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橋話畫：董源《瀟湘圖》「南派」山水的開山之作
《瀟湘圖》，五代·南唐，董源，絹本設色，縱50厘米，橫141.4厘米，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名畫鑒賞
如果你是南方人，尤其是江南一帶人，是否覺得這卷畫很親切?如果你長年生活在北方，這是否正是你想像中的一片江南?第一次，在五代不同畫家的畫筆下，我們可以體會到迥然而異的地域間的風貌。
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國山水畫的成熟時期，形成了兩大不同風格，後人概括為「北派」與「南派」。董源的《瀟湘圖》被畫史視為「南派」山水的開山之作。董源發展了唐代王維的水墨一脈，對宋元兩代文人的山水畫起了重要作用，後世尊其為南方山水畫派之祖。
荊浩、關仝生活在河南、陝西北方地區，面對的是太行巍巍石山，而《瀟湘圖》的作者董源是一位生活在當時金陵、今天南京的南方人。這幅畫仍然沒有畫家的題款或者命名， 「瀟湘圖」是由明代一位非常有名的畫家、藝術理論家董其昌取自南朝謝眺《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首句「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的詩意。「新亭」是今天的江蘇鎮江，而「范零陵」是古代一種以官職稱人的方式，指的是任零陵(今湖南零陵縣北)內史的范雲，這是一首送別的詩，董其昌是否也將此畫視為一張送別的畫作呢?
《瀟湘圖》局部
《瀟湘圖》開卷便見沙磧平坡，蘆葦荒疏，在令人心曠神怡的江南水澤汀岸，江渚上有5人對江而立，其後兩紅衣女眷在一侍女引導下也往江邊走來，前一個女子手中提篋正回頭講著什麼，灘頭有五名樂工正對著徐徐而來的小舟吹奏擊鼓。江中不遠處有一葉小舟在空闊的水面蕩漾，小舟首尾各立一漁人持籬搖櫓，舟正向灘頭盪去。舟中陽傘下端坐兩人，一個著朱衣的人端坐舟中，一副主人派頭，一個侍從舉著傘蓋恭敬後立，朱衣人面前跪著一個人，像是在啟事稟報，他們不像是長途跋涉的模樣，倒有一番遊歷而來徜徉江心的悠閑。其中舟上白衣人裝束與江邊另4位完全一致，再細看岸上4位有兩位手中好像拿著樂器之類的東西，而另外幾個也是畢恭畢敬的樣子，所以這應該不是送別，而是迎接的場面。迎接也不過是畫面一個小的組成部分，並不是畫作的主題，一帶淡墨渲染的江渚，與上面濃墨點划出的水草蘆葦，便將觀畫者的視野帶到另一群人中間，他們人各一舟，散落江面，多數人還在靜伺，一人已經用竹竿在叉魚。再隨著畫卷的逐步展開往後看，江那邊蓊蓊鬱郁的樹林中隱隱可以看見一個小村落，這種感覺有點像今天坐在火車上看見外面大片的農田，江水的另外一邊有一個小村子一樣熟悉，簡陋的屋子影影綽綽，村民們這時還在勞作吧，有一張需要10個人才能應付的大網，收網的時候，岸上有拉的，水裡有托著的，網中間還有一個渾水摸魚模樣的人工作得也十分投入；另一條小船上一人撐竿，另一個似年長者手裡拿著魚簍，回頭向年輕人說著什麼。畫中繪有兩重大山，位置佔了畫面的大部分，山頂有礬頭。左側繪著小丘沙地，漸上漸平遠。山下溪流曲折，水面空闊，是依山俯江之景。樹木茂盛，多作夾葉，有丹紅夾葉樹。小路上也繪有遊人，所著衣服紅白不一。整個畫面視域開闊，構圖層次井然，活躍於其間的人物將作品意境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審視全圖，平淡天真中，筆墨趣味層出不窮。我們來看看畫家是如何用同樣的工具畫出這一番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象的。
南方的山與北方的不同，尤其是丘陵，多是土質疏鬆的平巒緩坡，而且布滿各種植被，畫家董源在《瀟湘圖》中橫向鋪展著江南丘陵綿延不絕之狀，山體以及江渚岸邊的用線因為長而松，像披散的麻縷，所以被人稱為「披麻皴」，這種筆法用來表現土質的鬆軟最為適宜。畫家再用淡墨層層渲染，加上富含水分的毛筆點出的圓點，將山體上豐富的草本、灌木一類植被概括地表現出一種真實的印象。宋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里總結董源的畫法「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燦然，幽情遠思，如睹異境」。說的就是董源的這些披麻皴和墨點近看不過是一片幾何，一定距離拉出來才發現這些線與條的組合將江南一景傳神地表現在絹上。
