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述往】

2009年春，在北京醫院一間僻靜的病房裡，重病中的任繼愈艱難地書寫下幾個名字，交給了我。他寫了梅貽琦、胡適、傅斯年，卻沒有寫蔣夢麟。

「我佩服梅貽琦，我不佩服蔣夢麟。」這是任繼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我說的。

任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語，言外之意讓你自己領會。然而此時，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指責，語氣剛毅。

西南聯大學人普遍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戰爭是一場「國難」，我懂得，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當態度。

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移清華設備與物資，將預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後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

梅貽琦有「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浩然大氣，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蔣夢麟則初始反應遲鈍，致使北大面對「七七事變」猝不及防。及到了長沙，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心，將「長沙臨大」稱為「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很快，蔣夢麟離開了這條驚濤駭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時大學艱難玉成的體驗，及他終其一生對志節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辭世而去。仲秋時節，我登台灣，代他一一祭掃諸校長墓地。

憂 患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於憂患」的學人。在西南聯大，他前半段是學生，後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七七事變，正值暑假。那時我家在山東，回不來了，報紙上有個廣告，說是北大、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集合。」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開學後，爆發了「是上前線還是繼續讀書」的激烈爭論。一些學生上了前線。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結：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住在嶽麓山寺廟裡，夜間，任先生聽見虎嘯，早上出門，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在這半壁山河裡，他興緻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當時，他離畢業還有一年，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張剛到達昆明時的紀念照片：一個穿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臨時大學的「步行團」離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一人一套，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裝備。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殲滅之意，「長沙臨大」大批師生家屬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同時組織了一批志願者步行轉移。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學校當局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移，那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聞一多等選擇了步行，任繼愈選擇了步行。在採訪中，我發現很多有志向有剛性的學長都選擇了步行，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後來的剛性和志向，也許他們本來就有些與眾不同。

任繼愈說：「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步行團走過貴州，一路上見到人民背鹽為生。「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志不窮，人窮志不窮。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比罵他祖宗什麼的都還重。」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願當亡國奴。老鄉們也是這樣。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當時的生活很困難，很痛苦，但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有志氣，民族志氣。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僻壤裡頭，不光是在上層。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過去我在大學學外國哲學多一點。」

正是通過步行，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這樣志存高遠的學人，在那個時代不罕見。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中堅。

西南聯大文、理、法學院在雲南蒙自棲身時，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無名安市隱，有業利群生。」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輩，他常與聯大的師生們交談，從時事到歷史。

那個時代的大學鴻儒，對於邊地和民間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欣賞。大學「南遷」之旅，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氣節與民間之民氣相遇、相激勵，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他曾對我說：「我很喜歡雲南人這個民風，非常樸實，這個非常可貴。」令先生深深懷念的，是當年戰時大學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濃郁氛圍。

在《〈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後感》一文里，任先生寫道——

「抗戰勝利後，日本投降，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後，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麼。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里，歷久彌新。」

淡 泊

看一個人對什麼事情重視、投入，可以知道這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

攝製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是一個艱辛浩繁的工程。我從1998年開始拍攝，到2003年春天在央視播出，其間三次率攝製組採訪任先生。他從來沒有說過：「為什麼不準備周全了，一次問完？」其實，他是有理由這麼說的。

任先生是以導師的睿智，海涵與寬容著我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的。我訪問的內容，從他參加「步行團」的一段經歷開始，到總結階段講釋馮友蘭碑文。而最後一次採訪，是央視10頻道《探索發現》欄目已決定播出，在改版時，需要添加「師生撤離」的細節，我又來央求先生「臨陣填空」。

任先生從來沒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當作是西南聯大的一磚一瓦，隨時可以添上。他還提供給我一個珍藏本，是日軍進北京時拍攝的，那些圖片從來不曾問世。

2002年秋，《西南聯大啟示錄》在北大勺園會議廳開研討會，名家雲集，大家都等著任先生來發言。我電話催促，任先生說，因夫人馮先生有恙，故不出門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聯大啟示錄》由於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突然遇阻。寒風凜冽中，任先生出現在北大圖書館的石階前，他一手拄杖，點路前行。他只有一隻眼的視力，卻不要我上前攙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進會議廳，來參加這個應對「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擴大會。

沈克琦先生告訴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參加校友會開會。

疾風知勁草。會議上，任先生第一個發言。凜然而來，開口卻和順。他說：「《啟示錄》是很有意義的好片子，應該大力宣揚。」

任先生讓我明白，如何用不張揚的語言，講出那種「有骨頭」的話來。

回到昆明，我給任先生打電話。他問：「咱們的《啟示錄》怎麼樣了？」他把這部作品稱作「咱們的」，給了我勇氣和溫暖。

在諸多老校友們的大力爭取下，《西南聯大啟示錄》最終重獲生機，進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任先生給我他寫的評論文章《〈西南聯大啟示錄〉觀後感》，卻又告訴我：「不發表，是給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表揚這部紀錄片，說它真實，不張揚，是「集腋成裘」「積沙成塔」之作。任先生還說，我是「用西南聯大的精神製作這片子」的，對我勉勵有加。文中沒有直接批評「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實補充了西南聯大的「文科成就」，這一方面至今為人們所忽視，也是片子的不足之處。

