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叛軍為什麼能夠勢如破竹，席捲華北呢？
原標題：安祿山叛軍為什麼能夠勢如破竹，席捲華北呢？
安史之亂」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變亂（「八王之亂」等）不同的是，它是在王朝鼎盛時期突然出現的大動亂。這不僅僅是一個「皇帝被佞臣蒙蔽」的尋常故事，它是一個國家在鼎盛發展中跌入陷阱的特殊案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韓昇在《盛唐的背影》（中國方正出版社，2018年6月）一書中剖析了這一盛世衰變，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刊發。
一場空前的大動亂，徹底擾亂了大唐巨輪前行的步調，烽火歷時8年才熄，整個華北大地從高度繁華突然倒退了數百年，花團錦簇的繁華世界轉眼之間成為悠遠的追憶。一個看上去鼎盛完美的王朝瞬間千瘡百孔。這場動亂絕不僅僅是一個皇帝被佞臣蒙蔽、最後光明戰勝黑暗的尋常故事，它是一個國家在鼎盛發展中跌入陷阱的特殊案例，許多經驗教訓值得後人深思。
公元755年年底，唐朝爆發了一場空前的大動亂。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公開叛亂，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族，組成20萬雄兵大舉南下，席捲河北，南渡黃河，先後攻破洛陽和長安兩京，把唐玄宗趕到蜀地，打得唐朝權威掃地。
這場戰亂歷時8年，烽火燒遍了中國北方，整個華北大地從高度繁華的盛世一下子倒退數百年，重新回到老百姓流離失所、遍地哀鴻的苦難年代，唐朝政治經濟遭到了史上空前的大破壞，從此由盛轉衰，花團錦簇的繁華世界轉眼之間成為悠遠的追憶。唐朝大詩人杜甫雖然親身經歷了這場大變亂，卻難以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一直在苦苦地尋夢重回大唐，吟誦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
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
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
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
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身衰疾。
玄宗把粗野的大漢安祿山召入宮中，和「侍兒扶起嬌無力」的楊貴妃共舞《霓裳羽衣曲》，自己親自作曲撫琴，還讓大詩人李白前來寫詩助興，那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的《清平調》，曾經醉倒了多少人？為了讓李白寫出華美的詩篇，唐玄宗聽任李白盡情飲遍宮中美酒，乘醉狂草。據說李白藉機折辱權貴，讓唐玄宗身邊的大宦官高力士為他研墨提鞋，何等快意！然而，轉瞬之間風雲突變，拜倒在楊貴妃石榴裙下的安祿山舉兵造反，讓人看清了在甜言蜜語、花言巧語籠罩下的高層政客的真實面目，讓老百姓有了一個鞭撻姦邪、痛斥腐敗、讚頌忠貞、弘揚正氣的機會，出一口長期被壓抑的悶氣。就這樣，「安史之亂」的故事在民間一直流傳。
辨別忠奸，懲惡揚善，一直是中國歷史故事的主旋律。然而，「安史之亂」僅僅只是唐玄宗沒能識破安祿山包藏禍心，或者被李林甫和楊國忠蒙蔽，最後忠奸大白於天下，光明戰勝黑暗的一個故事嗎？如果僅僅是這樣的一個故事，那它和歷史上無數個動亂又有什麼區別呢？
歷史上發生過太多的犯上作亂事件，我們隨手拈來，西漢有王莽，東漢末年有董卓，曹魏有司馬父子，西晉有「八王之亂」，東晉有劉裕，北魏有爾朱榮
在這裡有必要對犯上作亂稍微作一點探討。自從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以來，中國政治出現了自上而下貫徹的「一邊倒」局面，強調的是政治上的忠誠和服從。這種體制存在著重大的缺失，那就是民情上達的渠道幾乎是封閉的，不同政治主張和要求被視為異端而遭到嚴厲的鎮壓。也就是說，政治制度的設計不是雙向的，而是單向的。今天的人常常將它歸咎於儒家，其實並不對，孔子和孟子都強調權利和義務的雙向責任。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甚至贊同君主若無道，人民可以起來革命的主張。因此，不同的政治主張的交鋒，不能按照統治者的說法都視為叛逆，或者犯上作亂。同理，希望獲得更大的權力來施展政治抱負者，也不能斥之為野心家。其分水嶺在於是否有利於人民大眾。
