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後當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辦事。
法令複製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給法令建一個禁室，有鎖鑰，用封條把它封起來，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有擅自啟開禁室的印封，和進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刪改禁室法令一個字以上的，都是不可赦免的死罪。每年一次，將禁室所藏法令頒發給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設置三個法官，宮殿中設置一個，御史設置一個，丞相設置一個。諸侯和郡縣也為他們各設置一個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諸侯郡縣一旦接受禁室的法令，就如同學習詢問法令的內容。官吏和百姓想知曉法令的，都詢問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沒有不知曉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對待百姓，百姓了不敢犯法來觸犯法官。對待百姓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詢問，法官就將法令所規定的罪名告訴他們，百姓就將法官的話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這樣，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對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像這樣，國內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賢良、善辯和狡猾的人，也不可說一句違法的話，即使有千金之一富，也不能使用一銖違法的錢。於是巧詐賢能的人都改變去作好事，都努力自治，服從國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統治，這是由於法令明白易懂而一定要遵從。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治國的根本，是用來防備人民的。為治國而拋棄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餓而拋棄糧食，希望不受凍而拋棄衣服，希望到東方而向西走一樣，其相去甚遠是很明顯的。一隻兔子跑了，一百個人亂鬨哄蜂擁而上，要逮住他，並不是因為捉到兔子後每個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為兔子的所有權沒有確定。而市場上有好多兔子在賣，盜賊都不敢去偷，這是因為市場上兔子的所有權是明確的。所以，當事物的名分沒有確定以前，堯、舜、禹、湯也像奔馬似地追逐，而名分確定後，貪婪的盜賊也不敢奪取。如法令不明確，其條目不確定，天下百姓都會評議，其評議因人而異沒有定說。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議論紛紛，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這就是所說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堯、舜尚且都會違法，何況普通百姓。這樣就使奸惡大興，人君失掉權威，這是國家滅亡的根本。好比古代聖人著書，流傳於後世，必須由教師教授，才能知道其具體內容，如不同教師傳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來評議，到死時也不能知道書文字的它的具體意義。所以，聖人一定給法令設置法官。設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師，就是為了定名分。名分確定了，奸詐之人可以變得正直誠實，人民都謹慎忠誠，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確定名分是勢所必治的辦法，不確定名分是勢所必亂的辦法。勢所必治就不會亂；勢所必亂就不會治。勢所必亂再加治理，就會更亂；勢所必治再加治理，才會更治。聖王在勢所必治的情況下來治國，不是在勢所必亂的情況下來治國。
微妙深奧的言論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準則而行為都是正確的，在千萬人中只有一個。聖人是針對千萬人來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東西不能用來作為法令，因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賢能的人能理解的東西，不能用來作法令，因為百姓不是人人都賢能。所以聖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為百姓設置法官，設置法吏，作為百姓的老師，使萬民不致陷入危險的境地。所以聖人掌握政權，天下沒有受刑被殺的人，並不是他不用刑，不殺人，而是聖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給人民法官、法吏，作他們的老師，教他們懂得法令。從而萬民都知道應躲避什麼、親近什麼。怎樣躲開禍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礎上來從事國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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