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古籍整理，歷朝歷代都是國家主導

原標題：杜澤遜：古籍整理，歷朝歷代都是國家主導

60年前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立，是新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

古籍是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重要標誌。文化大國的歷史和文化大部分都在古籍當中，當然還保存於古墓葬、古遺址、古文物以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國語言當中，但就其信息量的豐富、記載的系統而言，還是以古籍為第一重要。

古籍整理事業，伴隨著古籍流傳的歷史，代代不絕。古籍整理事業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典策文章的存亡，成了國家存亡的標誌，所以歷代帝王十分重視，往往命令最有學問的人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中國的古籍整理，它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國家政策主導，這是中國的傳統。比如說漢代，是皇帝讓做的，做了二十多年，最後把重要的典籍整理好了，定好有多少篇，這些篇順序是什麼，文字上哪個為準。定好以後，有一個書錄，把這個整理的過程給它說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要搞成一個定本。到了東漢班固寫《漢書》，特別設了一個《藝文志》，把西漢劉向、劉歆整理的圖書目錄《七略》抄了一遍，用這種方法把西漢時期的皇家藏書記錄在《漢書》裡面，來表現西漢時期文化的興盛。

民間的古籍整理行為也很多，但是總體上不是主導。我們在整理校勘《十三經》的時候，就把歷史上的文本看了一下，唐代的「唐石經」就很好。宋代留下的文本，比較好的是官刻的單疏本、八行本。民間的版本也留下很多，通過校勘就會發現錯誤比較多，會用一些俗體字，比較複雜。我們現在看的《十三經註疏》誕生在南宋福建北部建陽的書坊，經過很長的時間，到了明萬曆年間才由皇家出版機構北京國子監正式出版。我們現在看，萬曆北監本確實又漂亮，又嚴謹。到乾隆時期，又一次被皇家出版機構武英殿刻印，文字規範，煥然一新，每卷都有《考證》。歷史上正史的整理，也都是政府主導的，明代南京國子監刊刻了「二十一史」，北京國子監也刊刻了「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刻了更為精美的「二十四史」。殿本「二十四史」同樣每卷後面附有《考證》。這個《考證》基本上屬於校勘記。所以說，就歷史來看，主幹性的古籍整理幾乎都是國家主導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抓古籍整理，命令顧頡剛先生負責「二十四史」點校，就與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以及纂修《四庫全書》前後相應。整理「二十四史」，雖然當時也說要「古為今用」，也說要「批判地繼承」，要剔除封建糟粕。「二十四史」裡面有沒有糟粕？肯定有，但當時沒有剔除，主要還是傳承。現在沒有發現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去掉了哪一段。不管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政府主導「二十四史」點校，是歷史的延續。

1958年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其實也與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古籍整理事業相承接。國家行為、國家意志，歷朝歷代都是第一。古籍小組成立，帶有象徵性，不光是做實事，也意味著國家的一個走向。批判地繼承我國文化遺產，與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內涵也前後一貫，體現了新中國對待傳統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國家古籍小組的成立，是國家貫徹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方針的具體措施。古籍小組制訂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則體現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系統性、科學性和國家指導性意見。整理出版什麼古籍，如何整理，如何出版，都由古籍小組的規劃來體現。當然規劃只是指導性的，還可以由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出版單位根據實際情況來選題。上下呼應、上下補充，形成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歷史，也構成了新中國文化學術事業的一部分。與歷史上的古籍事業相比，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無論就規模還是就優秀成果的數量看，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從而體現了中國文化事業達到了新的高度。能夠達到這樣一個新的高度，與古籍小組的指導與推動有著直接關係。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文革」中古籍小組中斷工作。1981年陳雲同志對古籍整理作出批示，不久，中央恢復古籍小組，李一氓同志擔任組長，許多省市成立專業古籍出版社。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周林任主任。在這一年，許多大學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再加上1978年已經開始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就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鑒定編目、古籍標點校勘注釋彙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龍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事業步入了快車道，湧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一大批優秀成果。

中國經濟發展抓住了難得的時機，中國文化的發展也同樣抓住了機遇，這當中古籍整理出版事業表現尤為突出。在保持新時代中國文化的民族本色方面，我認為是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新時代中國文化的走向和色調問題，是件關係國家未來的大事。在這個問題上，古籍工作者應有高度的自覺性和歷史責任感。陳雲同志說古籍整理事業是關係子孫萬代的大事情，今天回過頭來看，那是非常深刻的歷史命題。我們說古籍整理事業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也並非誇大其詞。今天我們紀念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60周年，其重要意義也正在於此。

我的感受是，個人的愛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政府想做的時候，個人才有機會做。如果政府不想做，個人想做，也不是說不能做，但是會很艱難，並且只能做小的，不能做大的。

我個人的學習過程，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發展歷程有直接關係。1981年中央下發古籍整理文件，我這一年考上山東大學中文系。1983年全國大學成立了十幾個古籍所，山東大學古籍所也在這一年成立，山大校長吳富恆任所長，創始人董治安先生任副所長。1985年全國的古籍所開始招研究生，根據教育部古委會精神，第一屆招生招的是研究生班，我考上了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畢業留古籍所從事科研工作，做王紹曾先生的助手。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參加王紹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這個項目是中華書局約稿，也是國務院古籍小組規劃項目、高校古委會規劃項目。

2008年我當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第四屆），那年45歲，大概是其中最年輕的。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近十年來參與古籍小組的工作機會增加了，在古籍規劃的制定、古籍項目的評審、古籍獎項的評審和古籍編輯培訓方面都發揮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與古籍出版界的同志們交流更多了，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對我的教學科研工作有很大促進，也提高了我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認識。在此，我對幫助過我的很多人表達衷心的感謝。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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