南方的水與北方的不同，這裡的水很多，江水與丘陵的關係，與崇山和山泉、山瀑的關係不一樣，後者是種點綴、點睛，而前者中的水則完全是丘陵的生長環境與依託，它們相互間唇齒相依；南方的空氣與北方也因此而不同，北方的空氣爽朗、清澈，而南方的則濕潤，帶著一種近乎觸覺的空氣，如果伸出手指在空氣中揮動幾下，你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它們在指間穿行。畫家用墨色將整個畫面處理得非常統一，水與江渚，與丘陵幾乎不用方硬明晰的輪廓線隔開，而是以披麻皴的筆法化解了輪廓線的僵硬，墨色使得岸與水相互浸染，畫中最重的墨色在用硬毫畫出的渚上雜草與蘆葦，特別是畫面結尾處的那叢蘆葦，左顧右盼，極富情趣。
《瀟湘圖》局部
董源在南唐時的畫名已經在朝廷里得到承認，他的風格並不完全像我們所看到的這卷《瀟湘圖》，事實上他也是個多面手的畫家。從畫史上留下的一些董源畫作名稱看，他喜歡畫夏山和雪景寒林，也畫像漁舟、隱士，以及河伯娶婦、袁安卧雪等一些人物題材，而他的山水畫本身既有像這樣煙雲氤氳、平淡天真的風格，也有承襲自二李的設色風格，並且有可能這後一種風格在他生活的時代是他更為人所接受的面貌。
畫趣拾珍
「瀟湘」指湖南省境內的瀟河與湘江，二水匯入洞庭湖，「瀟湘」也泛指江南河湖密布的地區。《瀟湘圖》是一幅描寫人物活動的山水畫，是董源的代表性作品，它充分表現了董源在山水畫創作上所達到的藝術成就。
董源生於唐朝末年，一說是南唐中主李璟遷都南昌時，董源受到朝廷的賞識，隨著政治地位的升遷，使他的繪畫藝術有了一個施展於朝的良機。董源的山水畫曾得到南唐中主李璟的垂青。據說李璟年輕時曾在廬山修建別墅，將山泉林園勝景融為一體。他為了能時時看到廬山景緻，特地派董源畫了一幅《廬山圖》。董源將五老奇峰、雲煙蒼松、泉流怪石和庭院別墅巧妙地繪入一圖。李璟觀後，稱讚不絕，愛不釋手，命人掛在卧室里，朝夕對畫觀賞，猶如長居廬山中。由此可見董源構思的巧妙和寫景藝術的高超。
《瀟湘圖》局部
還有一次，保大五年（947年）元日忽然下了一場大雪，鋪天蓋地，京都呈現出一片銀白的世界。李璟見此雅興大發，召集群臣登樓擺宴、賞雪賦詩，並召來當時的畫壇高手董源、高太沖、周文矩、朱澄、徐崇嗣等人。他們各有所長，分工合作，由高太沖畫中主像，周文矩畫侍臣和樂工侍從，朱澄畫樓閣宮殿，董源畫雪竹寒林，徐崇嗣畫池塘魚禽，不久一幅栩栩如生的《賞雪圖》完成了。董源畫的雪竹寒林是這幅畫中直接描繪雪冬之景的，他胸有成竹，放手對景勾畫，將積雪壓竹、叢林寒瑟的景象傳神地描繪出來。這次活動和《賞雪圖》被北宋的美術評論家郭若虛記述在他的《圖畫見聞志》里，遺憾的是該圖已經無法見到了。
在東晉顧愷之的時代，山水僅僅是依附於人物畫的配景，而且缺乏與人物正確的比例關係和遠近層次。至南朝宋時的宗炳，山水畫開始具備了獨特的審美內容和美感享受，脫離了人物畫，自成一科。當水墨山水尚處於探索階段時，李唐政權在天祐四年（907）消亡，中國再度陷入分裂狀態，這在客觀上使唐人未盡的水墨山水畫事業，在五代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封建統治政權的武裝割據強化了水墨山水畫的地區性特點，並帶有地質構造上的不同特性。
董源活動的地區正是六朝萌發山水畫的故地，他繼承唐代的五代水墨山水畫，按北、南兩路分道揚鑣，形成了山水畫史上的兩大畫派。在北方，有由唐末入後梁的山水畫家荊浩。董源開闢的江南水墨山水畫派是與荊浩對峙的兩大流派之一，這是以地域劃分的畫派，也是畫史上最早的山水畫流派，標誌著山水畫在藝術上的進一步成熟。
《瀟湘圖》局部
董源能作為江南水墨山水畫派的宗主，除了前人的藝術積累、地理條件等因素外，南唐的政治、文化環境促成了繪畫藝術的發展。與政權更迭頻繁的北方梁、唐、晉、漢、周五代相比，南唐的社會政治環境要穩定得多，南朝於江南奠定的文化基礎在南唐發揮出一定的作用。保大年間（943—947）初，中主李璟在宮中設立了翰林圖畫院，簡稱畫院，直接為完成朝廷的命意而作畫，董源常奉旨與畫院畫家們合作。當時享有盛名的畫院畫家有王齊翰、衛賢、周文矩、顧閎中、趙幹等，他們都長於或兼擅山水畫。