根據這條標準，那些挑動戰爭、侵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行為可以歸為動亂。像董卓、「八王之亂」，都是動亂的典型事例，「安史之亂」也屬於這一類。
那麼，「安史之亂」和上述動亂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事件發生背景不同。東漢末年，朝廷對要求澄清政治的清流官員和太學生進行嚴厲的鎮壓，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導致了以公平正義為標榜的統治意識形態全面瓦解，士人視為根本的儒家信仰崩潰，社會危機全面爆發，清流官員不願意和宦官把持的腐敗朝廷配合，擁兵自重。這時候，軍閥董卓趁機控制朝廷，東漢王朝名存實亡。西晉的「八王之亂」則是在國家統治意識形態崩潰的背景下爆發的沒有道義的皇室內部權力大火併，交戰各方甚至勾結胡族打內戰，上演了民族壓迫與殘殺的慘劇。
「安史之亂」和上述兩次動亂髮生的時代背景很不一樣，它是在唐朝鼎盛時期突然出現的大動亂。從當時社會狀況來看，國家倡導的道德倫理和文化價值獲得廣泛的認同，經濟處在蓬勃發展之中，詩人輩出，佳作迭傳，文化、經濟和社會空前繁榮，人們陶醉其間，後人稱之為盛唐。在這種情況下爆發如此重大的動亂，兵連禍結，就讓人難以理解，很容易將「安史之亂」歸結於偶然的因素上，諸如唐玄宗看錯安祿山，或者李林甫、楊國忠之類奸臣當道，等等。
可是，這樣的解釋沒有多少說服力，因為太過膚淺了。歷史上像李林甫、楊國忠這種人當道的年代，遠比聖君賢臣執政的時間要長得多，況且李林甫和楊國忠與其他所謂的奸臣相比還算不上是最惡劣的，為什麼動亂偏偏就發生在唐朝盛世時期呢？
領悟歷史和洞悉社會都很不容易，能夠做到者堪稱大智慧。信仰崩潰、社會危機會造成大動亂，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而繁華時代同樣會發生動亂，這就需要對社會和民眾有深刻的洞察力。這裡舉兩個例子。就在唐玄宗享受盛世成就的時候，朝廷史臣吳兢已經看到朝政和制度正在受到侵蝕，社會上下阻隔，奢靡鋪張之風日盛。他看到了一般人沒有看到的深度，就像一池荷花燦爛，沒人看到它的根已經被蛀蝕。所以，在眾人看來如沐春風，在吳兢看來卻是危機四伏。他出於對國家的責任心，把唐太宗奠定盛世基礎的優良傳統精心編纂成為千古名著《貞觀政要》，呈獻給唐玄宗，讓他像照鏡子一般自我對照，問題就顯現出來了。這麼溫柔曲折的勸諫，卻不被唐玄宗所接受，吳兢反而遭到貶黜，把他從京城趕到外地去任職，一直不讓他重回朝廷。吳兢說來不幸，卻也萬幸，因為他年紀大，經不起折騰，病死了，這是不幸。死後不久，他所憂心忡忡的社會動亂真的爆發了，那就是我們要講的「安史之亂」。多少人背井離鄉，轉死溝壑，吳兢卻逃過了這場大劫難，這算是萬幸。
看到問題嚴重性的智者不僅有歷史學家，還有始終關注民生的文學家。杜甫既寫了不少詩篇歌頌盛世，同時也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更為可怕的情況是上下阻隔，民情不能上達。唐玄宗沒有看出社會矛盾在積累，反而陶醉在登基以來整頓吏治、發展經濟所取得的成就之中，漸漸地倦於國政。30多年的和平盛世，使這一時期成為唐朝建國以來最長的發展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是巨大的，但最高統治集團都沉醉於歌舞昇平的盛世，或者忙著聚斂財富，或者處心積慮進行官場的爭權奪利，正所謂「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他們對日趨嚴重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現象麻木不仁，對現行制度的缺陷乃至弊端聽之任之，敷衍了事，使得各種矛盾和缺陷累積到一起。看似偶然的「安史之亂」的爆發，把唐朝內部的問題全盤暴露出來，讓大唐盛世戛然而止。顯而易見，「安史之亂」不同於前面提到的動亂，它不是王朝的終結者，而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落入的陷阱，暴露出來的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矛盾。
