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對二十九軍的厭惡：為保實力不打仗，軍工全靠人民

原標題：徐永昌對二十九軍的厭惡：為保實力不打仗，軍工全靠人民

1923年冬，28歲的胡宗南跨出改變人生軌跡的第一步。他告別家鄉孝豐縣（今浙江省安吉縣孝豐鎮），走進位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的國民黨辦事處，順利通過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入學初試。誰曾想到，胡宗南在隨後的戎馬生涯中，創造出了無數個「第一」：第一位黃埔系軍長；第一位黃埔系集團軍總司令；第一位黃埔系戰區司令長官……成為蔣介石嫡繫心腹，重要軍事集團核心人物。

徐永昌1928年任綏遠省主席時照片

「七七事變」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始，因此駐防在平津地區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也就成為各界人士關注的重點。那麼作為中樞要員的徐永昌是如何看待第29軍以及該軍在抗戰全面爆發初期的表現的呢？

7月7日上午，徐永昌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四川軍隊的整編事宜上。當天中午，他在與友人的談話中坦言中國的「溫飽子弟與學生皆不願當兵，惟窮人願當兵，窮人稍溫飽亦不當兵，是全中國人不願當兵，雖使強征來??毫無戰鬥力，如此國家，尚侈言抗日，直以羊猜虎耳，是知教育不改革，必至亡國而後已」。徐永昌白天還在為軍隊的改革以及士兵素質犯愁，不想當天晚上，「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7月8日凌晨，當消息為中樞機關各要員獲知後，徐永昌認為這事與時任冀察政務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第29軍軍長的宋哲元受到日本人不斷地「直接壓迫」有關，原因是「日本人反宋擁張（自忠），張有些活動」。當徐永昌得知日軍「有意向馮治安部尋釁??向拱極城攻擊，我官兵已傷亡數十，但未還擊」後，於上午8點召開「準備增援華北」的軍事會議，便著手準備命宋哲元「指揮之軍隊全部動員準備，以防事態之擴大，同時中央軍之增援華北，應為相當準備」。

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上，徐永昌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投降書籤字。

一天後，徐永昌又認為「我軍應全部準備動員，各地皆令戒嚴，並準備宣傳手續」。由此可見，當華北駐軍還在與日軍談判爭取「重歸和平」的時候，時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的徐永昌已經在著手一旦戰爭無法避免之後的準備工作了。此後徐永昌奉命北上，先後兼任石家莊行營主任、保定行營主任，成為中央駐華北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單位，但徐永昌卻因為第29軍的表現，而產生了十分厭惡的心理，以致在日記中不斷記下第29軍的種種不是。

他在8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九軍張（樾亭）參謀長雲，文安至馬廠工事完成無期，以三十八師一部尚能略做工，其餘不能成連，如何能做工？」徐永昌認為：「二十九軍需八萬人給養，未聞軍隊退下已四、五日，五六萬人不能集合成連，此欺人語也。上下一致規避不做工，為不打仗也，為保存實力也，然與保存國家相去益遠，中央如能獨立存此國家，他能容你這種力量么？他不能存此國家，你能獨存么？越不願作戰，越擴充其實力，如宋為孫殿英、石友三成軍。你不聽中央命令，他們將來能聽你命令么？不過凡此諸子又皆衷心愛國，而行為如此，是真其愚不可及也者矣。」

徐永昌（左）與蔣介石（右）

8月12日，徐永昌在第29軍負責構築劉各庄至鄭州段工事時，滿足了該軍要求將配合工作的中央軍調離的要求，不想第29軍仍然「不願作工」，他憤慨地寫下了「好私取巧如此，吾為若惜之」。29日，徐永昌又對已經開始構築工事的第29軍批評道，「二十九軍工事遠不如五十三軍，且二十九軍完全令人民做，軍紀亦不如五十三軍，二十九軍除三十八師外，皆吃人民，五十三軍尚知修一條小路運糧食，二十九軍則不能，所以距鐵路遠者只好吃人民??人人知五十三軍軍紀壞，二十九軍尤韙言之，今竟如此」。

當徐永昌所派視察人員向徐報告後，他又得知第29軍在修築工事時，「大官擁兵自衛外，士氣太不振作，某旅長換便衣離前線」。如此種種，都使徐永昌對第29軍的印象不斷變壞。

與此同時，河北戰場各部接連敗退，戰局不斷失利，而徐永昌卻在報紙上看到前線軍隊「如何血戰、如何將敵擊退云云」，氣得在日記上寫道：「無恥的宣傳天天能看見，這國家如何不受人侵略。」以至於他在28日「兩日來受刺激甚，昨日即懼吐血，今日胃病大發」。

此後徐永昌於9月26日在日記中總結了河北抗戰的失敗原因，他認為參戰各部「內外不一，即內心消極，表面積極。用兵時已留後手，又不肯白白吃虧。先不舍地而派兵，後不降志而增兵，為地派兵非為戰派兵，結果地兵兩失，如永清、固安之兵是也。城防之無用，涿州、保定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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