如王齊翰的《勘書圖》軸（一作《挑耳圖》，南京大學歷史系藏）和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軸（宋摹，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等人物畫中的屏風繪有山水；衛賢的《高士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和趙幹的《江行初雪圖》卷（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是兩幀有人物活動的山水畫。他們的山水畫風雖各有小異，但總體風格基本一致，皆以細筆為工，用墨為主，山石陡峭，多有北方的地貌特徵，尚未表現出江南地區獨特的地貌和氣候特徵，只有畫院外的董源不拘舊格，自成一體。遺憾的是，他的畫風在當時沒能夠主宰畫院內的山水畫壇，卻在畫院外的道釋畫家中贏得了追崇者，如釋巨然和劉道士等。
和中外許多名畫家一樣，董源的風格並不是一直在歷史上得到重視，自南唐以後，他就像被人們遺忘了一樣，直到在北宋中後期，董源首次受到沈括、米芾、蘇軾等文人的推崇，沈括和著名書畫家、鑒賞家米芾在他們的著作中將董源的風格定義為「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平淡天真」等，他們深為董源直率瀟洒的筆致所折服。董源之所以在這個時期受到文人們的青睞，是因為這些文人畫的開宗立派者推崇自然、豁達的審美趣味，而董源山水畫的藝術內涵正在於此。董源逐漸在畫史確立了自己的位置，而這種位置已經將他的其他風格悄悄抹去，只餘下像《瀟湘圖》中的江南真山水。
《瀟湘圖》在明末繼禮部尚書董其昌之後被河南睢陽人袁樞（兵部尚書袁可立之子）收藏。崇禎十五年（1642年），袁樞的家鄉河南睢州城先後遭到李自成的兵火和河決水災，袁可立尚書府第藏書樓內書畫及數萬卷藏書毀於一旦，僅數幀往返千里為袁樞帶至江蘇滸墅關寓所隨身珍藏免遭了兵火之災，才得以流傳至今，被傳為中國乃至世界名畫收藏史上的佳話。明末清初書畫家王鐸在滸墅關袁樞家裡見到此畫非常高興，並將這一好事賦跋於卷中。
《瀟湘圖》局部
2008年5月5日下午，新維修後的故宮武英殿書畫館正在進行展出，忽然有人發現，一個展櫃內在輕微滴水，致使當時正在展出的國寶級畫作——五代董源《瀟湘圖》被滴水。發現這一情況後，相關工作人員立即彙報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和相關部門。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和相關專家人員立刻在事發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並果斷採取措施：立即關閉濕度控制機、開櫃撤取文物對其進行檢查。由於發現的及時，這幅國寶級的畫作僅在畫心下部有一點著水，但沒有明顯水漬。由於畫心處非常平實光滑，因此水滴滑至底托擋處，致使裱褙紙有洇濕，但無開粘脫骨現象，也無起泡、起翹的痕迹。後經權威書畫專家共同勘察確認，該作品末遭受明顯損傷，經過處理可以恢復。確診後，北京故宮博物院迅速將畫作送至文保科技部採取有效的保護、補救措施。經過處理，《瀟湘圖》整個畫面平整如初，畫心滴水處無任何肉眼可視痕迹，只裱褙留有較淡的痕迹，真是有驚無險。
10世紀剛剛開始，大唐王朝便走到了自己的盡頭。907年，後梁政權建立，中國再次進入到繼三國兩晉南北朝之後又一個充滿了割裂、紛爭的動蕩時代，後世把這段時期稱為「五代十國」。所幸的是，各國間的割裂並沒有使得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得到相當發展、在有唐一代更是達到高潮的繪畫藝術停滯自己的腳步，相反，在此期間山水、花鳥等各個畫類都產生了對後代影響更大的樣式與風格。與唐代不同的是，以長安為單一文化中心的格局被產生於中原、西蜀和江南多個文化中心的局面所取代。
傳統華夏社會是以北方社會為重心的，全國統一政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區，南方社會一直是中原文化的外圍。然而在唐末五代時期這種模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南方地區的發展首次超過北方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出現了南方與北方抗衡的對峙局面。五代十國時期是唐宋社會承接過程中的關鍵，這個承唐啟宋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歷程中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時期，北方五代政權與南方的南唐、兩蜀政權之間的抗衡，中國古代社會裡第一次全地域性質的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文化諸多方面的對峙因此產生。
