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夫婦自殺，三個人的命運隨之改變

原標題：1966年，傅雷夫婦自殺，三個人的命運隨之改變

傅雷和傅敏在上海寓所合影。

1966：三個被傅雷之死改變命運的人

文/葉永烈

本文首發於總第862期《中國新聞周刊》

傅雷原名傅怒安，取意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因大發雷霆之謂怒，改名為「雷」，以「怒安」為字。他自印的稿紙上，署的是「疾風迅雨樓」。

1966年9月3日，傅雷與夫人朱梅馥雙雙上吊於家中。在其身後，更大的疾風迅雨才剛剛開始。

三次自殺未遂的傅敏

1966年9月3日晚8點，傅敏突然接到舅舅朱人秀從上海發來的電報。電文總共6個字：父母亡故速歸。

傅敏如痴如呆，久久地木立著，彷彿成了一尊塑像。魯迅說：「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陷於極度悲痛之中的他，全身的神經都彷彿麻木了。

傅敏比傅聰小3歲。小時候，他主動要求學琴，要求上音樂學院附中，萬萬沒有料到，卻被父親拒絕了。傅雷一旦打定了主意，用十頭牛來拉，他也不會回頭。

傅雷對滿臉淚水的傅敏，作了如下說明：第一，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學音樂，你也要學音樂，我沒有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樂的料子；第三，學音樂要從小開始，你上初中才學琴太晚了，學個「半吊子」，何必呢？

最後，傅雷補充了一句：「你呀，是塊教書的料！」

沒想到，竟給父親在10年前言中，大學畢業後，傅敏成了北京第一女中一名英語老師。1966年，他在英語教學界已經小有名氣，並且愛上了老師這個職業。由於校長楊濱的保護，學生和一般教師都不知道他是傅雷之子、傅聰之弟，只知道他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高才生。

1966年6月1日，臭名昭著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報上拋出來了。「十年浩劫」的信號彈上天了。

傅敏一看就聞出了其中濃烈的火藥味。他明白，他的父親首當其衝。他馬上想到父親寫給他的許多長信。

傅敏向來視家書為珍寶，一封封一件件整整齊齊地編號保存著。然而眼下，偌大的北京，他竟找不到一個妥善、安全的地方保存這一批信件。萬不得已，他想到了燒。與其被「橫掃」出來作為父親的「反動罪證」，不如付之一炬！

他知道父親的老友馬思聰家有一個爐子，便揣著那些精心保存的家書，去到那裡，用顫抖的手點著了火。從此，《傅雷家書》只剩下一半——傅雷寫給長子傅聰和長媳彌拉的信件，因在海外才得以倖存。

燒毀家書之後，傅敏天天過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日子，往往一夜數驚。

驚心動魄的消息，不時從上海傳來。一向書信頻繁的傅雷，久不寫信，由夫人代筆。

8月26日，北京開始大抄家。傅敏坐立不安，如驚弓之鳥。他來到北京長途電話局，打電話給家裡。電話打通了，他的耳際響起母親那熟悉而親切的聲音：「阿敏啊？你怎麼樣？」

他還沒有發問，母親倒先問起來了。關於家裡的情況，母親輕鬆地說：「都好，都好，你放心！」

這是傅敏最後一次聽到母親的聲音。

僅僅過了一個星期，他便收到了「父母亡故」的電報。他一看電報，就百分之百地斷定：死於非命！他恨不得插翅飛回上海，但他出校入校都要向「紅衛兵」請示，哪有行動自由？

無可奈何，他只得打消了回滬的念頭，複電舅舅：父母后事請舅代理。

本來，由於校長楊濱的多方保護，傅敏的「身份」沒有暴露。然而，楊濱被作為「走資派」揪了出來，有人拋出了傅敏的檔案。哦，原來女一中「藏龍卧虎」，還隱藏著這麼個「階級敵人」：「大右派」傅雷之子，「叛國投敵分子」傅聰之弟！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

一個學生因為說了句「毛澤東思想也是一分為二的」，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傅敏同情她，說「毛澤東思想當然可以一分為二」。他還在寫給一個學生的信中談到了對「文革」的種種不滿，信落到了紅衛兵手中，便成了他的「三反罪證」。於是，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飛到了他頭上，他被關押在學校的「土班房」里。

