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州感受長安：參觀國家博物館「大唐風華」展

北京，唐代稱幽州，是一個讓大唐既愛又恨的城市。愛是因為此地是唐朝抵禦奚、契丹的屏障；恨則緣於此處是安史之亂的策源地，直到唐朝滅亡，此地的藩鎮割據一直讓唐中央不知所措。當大唐王朝首都長安的物品跨越一千多公里運到幽州，這種空間與時間的交織會碰撞出何種精彩的火花呢？一千二百多年前，安祿山在幽州發動席捲半個唐朝的安史之亂，但最終也沒能把長安的寶物運到幽州。一千二百多年後，國家博物館特意舉辦了「大唐風華」展覽，讓身處唐朝邊疆的幽州地區也可以欣賞到來自長安的美妙藏品。筆者數年前求學於西安，部分展品此前已數次欣賞，其中還有的近距離接觸過。這次於一千公里外的北京與它們再度重逢，感覺十分親切。

展覽以「大唐風華」為題，彙集了陝西省近120件（套）唐代精品文物。它們分別來自於陝西歷史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館、昭陵博物館、乾陵博物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長武縣博物館等九家文博單位。從展品的質地看，包含有石器、玉器、木器、竹器、銅器、鐵器、金器、銀器、瓷器、紙類文物等，以上均為可移動文物。這次展覽還有了幾件原則上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壁畫，這些從韓休墓、武惠妃墓中出土的精美壁畫，經過複雜的工藝以及長途跋涉至北京，讓人十分驚喜。可見這次展覽無論從規模還是展品級別均讓人有更高的期待。

不久前，微博上一位朋友在筆者考察寺廟的動態下評論說「學你們專業真好，去哪裡玩心中都有故事」。聯想到近兩年央視熱播的《國家寶藏》節目中，對每件文物都進行前世今生的敘述，讓觀眾穿越古今，感受文物之美。筆者也是帶著這樣的想法，近距離接觸這些文物，向大家敘述觀展的心得與體會。

展覽共分為六個單元，第一單元為「文武安天下」。這部分敘述著唐朝立國與治國的故事。從陳列出來的展品看，既有治亂世的能臣，比如由許敬宗撰寫的陪葬昭陵的唐儉墓誌；又有平定內亂的武將，比如參加了同突厥、「安史之亂」余部及吐蕃戰爭的唐中期名將馬璘。巧合的是，馬璘死後葬於西安，他可能不會想到，一千多年後，自己的墓誌會出現在安史之亂大後方的幽州。當然維持唐朝國祚長久不光要有能人，一個優良的制度是國家運行的保障。關於唐朝制度，此次展覽中出現的文官與武官俑代表了唐朝的文武官制度，以及文官參與的三省六部制及中書門下體制，武官參與的北門禁軍以及南衙諸衛。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品中有一把「水晶綴十字鐵刀」，因這把刀出土於曾經擔任右領軍大將軍竇皦墓，所以學者們推測它可能就是唐初期南衙十六衛依仗所用。最後保家衛國還需要一支精良的軍隊，展品中有一組（共四個）彩繪貼金騎馬俑，這套騎馬俑騎士與馬均身披鎧甲，這也反映出雖然當時輕騎兵已是戰爭主力，但重騎兵依然保留在騎兵建制中。

武官俑與文官俑

水晶綴十字鐵刀與彩繪貼金騎馬俑

看完唐朝治國安邦的必要條件後，接下來欣賞的是唐朝皇室的富裕程度。這單元的主題便是「皇室的珍寶」。藏品展示了唐朝宮廷的寶物。這些器物一方面說明唐朝的國力強盛，既有異域的奇物異產，又有地方官員進貢的珍品，另一方面也說明唐朝工藝製作水平的高超。這種高超不僅體現在器物形制的多樣化、還有器物工藝的精細化。不僅質美，而且量大，同時器物造型也比較大。這些藏品中最讓我驚訝的是「鎏金雙蜂團花紋鏤空銀香囊」。上半年播出的《國家寶藏》中，也有一件銀香囊，為出土於何家村的「葡萄花鳥紋銀香囊」，但這款香囊形制較小，為隨身攜帶之物，可惜這次展覽它並未參展。此次展覽出來的銀香囊出土於法門寺地宮，形制相較於何家村窖藏的大了很多，推測應為室內掛飾。雖然用途相異，但使用了一樣的工藝技術。兩件香囊中均有兩層雙軸相連的同心圓機環，無論外壁球如何轉動，裡面的香料均不致灑落。既然是皇室珍寶，便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何家村窖藏與法門寺地宮。在展廳中，中間兩處展櫃的藏品便分別來自兩地，何家村窖藏展櫃主要為醫藥煉丹使用物品，法門寺地宮為唐代皇室飲茶器具。從這些展品中，可窺見皇室的一些生活狀態。當然兩處地點的寶物還分散在其他展櫃，足以見到這兩地的藏品之多，種類之全以及質量之高。皇家所用的器物除了上述的特徵外，還有一點便是有著中西合璧的藝術性。比如何家村窖藏的「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與「雙獅紋銀碗」，這兩件器物均採用了「徽章式紋樣」，這種紋樣「本是薩珊藝術特徵，卻在唐代得到廣泛的應用」。這兩件器物的薩珊文飾中，環繞的一個為飛廉，另一個為雙獅，兩種動物形態均有著本土化特徵，可見「（徽章式紋樣）在改造過程中，逐漸失卻了原產地的大多數特徵，兼收並蓄之後，出現了別具一格的紋樣。」（齊東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30頁）