《瀟湘圖》局部
而南北對峙局面的存在和發展，主要原因是南方的經濟力量的壯大為南方各政權的存在提供了物質基礎。唐末五代，北方地區由於長期戰亂，軍閥政權更迭，窮兵黷武，中原地區哀鴻遍野，土地荒蕪，人口銳減，生產凋敝，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五代統治者橫徵暴斂，後梁為了組織李存勖的進攻,三次掘開黃河大堤,造成嚴重水災；後漢苛捐雜稅的名目有身丁錢、農器錢、面錢、折帛錢、鞋錢、地頭錢、榷麯錢、蠶鹽錢等等。而南方各政權為了在割據兼并戰爭中處於有利地位，大多實行了保境安民的政策，發展經濟，以增加軍事實力。全國的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流域。根據北宋初年的統計，北方人口為100多萬戶，南方諸國為250多萬戶，南方人口已經超出北方兩倍。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長期勞動的結果；另一方面，由於北方戰亂頻繁，大批的勞動人民南遷，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交流了北方的生產技術和經驗，使得五代後期南方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力量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五代時期，南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唐朝南方經濟發達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並愈益成為全國經濟先進的地區。吳、南唐與吳越統治地區原本就有良好的生產基礎，唐朝末期時又成為北方人口南下的主要聚集地。南吳的建立者楊行密佔據江淮地區以後，戰亂較少，又採取了招合遺散、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政事寬減的政策，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南唐李昪（音同：變）奪取政權以後也採取了息兵安民的政策，下令革除一切額外租稅，又獎勵人民種桑開墾，同時提高農副產品和絲絹的折納價格。李昪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措施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由是「江淮之間,曠土盡辟,桑柘（音同：這）滿野,國以富強」；吳越也是農業很發達的地區，錢鏐（音同：留）統治時期,總結了防止海潮破壞的經驗，在錢塘江北岸修建有名的「錢氏捍海塘」，保衛了沿海的居民，保證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浚治西湖，在錢塘江邊造水閘及堰，隔絕江水倒灌入湖，使湖水灌溉杭州周圍以至鹽官的大片稻田，對杭州的繁榮和農業的發展貢獻很大。
《瀟湘圖》局部
另外，南唐和吳越地區的勞動人民還在境內修建圩田，在河渠兩岸、農田周圍修築堤壩，沿堤建水閘控制水勢。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使農業收成獲得一定的保證；南漢和閩國統治的是福建、嶺南地區,由於沒有直接遭到軍閥混戰的破壞，這一地區長時期保持著比較安定的環境，兩國的統治者也都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同時，閩國注意水利建設，修築海堤以御海潮，保護農業生產；湖南的楚國和江陵的南平也實行著修養生息的政策，楚國實行退兵休農的政策，獎勵人民植桑種茶。