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勞工運動的興起：從「商業工會」到「社運工會」

這是選·美的第1006篇文章

在新自由主義議程下，經濟全球化對美國勞工運動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去工業化造成的製造業外流使得美國傳統工業地區大批產業工人失業，生活陷入困窘；另一方面，大量外籍移民湧入美國勞動力市場，他們集中在低工資的非正規行業，因其臨時性和零散化的就業而得不到美國「國家勞資關係法案」的保護，此外他們也不是傳統的商業工會發展的對象，難以組織起來維護勞動權益。在以代表工人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和為工人提供工作生活相關服務為主要特徵的商業工會不斷衰弱的背景下，關注更廣泛的社會公平正義議題，注重底層動員和草根行動的社會運動工會逐漸興起，而越來越多的紮根社區，以地理位置和文化身份為聯結紐帶的工人中心也成為組織外籍移民工人的重要形式之一。以「爭取15美元時薪」為中心議題的美國勞工運動顯示了美國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分化，這也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

本文對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並結合筆者2015-16年間在舊金山進行調研和參與式觀察的親身經歷，勾勒出美國新勞工運動興起的前因後果。因篇幅較長，分兩篇刊發，此為第一篇。

本文作者許輝，文章原載於澎湃思想市場。

「鐵鏽地帶」失落的產品工人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被認為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超出大部分主流媒體、民調專家和政治觀察家的預期。從選票分布來看，阻擋希拉里問鼎白宮的是傳統上一直是民主黨票倉的「鐵鏽地帶」（Rust Belt）的白人產業工人選民們。這些美國東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區的傳統工業州，包括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伊利諾伊州、威斯康星州等，曾經是美國製造業的心臟，特朗普「讓製造業回來」的競選承諾成功俘獲了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產業工人選民們的心，因為對他們來說，過去的繁榮、現在的失落與製造業的興衰息息相關。

美國俄亥俄州Mingo Junction小鎮的Severstal Wheeling鋼鐵廠在2009年已經停產。

「鐵鏽地帶」的工業發展曾經推動美國經濟長達一個世紀的增長，俄亥俄州的鋼鐵煉油業、密歇根州的汽車工業、賓夕法尼亞州的冶金焦炭業都曾經是美國的驕傲，這些地區工業的繁榮為製造業工人創造了良好的工作條件。由於產業是高度工會化的，工人的利益得到很好的保障，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的平均工資收入遠高於美國其他地區的工人。然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美國製造業面臨著 「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世界自由貿易的快速發展使得從全球價值鏈底端進口取代了本土工業生產，導致大量工廠倒閉，或者搬遷到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種生產外包導致美國的大工業生產開始走向蕭條，產業結構逐漸從製造業佔主導轉向服務業經濟支撐。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製造業的從業人口在1979年達到峰值1900萬，之後就逐步下降，在2000年之前，約為1700萬~1800萬，但在2000~2010年的10年間，美國製造業崗位數從1730萬急速下跌到1150萬 ，而在7個「鐵鏽地帶」州，2000年以來有超過7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了 。

製造業經濟的衰退對美國城市發展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底特律，這個曾經擁有185萬人口的世界著名汽車城，由於全球汽車生產向新興經濟體，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轉移而陷入困境，就業崗位和稅收能力急速下降，失業率升高，導致 60%的人口向外遷徙，2010年人口規模降到71萬人，大量建築物空置廢棄，最終這個美國曾經的第四大城市因收不抵支而於2013年宣布破產 。對工人來說，工資福利的削減以及工廠關閉帶來的大規模的失業不但影響了他們的家庭生計，而且還會引發生理疾病和心理危機，造成社會問題，比如高血壓、酗酒、吸毒甚至犯罪、自殺 。

美國勞工階層的命運除了受到經濟全球化和產業轉型的嚴重影響外，還受到政府政策轉向和制度法律調整的限制。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里根政府在新自由主義原則的指導下，和僱主一道啟動了對工會的進攻，產業工人集體行動的權利受到很大限制，工會積極分子被解僱，公司通過威脅關閉工廠或搬遷來反對工會的要求，傳統的勞資關係博弈機制逐漸失效。總的來說，在產業結構、法律制度和勞動力市場不斷變化的背景下，美國的勞工運動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和特點。

「商業工會」到「社會運動工會」

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大致經歷了18世紀末城市手工業匠人的職業聯盟，1930年代的社會運動工會，1940年代的社會合同覆蓋，1950-1980年代的商業工會，以及1990年代至今的社會運動工會復興等幾個階段 ，其中在1930年代，隨著美國內戰後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工廠規模擴大到上千人的同時，社會階層也開始分化，工人抗爭行動不斷湧現，從而推動了「國家工業復興法（NIRA）」和「國家勞動關係法案（NLRA）」分別在1933年和1935年頒布施行，這兩部法律在制度層面保障了美國工人組織工會和實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進而帶來了工會會員數量的倍增和影響力的提升 。二戰之後，美國勞工在重建期間的工業行動依舊頻繁，但工會的領導層希望二戰期間通過「戰爭勞動委員會」將工會整合進政治經濟過程的 「社會合同」策略能夠繼續執行，因此美國勞資關係法案，又稱「塔夫脫-哈特萊法」（Taft-Hartley Act）在1947年通過，這部法案將產業工人的力量限定在工廠車間層面以及集體談判的框架中，導致之後的工業行動多以達成妥協性的協議而告終 。