1968年8月，傅敏已經被關押了好幾個星期。每天連冷饅頭都吃不飽，餓得眼冒金星，全身浮腫，臉都走樣了。他忍無可忍，終於走上絕路，決心跳河自盡。

他跳了下去，誰知水淺，沒有淹死。他被發現了，拚命往牆上撞，頭上撞了個大窟窿，殷紅的鮮血涌了出來。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醫院。

治好後，他被拖回學校。「妄圖以自殺對抗運動」，又是一場接一場的批鬥。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廁所的時候，用手摸電門，再度自殺。可是，他穿的是膠鞋，觸電未死。

嚴冬，他躺在水泥地鋪上睡覺，「牢房」里沒有一絲暖意。早上醒來，連臉盆里的水，都整個凍住了。

但他終於迎來了解凍之時。

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為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隆重舉行了追悼會，並為傅雷平反。

傅聰從英國趕來，出席了追悼會。闊別21載，他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回到故鄉上海。他感慨：這次回來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時候，也是我最高興的時候。

追悼會結束之後，傅敏途經香港飛往英國，來到傅聰身邊，自費在英國求學一年。後回國，繼續教師生涯。

在英國期間，傅敏仔細閱讀了傅聰保存的近200封信件，全部複印，著手編選《傅雷家書》。該書1981年出版。

冒險領取骨灰的陌生人

1979年舉行追悼會前，上海方面急於尋找傅雷夫婦的骨灰盒，幾經周折才找到。一位陌生的「高姑娘」，就此浮出水面。

高姑娘真名叫江小燕。

1966年9月初，在鋼琴老師家中，27歲的江小燕從鋼琴老師的女兒那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傅聰的父母——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鋼琴老師是傅聰的同學，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所以她們關注來自傅聰家的消息是理所當然的。

「什麼？」江小燕睜大了眼睛，久久說不出話來。

江小燕其實並不認識傅雷，只是讀過他所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等著作，敬佩他流暢而老辣的譯文和深厚的文學根底。

「聽說，傅雷留下遺書，說自己是愛國的。」鋼琴老師的女兒繼續說道。

江小燕產生了一個想法。她想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尤其是，臨死還說自己是愛國的。

她拿起筆來，又有點覺得不踏實，因為她聽到的畢竟只是傳聞。給周總理寫信是一件不得馬虎的事，於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細了解一下傅雷夫婦自殺的真實情況。

她的鋼琴老師告訴她，傅雷家在上海愚園路女鋼琴家顧聖嬰所住的宏業花園後面。到了那裡，她憑藉牆上「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標語，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位於江蘇路的家。不過，傅雷家已經被查封，無法進去。她向鄰居打聽，得知傅雷保姆周菊娣就在附近一家幫傭，於是找到了周菊娣。

她從周菊娣嘴裡得知，傅雷夫婦死後，在西寶興路火葬場火化。周菊娣說：「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準留骨灰。」她詢問傅雷親屬，周菊娣告訴她，傅雷的姑母傅儀就住在不遠的武定路。

她來到傅雷姑母家中，傅雷姑母告訴她，傅聰遠在英國，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勞動，除此之外，傅雷沒有別的子女在上海。

這些話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心中升起一股強烈的同情又憤怒的情緒。

她的父親抗戰時曾參加國民黨軍隊，被作為有歷史問題的人對待。她自己高中時因在「反右補課」中不肯揭發俄語老師柴慧敏，中學畢業鑒定書上得到了8字考語「立場不穩，思想右傾」，加上一個「政治品德鑒定等級：差等」，從此與考大學和進單位無緣。

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這個弱女子挺身而出。江小燕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開始秘密行動。

她出現在上海西寶興路火葬場（原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寄女」（「乾女兒」），無論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她說得那麼懇切，終於打動了工作人員的心。

要留骨灰，就得買骨灰盒。她沒有工作，只是在家跟父親學畫、做父親的助手而已，哪有多餘的錢？

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傅聰舅舅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給朱人秀去了一封信，說明了情況，與他約定見面時間。信末，只留一個「高」字。其實，她並不姓高，只是她的姓在上海話中與「高」相近。

她戴著大口罩，按照約定的時間，準時來到朱人秀家中。

後來，朱人秀對筆者回憶，問她住哪裡，她不肯說。朱人秀見她連地址都不肯說，而且又從未謀面，與傅家非親非戚，有點不放心，於是把錢交給外甥張廷騮，讓他陪著「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寶興路火葬場。

買好骨灰盒、領取傅雷夫婦的骨灰之後，「高姑娘」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大塑料口袋，帶回自己家中暫存。