江陵地區自高季興佔領以後，招集流亡，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四川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前蜀王建時期「勸課農桑,輕省徭賦」，實行經濟緩和政策，致使前蜀政權「倉廩充溢」。孟知祥佔領四川，繼續實行安民課農的政策，後蜀財幣充實，斗米三錢，農業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同時，手工業、絲織的規模越來越大，出現了「吳綾」、「越錦」與「蜀綉」這些有名的紡織品；湖南的楚國所產的絲、葛、紵布以及細葛布等，質量達到很高的水平；福建地區盛產蕉布、葛布等紡織品；吳與南唐的宣州盛產銅鐵，湖南多鉛鐵，南漢富產金、銀，賓州、澄州的江溪間出金最多，浙江的金屬器皿馳名全國；吳越的秘色瓷器是青瓷中的佳品，系陶瓷手工業的一大創造，浙江所產的「金扣」(鑲邊)瓷器則動以萬計，是向外輸出的大宗商品；雕版印刷業，成都和金陵是全國兩大印刷業的中心。
《瀟湘圖》局部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南方地區的商業貿易也隨之發展起來，廣州、福州、成都、揚州、金陵、杭州等城市逐漸成為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南平的都城江陵是當時全國最大的茶市，從潭州到開封的沿途許多城市設有「邸伍」來賣茶；吳越北上中原貿易皆泛海而行，至山東登、萊而達開封，同時還加強與日本、新羅的通商往來；閩國的都城福州成為發達商業城市，閩國積極發展對中原的貿易，主要進行的是海路貿易交往，泉州在這一時期發展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閩國還發展對南洋、西亞的貿易往來；南漢鼓勵對內地的商業貿易，成都是當時的商業中心，素有「錦城」之稱,城內有葯市、蠶市、七寶市各種市場。
南方經濟的發展,一方面為南方各政權的存在提供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為全國統一創造了前提條件。
《瀟湘圖》局部
北方因遭受戰火的摧殘，大批文士南下，促進了南方文化的發展；南方地區的局部統一,諸政權的建立和發展，南方社會秩序的穩定，也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十國時期,南方諸國君主興禮作樂、設百官、立制度,客觀地促成了廣大範圍內文教制度的普及。蜀國統治的四川和南唐統治的江淮是10世紀前半期南中國的兩個文化中心，南唐三代儒者之盛見於史冊，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行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音同：記）之徒，又足以爭名天下。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南方文風之盛北方莫及，入宋猶是如此，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都是南方人士，又分別出於吳、蜀，這不是偶然的，儘管宋代北方不乏知名的文學人士，然而思想之活躍、風格之新穎都無法與南方相比。
名家小傳
董源(?～約962年)，字叔達，鍾陵(今江西進賢西北)人，五代南唐畫家。中主李璟(943～961)時任後苑副使，後苑即北苑，世稱其為「董北苑」，南唐亡後入宋。他工山水、牛、虎、人物，開創了平淡天真的江南畫派，並豐富了山水畫的表現技法。董源的山水畫對後世的文人畫影響巨大，宋代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稱，董源畫法「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對其評價頗高。董源所創造的水墨山水畫新格法，當時得到巨然和尚的追隨，後世遂以「董巨」並稱。董源對後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山水畫史上是罕見的。他的傳世作品有《瀟湘圖》、《江堤晚景圖》、《龍宿郊民圖》、《洞天山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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