美國五十年代的鋼鐵工人。

在此背景下，到了1950年代，「商業工會」的理念開始成為美國勞工運動的主導價值，一些自由派社會學家認為，「一個負責任的，成熟的美國勞工運動應該摒棄階級鬥爭的思想，工會應該拋棄意識形態和社會批評，轉而在生產車間代表工人，在集體談判中關注工時、工資和工作環境 」，雖然這樣的工會經常被批評缺少內部民主，但至少能夠「傳達工人要求提高生活標準的聲音」 。研究表明，商業工會在性質上更偏向於一種提供代表服務的中介；在業務上只關注集體談判與合同內容的執行，並為工會會員提供諸如健康計劃，保險，集體法律諮詢等服務；在組織策略上，商業工會通常只在那些工人對組織工會比較有熱情的熱點工廠里開展工作，通過投遞宣傳單張和信件等方式跟會員建立聯繫，盡量避免面對面接觸，開展倡議行動時也只是從工會總部發起，動員最低數量的會員參與，並且放棄那些發展緩慢、見效不快的行動 。

大致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這種「麵包與黃油」的商業工會模式為增加工會會員數量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在1955年美國勞聯（AFL）和產聯（CIO）合併時，工會會員數量占勞動力的比重達到了峰值35%，而且商業工會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間，在美國勞工運動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總的來說，這種工會主要關注工人眼前的經濟利益，尤其是工資和福利，工會會員付錢來購買包括利益代表和集體談判在內的專業服務，而工會通過支持主流政黨的候選人來換取政策上的照顧 。

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缺少會員自主參與的商業工會的運作模式在過去30多年日漸式微，一個顯著的指標就是工人加入工會的比率持續下降，1972年時任美國勞聯-產聯主席的喬治·米尼（George Meany）在回應為何工會會員率下降的問題時表示「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曾經會擔心……會員的規模……（但）我不再擔心了，因為它對外而言沒有任何區別」 ，從數據上看，1973年美國私營企業的工會會員率是24.2%，而截止到2016年底，美國全行業工人的工會入會率只有10.7%，而私營企業的工會會員比例更是只有6.4%；此外工人工業行動的數量和規模也在縮減，集體行動的有效性降低，很難取得成功，其直接後果就是勞工和工會的政治力量衰弱，尤其是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面對企業的進攻和國家的撤退，勞工運動陷入危機，即使是在工會支持的民主黨執政時期，連溫和的、尋求勞資雙方在勞動法改革上的妥協都困難重重、無法實現 。

以商業工會為主導的美國勞工運動衰退的背後反映的是美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趨勢推動美國的電子、服裝、汽車、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大型跨國公司通過生產外包將加工裝配環節轉移到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比如墨西哥，亞洲四小龍以及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製造業的外流使得企業有借口向工會施壓，減少工作崗位數量，在集體談判中壓低工資，取消或凍結部分福利待遇，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另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帶來了勞動力結構和用工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女性、有色族裔和外籍移民取代美國白人男性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流，他們大多從事的是臨時的、兼職的或者勞務派遣的工作，工資比較低，得不到福利制度的保障，而且傳統的商業工會忽略了這些行業的非正規工人的組織工作，甚至在某一時期對移民工人持敵視態度 。

此外，由於採取一種調和主義的路線，修正甚至放棄激進的破壞性戰術，降低為會員爭取更好的合同和影響日常政治的目標，商業工會變得愈發建制化和官僚化，更像是一個狹隘的會員導向的利益團體，失去了更宏大的視野和維護社會正義的熱情。由於工會領導層流動性低，目標保守，並且採取非對抗性的策略，其結果是在1970年代勞工和工會運動沒有跟當時方興未艾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婦女運動和環境運動一道發展成為引領一時的社會進步運動，反而是有的工會領袖感受到了崛起的新的婦女運動的威脅以及認為環保運動的立場會影響到勞工的就業機會。1980年代美國商業工會採取了更為軟化的立場，試圖成為企業的合作夥伴，通過促進勞資合作讓企業接受工會化的工人有助於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的觀點，以換取企業減少對勞動法改革的反對。但是，歷史事實表明這個策略行不通，企業在竭力避免工會化，根本沒有興趣跟工會合作，而工會也沒有足夠的力量讓企業妥協讓步。

然而，隨著約翰?斯維尼（John Sweeney）在1995年10月成為勞聯-產聯的新主席，在他的「新聲音」團隊的推動下，美國勞工和工會運動的呈現出有別於前的新情勢。斯維尼曾任美國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SEIU） 主席，作為第一位來自後工業工會的勞聯-產聯主席，他富於進取心，上任後即呼籲一個更加積極的勞工運動以挑戰企業對勞資關係的主導權，因此他將一大批具有60年代社會運動背景和草根勞工運動經驗的活動家和組織員帶入勞聯-產聯，推動工會的基層改革。他視野開闊，主張將美國勞工運動置於在全球狙擊新自由主義的議程中，從而與其他國家的勞工運動展開合作；同時，改變工會作為一個特定利益團體的定位而轉向與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結合，比如在1999年西雅圖的反世界貿易組織抗議中，幾萬工會會員與環保、人權團體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自由貿易協定，闡述對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而在2000年他也主導勞聯-產聯調整工會對移民的敵視傳統，呼籲取消對僱傭非法移民的僱主的制裁。

