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往事：戰火中的「西南聯大」（三）

原標題：民國往事：戰火中的「西南聯大」（三）

1938年4月2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改名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地址在雲南省昆明市呈貢區（現雲南師範大學校本部），設立了文、理、工、法商和師範五個學院二十六個系，以及兩個專修科和一個選修班。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開課。

1938年4月28日，從長沙臨時大學徒步前往雲南昆明的臨時大學步行團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六十八個晝夜終於抵達目的地雲南昆明。在昆明的圓通公園，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與其他各位校領導為步行團的師生們舉辦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師生們同樣得到了昆明市民的誇獎。隨即，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雲南省昆明市開課，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擔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長，原定計劃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三位先生每人輪流當兩年聯合大學主席，但張蔣二位校長在重慶另有任職，因此就由時年四十八歲的梅貽琦先生主持西南聯大的日常校務。

西南聯大的校舍是由民國時期著名的建築設計大師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所設計，但確實是由於物資匱乏、經濟拮据、資金緊張，設計方案一變再變、要求一降再降。最終，校舍方案確定為土坯茅草房。這樣的方案讓梁思成先生先生憤怒而後無奈，林徽因女士則是一邊修改方案一邊流著眼淚，淚水為國家、為學子、更為時代哭泣。9月，西南聯大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開始入住。

即使是這樣簡陋的校舍環境，對飽經磨難的師生們也是來之不易的。當步行團從長沙出發前往昆明的途中經湘西的山區時，當地時常洗劫百姓游弋于山間和村落的土匪們將目標對準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師生們，土匪們恐嚇並要步行團留下「買路錢」，步行團中的生物學家李繼侗教授與土匪交涉，最終付了一些所謂的「買路錢」才勉強換得平安。1938年3月17日，當步行團到達湖南與貴州交界的鯰魚堡時，思維活躍的師生們對神秘且危險的奇景充滿了好奇與恐懼。當步行團到達貴州西部的盤江時，面對湍急的盤江水師生們乘小船渡江，過程真是驚心動魄。即使是這樣的艱辛，師生們在旅途中的科學考察和沿途採風也沒有因為危機四伏而停罷退卻，臨時大學的這次遷徙中師生們在礦產資源、生物標本、人文風俗、建築結構和音樂民歌等方面均有所汲取和建樹，義憤填膺的同學還向沿途部分愚昧的種植罌粟花的百姓宣傳毒品對人的危害。

身後有窮凶極惡的日寇，身邊有未知恐怖的自然環境，面前還有無恥流氓的土匪，臨時大學無所畏懼的艱辛跋涉，完全體現了不屈不饒的精神意志。像聞一多先生，他堅持國難期間節省經費而步行赴滇，一路上他亂頭髮、長鬍須成為了這位大文豪顯著特點也反映了他樂觀堅定的精神，好友還曾開玩笑讓他帶一副棺材再和步行團上路，言下之意就是根本不相信先生的身體能承受這樣的旅途顛簸。

在多雨的昆明經常出現茅草屋頂教室和宿舍在雨中不停地漏水，老師和學生們也只好用盆子和飯盒等盛水物器自行克服。僅有極個別的鐵皮屋頂教室還會在雨中發出噼里啪啦很大的聲音而無法聽見老師講課，師生們也只得苦中作樂的停課「賞雨」。到最後，由於條件緊張連這些鐵皮也拆了下來買給了昆明電影院換取一些經費以支撐戰時的日常教學工作。

昆明的雨師生們可以克服，但鬼子的「炸彈雨」卻是嚴重危及到了全校和整個昆明市的安全了。1939年和1940年這兩年的時間，昆明市幾乎每天都要遭到日寇飛機的轟炸，有時一天甚至不止一次，因此在授業解惑或是科學研究中防空警報突然想起，大家快速有序的就近躲入防空洞，待轟炸完成敵機飛離後再恢復正常，這種戰時特殊的「跑警報」幾乎每天都有。

這兩年左右的時間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師生們幾乎天天是在「跑警報」躲轟炸的節奏中度過的，情況緊急之下來不及找到就近的防空洞，有的甚至跑到昆明郊區的墳堆躲避，但為了不耽擱學業頑強的師生們有時直接就以墳頭為課桌繼續上課。轟炸中人雖然可以逃脫但一些儀器和設備因倉促中無法搬移保護而遭到了損毀，為避免更為嚴重的損壞，老師和學生們想出了挖洞的辦法將這些珍貴的設備和儀器保護起來。後來，為了躲避常態化的轟炸而不影響學習，西南聯大將作息時間表一度改為提前到早七點開始上課，一堂課從五十分鐘改為四十分鐘，按照每次日寇飛機達到昆明的時間，學生們基本已經下課並躲進了掩體內。前方戰事不斷吃緊，中日軍隊進入僵持階段，而西南大後方物資越發匱乏、生活越發捉襟見肘，條件每況愈下。

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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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往事：戰火中的「西南聯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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