社會矛盾總是在壓迫最深重的時候爆發。 未必盡然。歷史告訴我們，在現狀改變，尤其是在社會轉變的時候，積蓄在社會內部的矛盾更容易像火山一般噴發。因為社會的轉變，會燃起人們心頭追求公正和富裕的希望，更容易感受到社會的不公。而這個時候，統治者沉迷於社會發展的成就而鬆懈，或者鼓吹變革而沒有能力去實現，會帶給社會更大的失望和挫折感。唐玄宗把唐朝推上繁榮的軌道，自己卻懈怠了下來，變得暮氣沉沉，沒有警惕到社會分配的不公正在隨著吏治的腐敗迅速擴大，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打斷了社會發展的進程。這個教訓極其深刻，我們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時候，一定要加倍注意分配的公平和吏治清明，這是「安史之亂」留給後世的第一個重要啟示。
安祿山叛軍為什麼能夠勢如破竹，席捲華北呢？
除了前面說到的社會貧富懸殊的矛盾以外，唐朝官僚隊伍從上到下都安於富貴的現狀，把各種問題都儘力掩蓋起來，外表看起來十分光鮮，內里卻已經爛掉了。
就拿最高當局來說，長期的和平發展，使得他們嚴重脫離社會，脫離民眾，驕傲自滿，對社會問題麻痹大意，而官僚習氣瀰漫於官場上上下下。「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竟然有一周的時間，唐朝情報混亂，不能確認叛亂的真偽，讓叛軍爭取到了寶貴的突襲時間，長驅千里，可見唐朝管理之鬆弛。
當安祿山叛變的消息被確認之後，唐朝開始組織軍隊進行鎮壓。然而，誰都沒有想到，因長期享受太平，軍隊已經被腐蝕得不成樣子了。華北各地郡縣或者無兵可用，或者有兵卻無裝備。打開塵封已久的軍械倉庫，才發現武器已經朽壞，許多士兵只能手持棍棒去抵禦勁敵。 身在京城的唐朝君臣對於這種情況渾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夜郞自大之中。唐玄宗和宰相楊國忠強令唐軍出擊，企圖速戰速決，挽回面子，結果造成了軍隊的大潰敗，長安失守，唐朝君臣倉皇出逃。
安於現狀，沉迷於享樂，是歷史上各個專制王朝反覆出現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僅限於唐朝，從整個古代歷史來看，眾多的王朝實在不擅長持之以恆的堅持，也不擅長長期不懈的制度建設與自我完善，稍有成就便自吹自擂，忙著圈錢，耽於奢靡。唐玄宗在臨潼驪山大興土木，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殿，修建了規模宏大的華清池園林。在位期間，他來這裡多達36次，帶著楊貴妃「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他們享盡情愛歡樂，卻把迫在眉睫的國家危機置若罔聞。《詩經·大雅·盪》說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便是最深沉的告誡。
不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沉迷於小富即安的太平夢幻之中，在享樂中完全喪失了對危機的敏感，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安史之亂」改變了唐朝前進的方向。第一，這場戰亂過去之後，唐朝已經不是舊日的樣子了，中央一元化的集權統治成為明日黃花，北方各地是藩鎮林立，甚至擴大到南方。這些藩鎮有些是安祿山和史思明的降將，有些則是在鎮壓「安史之亂」中崛起的節度使，他們並不完全聽命於朝廷，尤其在人事和財政權力上，和朝廷分庭抗禮，近乎割據。這當然不利於國家步調一致的政令貫徹，但是，它改變了中央大權獨攬的局面。從此以後，唐朝必須學習如何同地方協調並理順關係，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協。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高度集權制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轉變，為後代積累了中央處理同地方關係的經驗。後來唐憲宗裁製了同朝廷相對抗的藩鎮，重建強勢的中央朝廷，史稱「元和中興」。但是，朝廷專制的局面不復存在，地方在國家事務中的發言權依然很大，相對的分層權力結構正在逐步形成。