在組織工作方面，斯維尼強調工會的包容性，主張將被傳統商業工會忽略的婦女、有色族裔和外籍移民納入到工會的組織範圍，通過發起提高最低工資的倡議行動而讓非工會會員的低工資工人受益。為了加強對這些大多屬於非正規、無工會行業的工人的組織工作，他減少對民主黨政治上的投入，轉而將更多資源，比如30%的財政預算用作工會組織員培訓和會員教育，通過建立組織研究所將SEIU組織工人的成功經驗推廣開來，供其他工會學習。在大量成功實踐的基礎上，這種「草根密集型」的底層組織動員的策略開始被學術界關注，「社會運動工會」取代「商業工會」，成為美國勞工運動復興的標誌，簡要概括其特點就是面對面溝通，草根領導，社會正義導向，直接行動，社區結盟以及政治介入 。

紮根社區：作為工會補充的工人中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美國商業工會固守的組織策略和經驗在法律和行政框架內很難回應勞動力結構如此深刻的變化。因為這些臨時工、勞務派遣工、臨時合同工和散工往往是小團體的，非常分散，流動性高，難以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而他們的僱主也通常是邊緣產業的，無法支付較高的工資。此外，由於工作的臨時性和短期性，他們無法受到美國「勞資關係法案」的保護，很難組織工會並獲得承認以及進行集體談判 。在此狀況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種不同於傳統的以行業或產業為基礎的工會組織模式出現了，即「社區工會」，也稱為「工人中心」（Worker Center）。有學者將工人中心定義為「社區帶動的，以社團為基礎，致力於為低工資工人提供服務、宣傳和組織等方面幫助的中介機構」 。從這個角度說，工人中心帶有準工會的性質，但有所區別，因為它以共同居住的社區以及族群身份為組織的紐帶，不僅僅協助維護成員的諸如工資福利，工作環境等勞動權利，還拓展到關注與移民相關的其他問題，包括就業、住房、教育、公民權、政治參與等 。

在美國威爾斯頓，一名年輕人在中介公司登記並試圖尋找新工作。

據統計，截止到2005年，全美的80多個城市有至少139個工人中心 。根據關注議題和側重群體的不同，這些工人中心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類：移民類，多族群融合類，僱員或產業類，社區關注類，政策倡導類，法律倡導類，領導力發展類，工會支援類，組建工會類以及僱傭中心類 。由此可見，工人中心實際上可以看作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為低收入的移民工人爭取最低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倡導公共政策以及提供社區服務的綜合體，而工人中心的名稱通常可以顯示其工作的對象和服務的內容，比如 「韓國移民工人協會」， 「洛杉磯移民人權聯盟」， 「為派遣工作發聲」， 「聯合工會服裝工人正義中心」，「華人社區發展中心」，「工作夥伴」等。

具體而言，工人中心會向遭遇勞動權利侵害的工人提供律師和專家資源，讓他們了解聯邦和州的勞動法律，並協助填寫工資工時的申訴表格；對於剛剛落腳美國的新移民，工人中心會給他們提供語言學校、職業技能培訓、可負擔房屋、工作機會等信息，幫助他們融入社區關係網路，有的工人中心還會免費發放食物券，提供交通補貼或者團體健康保險給低收入的或貧困的工人；對於積极參与社區事務的工人，工人中心會設置領導力培訓課程，內容包括公民教育、政經形勢分析、公眾演講以及組織能力等，幫助他們成長為社區領袖；而且不同地區和領域的工人中心之間會建立聯繫形成團結網路，發揮聯合的力量，在一些特定議題的政策倡導中推動法律政策的改善，或在侵權個案和集體談判中向企業僱主施壓來迫其讓步，以實現維權的目標。

總的來說，工人中心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利用身份、社區、語言、文化與政治等比較優勢，將建制化工會覆蓋不到的低收入移民工人組織起來，包括家政工人、餐館工人、建築工人、農業工人以及其他非正規行業的工人等等，因為他們被美國國家勞資關係法案排除在外，工會組織困難，勞動權利得不到保障。從這個角度看，工人中心作為工會的補充，很好地填補了這個空白，它的成長壯大也反映了低收入移民工人追求公平工資和良好工作條件的強烈願望。工人中心的出現和發展豐富了美國當代勞工運動的內涵，使其更具廣度和深度，勞工運動的領袖們意識到了與移民社區結盟的重要性，工會和工人中心攜手合作，共同為勞工權利和移民權利而鬥爭。更有學者指出，美國的勞工運動需要停止將其大部分的資源投入到那部分正在萎縮的勞動力上，反而是應該代表新的美國工人階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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