過了幾天，她和張廷騮約好，一起把傅雷夫婦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辦理存放手續。考慮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從朱人秀那裡得知傅雷原名，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江小燕告訴筆者，她和父親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曾有四個鄰居死後無錢買棺木，她的父親在教會的幫助下，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體同山阿」。她覺得，自己如同父親一樣，只是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罷了。

在她看來，保存骨灰是一件「次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向中共中央反映傅雷夫婦蒙冤之事。苦苦思索多日後，她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況。信沒有署名。

這封信沒有寄出上海，落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被當成一樁「大案」追查。最終，查到了她。

一天，她踏進家門，看到屋裡坐著三個陌生的男人，用異樣冷漠的目光注視著她，她一下子便意識到：出事了。

她被當做「現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膠廠（當時朱人秀在那裡工作，也遭審查）。

「你為什麼替右派分子傅雷鳴冤叫屈？」審訊者問道。

「前幾年，《解放日報》不是登過給傅雷摘帽的消息嗎？他已經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麼？你是想等傅聰回來拜謝嗎？」那人又問。

「照你看，現在這種樣子，傅聰有可能回來嗎？敢回來嗎？」她反問道。

問了一陣子，抓不到什麼把柄，審訊不了了之，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裡，父母問她怎麼會成為「現行反革命」。她如實說了一切，父親聽罷，沒有半句責難，反而說她做得對。

1972年，父親病故，她走出家庭，只能在里弄生產組工作。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她多年的精神包袱才徹底拋掉。

追悼會後，傅雷的骨灰盒被鄭重其事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聰和傅敏都對她表示感謝，她給傅敏回信，請對方不要在精神上感到對她有什麼責任。「雖然從表面上看，事情與你們有關聯，但在當時，完全是我個人的動機、想法。」

1985年春，她給我來信，報告好消息：她以優異成績從上海靜安區業餘大學畢業，終於拿到紅色金字的大專畢業證書，調入上海電視大學編報，當編輯。

1989年，應我之約，她寫了一份自述，供我寫作參考之用。她寫道，雖然為持正道而受困多年，「然余深心寧然，凈然，此萬金所難得，則何悔之有？君不聞：『朝聞道，夕死可矣！』」

女鋼琴家之死

傅雷夫婦自殺六天之後，1966年9月9日，一位女鋼琴家也追隨而去。

她的名字叫李翠貞，原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們之所以會闖進傅宅抄家（傅雷並不在上海音樂學院工作，傅聰也從未在這裡讀過書），正是因為她。

李翠貞的父親李復生曾留學美國，後成為上海名醫。母親張婉珍畢業於上海中西女塾，頗有文化素養。李家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幢寬敞的花園洋房裡，祖代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翠貞在李家四姐妹中排行第三，人稱「三小姐」。1934 年，她留學英國皇家音樂學院。1942年，她來到大後方重慶，擔任國立音樂學院鍵盤教授，從此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

1951年秋，丈夫要去香港定居。她愛自己的家庭，如她所言，「把生命寄托在我的小家庭」，但她離不開自己的音樂事業。她送走了丈夫，帶著兩個孩子仍留在上海。

1953年，丈夫自香港回到上海探親，要把兩個孩子帶往香港，希望李翠貞同去香港定居。

兩個孩子是李翠貞的掌上珠、心頭肉。她曾這樣寫道：我要他們穿得好，食得好。要他們若干歲就應該長多高，應該多少磅重，暑天該食什麼，冬天應該加什麼補藥，每年應該檢查兩次牙齒，兩次身體。然而，為了孩子有更好的成長條件，她忍痛讓丈夫帶走了孩子，自己依然站在上海音樂學院的講壇上。

1959年，李翠貞前往香港探親。她反覆考慮去留問題，並去函徵求傅雷意見。

李翠貞與傅雷均為上海南匯縣人，有著同鄉之誼，她與傅雷夫人朱梅馥還是上海晏摩氏女子中學的同學，兩家遂結為摯友。

傅雷當即復函，勸她回到上海。傅雷的信，堅定了她的選擇。

我在李翠貞的檔案中，看到「文化大革命」前上海音樂學院的《對李翠貞的評價》一文，雖然明顯帶有時代的局限，但還是充分肯定了她的學術造詣、工作態度和愛國熱忱：

在音樂界有較高的威望，從1942年起擔任音樂院校的鋼琴教授工作。解放後在教學工作上認真負責，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教學質量好，但純技術觀點較嚴重……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加上身體不好，常常有許多會議不參加。原擔任系主任工作，再三要求辭職。但她熱愛鋼琴事業，因此當她愛人和孩子去香港後，她一人仍繼續留滬任教。1956年、1959年曾去香港探親，愛人不讓她返校，要她留港，她雖曾有動搖，但後來還是堅持返校。返校後工作、教學仍較認真負責。近年來在黨的教育下，稍有變化，參加會議和政治活動比以前積極，遲到、早退的現象少了，討論問題也能爭取發言：有時還看毛主席著作，看來比以前有所進步。