雙獅紋銀碗與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

鎏金雙蜂團花紋鏤空銀香囊

看了如此精美的皇室珍寶，便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當時人的審美如何呢？接下來便進入了最能反映一個朝代審美特徵的單元。即第三單元「長安多麗人」。部分是有關唐代婦女生活的展示，其中也包括各種唐代婦女的形象，換句今天的話說就是唐代的「時尚圈」。前些年，性別史研究在學界受到很大的重視，研究成果從婦女服飾到女性心態，從女性家庭生活到娛樂休閑活動，可謂無所不包。但「紙上得來終覺淺」，有關唐代女性的展品便成為我們近距離觀察她們的重要途徑。尤其是壁畫的展示，為我們呈現出了當時女性形象的諸面向，歷史現場感十足。近些年電視熒屏中出現了不少反映唐代後宮生活的作品，但唐代女性究竟是何面目呢？唐朝真的是「以胖為美」么？很幸運，這次展品中有來自唐初與唐中期的女性俑，對比來看，唐初女性俑的身形明顯瘦於唐中期，可見「以胖為美」並非一以貫之，而是隨著國勢發生變化的。這些女性俑中，有一批身著胡服或頭戴風帽，明顯受到西域文明的影響。了解了女性的形象，接下來便要看看唐代女性是如何化妝的，展覽中有一套唐代妝具，裡面包括了「菱花金背鏡」、「剪刀」、「蚌形盒」、「圓盒」以及「梳背」。從這些器具再聯繫到壁畫中的女性樣貌，我們便可以想像一位唐代女性早起梳妝打扮以及化完妝的場景了。

妝具和捧包裹侍女圖

由上文可見，唐代的時尚圈絲毫不遜於當代，那這些達官貴人除了時尚以外有哪些娛樂休閑活動呢？接著我們便進入到第四單元「騎獵散歌塵」。這部分藏品主要反映唐代社會生活娛樂的多種場景，既有馬球等體育活動，也有樂舞等藝術展現。比如藏品中的「含元殿『毬場』石志」，這塊石志出土於大明宮含元殿，可見當時在皇宮中建有馬球場。同樣在李邕墓出土的壁畫「胡人打馬球圖」則是繼章懷太子墓發現馬球壁畫後的又一重要發現。雖然壁畫內容已經殘缺，但我們仍可以感受到馬球比賽激烈的氛圍。這些展品中有一件比較特殊，它有著外國器具的造型，但器具中人物服飾卻為中式，同時還把唐代音樂有機結合在一起，即「伎樂紋八棱金杯」。這件器物上有樂伎、抱壺者、執杯者以及舞蹈者，從樣貌上看均為胡人。從杯的形制來看，學者認為可能是外國輸入的器物或者由外國工匠所做。

縱覽這些藏品，其中的特徵是唐朝的對外文化交往不僅頻繁同時頗有深度。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與唐朝皇室的胡族血統頗有關係，「正是統治者身上的夷狄血統和源自關隴集團內部固有的文化傾向，使得他們能以更加寬容和開放的心態，大量吸收和接受外來的宗教與文化」（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9年，第60頁）。當然這些藏品主要展示的是唐代上層人士的生活場景。

至於當時長安平民生活是否也如上層一樣受到外來文明的深刻影響呢？對此，唐詩中有著明顯的描述，比如賀朝的《贈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紅毾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鱠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這首詩很生動地描述了平民社會中娛樂場所的場景。但一些大臣則鮮明地指出胡風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武平一指出「伏見胡樂施於音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可見當時的胡風是自上而下影響了整個社會從而致使整個社會風俗發生了變化。