任先生注重內在傳承和知音交流，類於古風。他貌和神謙，內藏鐵骨錚錚，將信念貫穿於學術與人生。

「中華民族發展至今，有兩個追求是獨特的：一是重『統一』，一是重『氣節』。凡時局動蕩、朝代變遷，英雄和諸子百家，都是力圖統一天下的。只有『統一』，才能發展。對中華民族而言，統一是正常的，不統一則不正常。在這些動蕩中，『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與「氣節」的關係中，始終存在一種精神價值的取向。王國維曾說過：屈、陶、杜、蘇四人，即使沒有文學天才，憑他們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驚天動地。

我將自己的書送任先生，他說：「你的筆很野。」我一愣，他卻說：「這很好，別人想野還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對我說：「你到北京，就到家裡來。」但有些人擬托我請先生「吃飯」。他卻搖頭拒絕。

任先生深諳進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簡人生，採取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智者抉擇，以高齡之身主持編撰巨型經典，保持自己寧靜的環境。

有一次，我從昆明打電話過去，小保姆說，爺爺散步回來，正躺在沙發上休息。

我說，等會兒再打吧。任先生卻已經從沙發上起身，接過電話，和我談起他新注的《道德經》。一周後，他親手題寫的新書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可是有人將所焚之書的內容背下來，口口相傳。這就是「詩書喪，猶有舌」。《尚書》，就是這麼來的。他以史為據，點明了知識分子對一個民族所負有的責任，那就是創造和傳播文化。

在我與任先生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到過他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他總是說「大白話」，就像《菜根譚》，用最淺顯的話。這是他已經形成的文化格式。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聲」。體味先生的深意，我以為：

一、是在學術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現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複者。

二、是自信。他認為，以自己的語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觀點。

三、是區分。他認為，古今有別，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現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現在」。他認為，活生生的現實正在發展之中，現代人應當使自己處於一種不斷探索與發現的狀況下，而不是抱著守舊的陳調。

任先生的「內養」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張揚的語言，也從不給別人以緊張感，總是淡淡的，輕言細語，時夾以「哎」，表達一種會意。

中國古人以「氣」論「道」。任先生正是一個「打通了氣脈」的知識分子。這股「氣」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支撐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靜下來、完成一點事情、抓住歲月的道與德之師。

與任先生的情誼，令我想起那句古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高 遠

任先生的兒子任重對我說：「你每次來，他都特別高興。他喜歡跟你談話。你們倆的思想是一樣的。」與先生在一起，可縱情「高談闊論」。

任先生終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態度及語氣卻是「節節退後」，越到晚年，越覺得難解。每出一本新書，都會說自己原來的理解還要商榷。這種治學的精神，今世還有幾人？

老子說，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這個意思包含了世界的變化，順勢而成的規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經滲透到中國文化之中，諸如虧盈之道、禍福相隨、事緩則圓、否極泰來等。在西方的哲學裡，是找不到「應對」語彙的。

南沙溝玉蘭開了，清茶相對，坐在客廳里，周圍是「國圖」的那些大書櫃。

我信口說：「道」就是智慧。「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統領的。所以，孔子求教於老子，「諸子百家」不與老子辯論。無論從個體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歸屬，無不與「道」有關。曹操、韓愈的文章大氣磅礴，皆與「道家」相通。陶潛的詩受人喜愛，因他有「縱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禪，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經世致用。他說：如果沒有道家，中國政權更迭的歷史會更加殘酷。是道家的理念，給了社會、人民與文化休養生息的空間。

我對任先生說，我是離不開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云：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舉著手機，讓任先生在京城聽見海鷗的鳴叫。

夏雨飄落，我在信中寄上緬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訴我：「花還沒幹，還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對我說：「我們有緣。」

我問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嗎？」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學與宗教，門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馮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電話弔唁。任先生平靜地說：「年紀大了。」一句話，表明了他對生死的「平常心」。

後來聞知，任先生在休息兩天後，依然每日編書不已。

最近，任遠、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體上披露了任先生的當年筆錄：「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過。」看到先生的遺筆，墨淡紙輕，而骨子裡的清香卻悠悠透出。

對於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風捉影。而在任先生看來，這不過是「工作」。多少年來，他不願意向同人及學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註明里寫道：「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裡，未記錄在其中。」這簡單的一句話，省略掉了當年毛主席對他的好評。這是何等純凈的心靈境界。當時他43歲，一位中年的哲學教師。

任遠與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話，令人掩卷沉吟：

「人漸行漸遠，凡事早該塵埃落定，時間，改變著一切。但是有時候正相反，過去不注意，沒有深入考慮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回憶過程中，倒是覺得線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談話記錄最近被發現，讓我們聯想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也對這幾十年父親的思想和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任先生人走了，還在給這個世界注入清新雋永的啟示。這就是魂魄不滅吧。

2017年2月雨水於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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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曼菱，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1998年返回雲南，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製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

（作者：張曼菱）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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