第二，北方藩鎮割據，國家財稅收不上來，只能越來越依靠南方。南方尤其是江淮地區，成為了唐朝的財政稅收中心所在。最知道朝廷家底的宰相李吉甫在編製《國計簿》的時候，寫明：
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資治通鑒·元和二年》卷二三七）
另一條史料也證明了這一點，《冊府元龜·帝王部·納貢獻》說：
天下貢賦根本既出江淮，時江淮人甚困而聚斂不息。
有一種觀點認為「安史之亂」造成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這個估計可能偏早了一點。南方不同於北方的黃土平原，以山林丘陵地帶居多，人口稀少，開發的難度較大，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才能開發，故進展不快。在整個唐朝，北方所佔的經濟比重還是要超過南方的。「安史之亂」只是造成了國家財稅重心的南移。然而，為了加強南方財稅向朝廷的輸送，以及保護和擴大稅源地，朝廷不斷加大了對南方的投入，大大加快了南方開發的進程。城市的發達可以看作是一個縮影。「安史之亂」後，唐朝最富裕的城市是「揚一益二」，也就是揚州第一，益州第二。兩個最富饒的城市都在南方。天寶元年（742年）改州為郡，益州改為蜀郡，益州遂除。到了宋朝以後，南方後來者居上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從整個發展演變來看，「安史之亂」在客觀上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
第三，「安史之亂」後，唐朝出現了嚴重的軍人跋扈現象，以河北三鎮為代表的藩鎮，幾乎成為國中之國。節度使培育了一批兇悍的牙兵牙將（即節度使的親兵、私兵），構成其禁衛武裝。節度使放縱這些牙兵，致使他們平時驕橫無比，目中無人，為所欲為，慾望在不斷膨脹，最後連節度使也得讓著他們，盡量滿足他們。用金錢去填塞慾望，最後一定是慾壑難填，所以，只要牙兵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便更換主帥，如同兒戲。唐末五代的政治社會就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輪迴，其結果是引起社會對於軍人的側目和鄙視，如何壓制軍人跋扈成為首要的政治課題。身為禁軍統帥，依靠軍事政變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後，開始了對軍人的壓制，改變唐朝尚武的風氣，極力抑制軍隊，不讓他們在國家政治中佔據重要地位。大家所熟知的宋朝以「莫須有」罪名殺害了岳飛，其實真正的罪魁禍首並不是秦檜，而是宋朝既定的抑制軍人政策。然而，過度壓制軍隊造成了國家積弱不振，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所以，「安史之亂」不僅是唐朝的轉折點，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分水嶺。
第四，「安史之亂」逐漸改變了唐朝對外觀念和政策，促使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情緒高昂起來。人們常說唐朝興盛是唐太宗李世民打下的根基，「貞觀之治」最大的特點在於用人與納諫。但是，仔細一想，我覺得這兩點不足以概括「貞觀之治」。因為幾乎每一個王朝在政治清明的時候，都會任用賢才和接納諫言，只是唐太宗做得更好。唐朝興盛最重要的方面在於其開國的恢宏氣度，表現為文化的多元，海納百川，佔據世界文化與學術的中心，構成國家強大的凝聚力和對世界的吸引力。還表現為社會的開放性，不問五湖四海，只要是人才，皆為我所用，成為世界人才的制高點，這才有了眾多其他民族與國家的人才匯聚於唐朝的盛大局面，像安祿山、史思明等胡人才能夠在唐朝擔任軍政要職。
「安史之亂」以後，中國對於外界越來越不關心，失去外來的養分，內部的專制便日益加強，最後出現了明清時代政治獨裁、文化專制的古代末期王朝，人們變得心胸狹隘、自私自利、道德低下、性格乖張、擅長於窩裡斗，在自我封閉中沉淪，逐漸地遠離世界，直到近代革命爆發，才重新走到改革開放的路子上來。
「安史之亂」並沒有打倒唐朝。實際上是開放與多元的文化精神的萎縮，才讓唐朝乃至以後的中國走上衰落的道路。因此，我們可以說「安史之亂」不但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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