胡人打馬球圖和含元殿「毬場」石志

從上文中娛樂休閑生活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唐朝社會中有著大量的胡人，接下來便需要了解一下這些胡人在當時唐朝的情況。第五單元「大唐異鄉客」便展示了唐朝的域外人士。與其說這些人是唐朝的外來客，不如說當時的唐朝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性帝國，雖然國家有對異邦人的明確區別，比如唐律當中，把這些異域人稱為「化外人」。但在唐代中前期，從皇室到平民，身邊的異域人士恐怕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從法律層面讓這些人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權，如《唐律疏議》中就提到兩個相同國家的人互相侵犯，那依照他們國家的俗法。在藏品中，有不少反應這些化外人生活的場景。比如韋貴妃墓中出土的《胡人備馬圖》壁畫，這幅壁畫保存完整，色彩鮮艷，對胡人裝束以及樣貌刻畫很到位。它表現的是兩位胡人馭者為主人備馬的場景，可以想見當時社會上層家中，已經存在不少胡人的僕人。說到僕人，不得不提的是當時社會中存在的「崑崙奴」，在這次展覽中有一件來自於長武縣博物館的「彩繪黑人立俑」，這則立俑與唐墓壁畫中的崑崙奴形象接近，所以認為其應是唐代史書中的崑崙奴了。關於崑崙奴，學界研究有很多，基本認為「他們有的來自非洲的黑人，有的為散居南海各地的崑崙族人，有的也可能是南海之矮黑種人」；他們有些是作為南海諸國的貢品而來，有的則是人販販賣而來。他們除了做官私奴婢外，還有成為水手或者修船雜役的人員，但總數其實並不多（李季平：《唐代崑崙奴考》，唐史研究會論文集，1980年，第116頁）。從這些藏品背後反映出的文化的深度交流在我們今天來看恐怕仍會覺得不可思議。

胡人備馬圖和彩繪黑人立俑

上述五個單元多是從物質層面觀察唐代的社會，接下來第六單元「學理共歸真」則是從精神思想層面觀察唐朝。眾所周知，因為民族的多元化，造就了異彩紛呈的思想文化，最能反映這些思想文化多樣性的要屬宗教藝術了。在當時的唐朝境內，從皇室到平民，從本土居民到異域人士，他們對與不同文化的吸收和運用達到了一個較高程度。尤其以儒釋道三家的發展最為精彩。在藏品中有一件為韓休墓出土的《高士圖》壁畫，從學界研究來看，唐代高士圖是沿襲魏晉竹林七賢圖而來（戴一菲：《唐詩中的隱逸傳統與高士圖的流變》，《學術研究》2016年第6期，第173頁），所以反映的多是隱逸人物題材，這也反映出唐代中前期的隱士思想，而這很可能是那些於安史之亂時期逃入山林不願仕偽官員的思想根源。在這些藏品中有一件近些年頗受史學界關注的《升仙太子碑（拓片）》。這件藏品不僅書法價值極高，而且其碑文以及石刻形制對於研究武周晚期的政局以及武則天晚年心境有著重要價值（唐雯：《<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內涵重探》，《文匯報》2018年3月30日第W10版），可惜這次的展品中並未有原石。

既然提到宗教問題，在唐代不得不提的便是佛教，此次展覽中有兩件舍利裝具，一件為法門寺出土的「鎏金如來說法盝頂銀寶函」，另一件為國家博物館藏「大唐智藏禪師舍利裝具」。其中「銀寶函」只是佛指舍利八重寶函的第四重，所以只能看到這層寶函周邊刻畫的佛教人物形象，而其中盛放的物品並不能見到。國博藏「舍利裝具」則為我們展示了函中的器物構成，包括石函、銅函、銀瓶、金缽以及綠色琉璃瓶。但這次展示品中並未有石函，但我們從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石函上長67.5、上寬63厘米；下長7 6、下寬64厘米；高43.5厘米，形制相較於展示出來的銅函要大很多，在石函內的石板蓋及盝頂蓋的銘文中，記述了智藏禪師步入佛門及之後的人生經歷，並且訂正了《續高僧傳》中智藏禪師去世時間的錯誤，與《續高僧傳》中的內容既互為印證也相互補充，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關雙喜：《珍貴的大唐智藏禪師舍利裝具》，《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6期）。當然這部分的藏品還有很多，比如唯一現存的唐代帝王墓葬中的鎮墓石「李旦鎮墓石」，還有包含漢文與中古波斯婆羅缽文兩種志文的《蘇諒妻馬氏墓誌》等等。這些展品不僅帶我們感受到了唐代社會濃厚的宗教氛圍，同時也讓我們體會到大唐包容的心態。

鎏金如來說法盝頂銀寶函和大唐智藏禪師舍利裝具

參觀至此，「大唐風華」的展覽便進入尾聲，限於文章規模，我不可能對所有文物一一敘述，只是挑揀出自己感興趣的進行了分享。這場展覽也讓我再次穿越回大唐，站在一千多年前古人使用過的器物前，感受那個盛世帶給我的視覺衝擊。隨著近些年國家對歷史文化的大力宣傳，越來越多的家長帶著孩子進入博物館，雖然初心是好，但面對這一件件器物，家長如何向孩子們介紹這些東西，引導他們了解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呢？同時，大量的人流也造成了觀賞質量的直線下滑，展廳內喧鬧聲，電話聲此起彼伏，這給想安靜欣賞文物的觀賞者造成了很大困擾，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各家博物館需要研究的。

兩個多小時，一百二十餘件文物，它們雖然來自於不同地方，不同年代，但在布展者的手中，它們成功講述了大唐的事，也讓觀賞者體會到一個包容開放的社會是何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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