1966年7月3日，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園裡貼出了批判李翠貞的大字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只是其中的一條「罪狀」，像她這樣只知終日閉戶彈琴的人，居然也被「揭」出許許多多「反動言行」。諸如：

「肖邦的作品沒有一句廢話，只只音符都少不了，是任何人超不過的。」

「學得少，對學生是一種損失。」

「我們的國家太閉塞。」

「傅雷只不過講錯了幾句話，就被扣上『右派』帽子。」

她聽不慣當時那種「革命歌曲」，說是「鏘鏘哐哐敲一遍，咣咣咣咣，敲得頭腦脹死了，耳朵也炸聾了」。

8月30日，紅衛兵衝進她的家，名為「掃四舊」，實則大抄家。

她的旗袍、高跟鞋被拿到學校里「展覽」。在上海音樂學院北大樓的工會俱樂部里，她被群眾點名揪出示眾。圍觀者越來越多，擠不下，就把她揪到圖書館門口空地上斗，叫她「老妖精」，並令她在自己的姓名上打叉。

抄家中，搜出了傅雷致李翠貞的信件。當天夜裡11點多，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蜂擁而入傅雷家，進行大抄家。本來是要抄出李翠貞寫給傅雷的信，後來卻轉為查抄傅聰的「叛國罪證」，轉為查抄傅雷的「反黨罪證」。

直到9月2日上午10點，大抄家才算結束。傅雷夫婦被拖到家門口，站在板凳上，戴著高帽子，接受批鬥。9 月3 日凌晨，傅雷夫婦雙雙弔死於寓所鋼窗兩側。

當時上海音樂學院造反派的一份報告說：「估計傅在死前已將情況告李。」

9月8日，李翠貞打發保姆回去，說道：「你不必再來了！」下午，她說自己牙痛，要求第二天上午去看病，向小組長請假半天。

下班回家，她給妹妹李孝貞、好友郭美息分別寫了訣別信，連夜把信投進郵筒。給妹妹的信寫道：「親愛的孝貞妹：一切的一切，請你原諒。」

她把自己的衣物一一包好，分別寫明是送給誰作紀念。

她還留下幾張字條。一張字條寫著：煤氣、電燈賬單已付。房租、牛奶、電話，未付。報未付。另一張字條上，寫了她的好友郭美息和她的妹妹李孝貞的電話號碼、地址，還寫了上海音樂學院電話號碼以及該校黨委夜班值班電話號碼。顯然，她要求人們把她的死訊通知親友及單位。

她穿上淡紫色的確良短袖襯衫、黑色瘦褲管綢褲，腳穿肉色玻璃絲襪和一雙擦得鋥亮的黑色尖頭高跟皮鞋，搽了粉，畫了眉，塗了胭脂，抹了口紅。大波浪形頭髮，一絲不亂。

費了好大的勁，她把沙發搬進走廊盡頭的廚房，把廚房的門縫、窗縫一一用紙塞緊，寫下臨終遺言：「我累得很，讓我好好睡吧！」

她服下安眠藥，打開煤氣開關，坐到沙發上，把腳擱在一張小板凳上。

9月10日，沒有舉行任何追悼儀式，她的遺體被火化。身邊唯一的親屬，就是妹妹李孝貞。

她的死被定性為「畏罪自殺，抗拒文化大革命」。1972年，改為「因對運動不理解自殺死亡」。1982年，上海音樂學院為她平反昭雪，並召開了追悼會。

死前一個多月，李翠貞在一份「交代」中寫道：「我認為自己留下來，是愛國的。我甘願跛了腳，跟在同志們後面。」她還說自己，「像船沒有錨，漂來漂去，自以為屬於此，不屬於彼。」

最終，她實踐了自己在解放初期人生面臨何去何從時立下的誓言：

生於斯，作於斯，死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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