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陽國志》史料價值再認識——以三國蜀漢史研究為例
原標題：《華陽國志》史料價值再認識——以三國蜀漢史研究為例
晉代常璩編撰的《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比較完整的一部志書，它記載了公元4世紀中葉以前今西南以及陝甘鄂部分地區的史事。就三國蜀漢史研究而言，《華陽國志》在對諸如李嚴被廢、諸葛亮南征等事件的記載上，提供了比《三國志·蜀書》更為豐富和詳細的史料。而且，通過《華陽國志》的相關材料，還可以解釋《三國志·蜀書》中艱澀難懂的典故、了解西南地區的風土人情，這些都有助於研究的進一步開展。《華陽國志》在蜀漢政治史、軍事史和文化史等方面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兩晉時期著名史學家常璩編撰的《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志書，它記載了公元4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雲南、貴州3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保存了大量翔實、可靠的資料，是研究我國古代西南地方史的重要典籍。北宋學者呂大防在《華陽國志·序》中說：「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今人任乃強也認為：「地方史幾百種.莫不推《華陽國志》為典型。」《華陽國志》自成書以來，便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徐廣《晉紀》、范曄《後漢書》、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和司馬光《資治通鑒》等著作，都大量取材於《華陽國志》，可見《華陽國志》史料價值之高。
一、《華陽國志》史料價值研究概述
《華陽國志》不僅開創了我國方誌編撰體例的先河，而且其中保存的大量豐富、翔實的西南地區民族、社會經濟、文化、民俗和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更是為後來者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例如，李冰修建都江堰本是先秦史的一件大事，也是巴蜀地區水利工程的一項創舉，然而這樣一個偉大的水利工程，《史記》的記載卻非常簡略，只有寥寥數十字，甚至連主持者李冰的姓氏也未載錄。而《華陽國志》卻詳細記錄了李冰修建堰壩的全過程，包括具體的地理位置、實施細節及功用意義等，這才使我們對這項偉大工程有了一個相對全面和清晰的認識。另外，常璩在《華陽國志》中還記述了巴蜀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如《華陽國志》卷1《巴志》記述了戰國時期巴國將領曼子為保家衛國不惜獻身的故事。這些記載對我們了解西南地區的歷史文化都很有幫助。
對於《華陽國志》保存的這些珍貴史料，學界一直十分重視。早在20世紀40年代顧頡剛就曾撰寫《〈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史事》一文，首次將《華陽國志》與他書記載的史事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不少創見。之後學者也紛紛對《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作了進一步探討。例如，劉固盛曾撰專文探討《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認為該書的記載對研究夏商周、兩漢時期巴蜀地區的活動及其與中原文化的聯繫是很重要的材料，反映了巴蜀與中原文明的交融。劉重來、徐適端主編的《〈華陽國志〉研究》則依次梳理了《華陽國志》在民族、社會經濟、文化、民俗、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是目前對《華陽國志》史料整理最為系統的論著。另外，學者還從民族、地理、文化、人物、風俗等角度對《華陽國志》所錄史料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如吳國升簡要論述了《華陽國志》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記載，並通過與其他文獻典籍的對比，得出《華陽國志》記載的5方面特性。華林甫將《華陽國志》前4卷中有名稱淵源的34處地名按命名方式分為5種類型，總結了《華陽國志》在地名學方面的成就。白立君結合《華陽國志》記載，簡單論述了我國西南絲綢之路早期的狀況。徐適端通過對《華陽國志》婦女傳記的探討，認為這些傳記是研究兩漢時期的婚姻史、婦女史以及西南地區文化史不可多得的真實材料。劉重來通過分析整理《華陽國志》所錄詩歌諺語，認為這些詩歌諺語不僅能夠印證、補充文獻記載，增強史書的真實性、可靠性，而且能增加史書的藝術魅力。史建群從《華陽國志》相關文獻記載入手，探討巴蜀地區世風的演變及其原因。
以上種種研究成果雖說從不同角度對《華陽國志》所錄史料進行了多方面、深層次的探討，但與三國蜀漢史研究相關的並不算多，且在某些方面仍有未盡之處，存在進一步補充的必要，故筆者擬略舉數例以明之。
二、政治史價值
(一)李嚴被廢
李嚴被廢是蜀漢政壇的一個重大事件，《三國志》對此事的記載卻相當簡略。《李嚴傳》云：(建興)九年春，(諸葛)亮軍祁山，(李)平(筆者註：李嚴後改名李平，為統一
起見，本文悉用李嚴)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曰：「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由於「值天霖雨」，糧草運輸出現問題，李嚴於是「呼亮來還」。然諸葛亮退軍後，李嚴為了推卸自己運糧不力的責任，又故作驚訝，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同時上表後主，謊稱大軍偽退用以誘敵。最後，諸葛亮將前後書信拿出，李嚴無話可說，只得認錯。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李嚴不僅在督辦糧草一事沒有盡心儘力，而且事後為推卸責任又欺上瞞下，企圖瞞天過海，真是罪有應得。其中「喻指」，又稱「喻旨」「諭指」，《漢書》顏師古注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學界也普遍認為是宣後主指，但從後文「乃更陽(佯)驚」來看，李嚴應該沒有得到天子旨意，也就是說，李嚴是假傳聖旨令諸葛亮退軍。然而，作為託孤重臣的中都護李嚴似乎不應單單因為督辦糧草不力就假託天子號令，而後又上下欺瞞，犯下如此低級錯誤。秦漢魏晉史研究專家田餘慶也認為，「李嚴舉動過於乖謬，不符常情……頗疑其間另有文章」。
同樣是李嚴被廢，《華陽國志》的記載卻較《三國志》更為詳細，卷7《劉後主志》云：(建興)九年春，丞相(諸葛)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漕運不給，書白亮宜振旅。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
《華陽國志》明確記載先是諸葛亮「設三策告都護李平」，徵求其意見。李嚴擔心漕運不繼，寫信告訴諸葛亮自己建議退軍的想法；諸葛亮接到李嚴的書信後，聽從了他的建議回師漢中。
《華陽國志》沒有提到李嚴有收到後主詔命並向諸葛亮傳達一事，自始至終都是李嚴自己的意思，且有具體書信，而非口頭傳達，所以，後來亮才會「具出其前後手筆疏本末」。
假傳聖旨是重罪，李嚴膽子再大也不會貿然行此大逆之舉，況且如果是後主旨意，李嚴後來又怎會上表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豈非自相矛盾?《華陽國志》亦有明文記載，李嚴向諸葛亮傳達的只是李嚴自己之意，而非後主旨意。故筆者認為《三國志·李嚴傳》中的「喻指」一詞若非有誤，便是另有它指，而與後主無關。
蜀漢建興九年(231)，李嚴在漢中行督運事時或許確有過錯，但從《華陽國志》記載來看，李嚴在召諸葛亮回軍時並沒有如《三國志》所言遣使「喻指」，而是寫信告訴諸葛亮撤軍為宜，這顯然是他自己之意，假傳聖旨的罪名不應該由李嚴承擔。《華陽國志》於此處體現出的史料價值可見一斑。
(二)陳震任職尚書令
《三國志》因其簡略，在敘述時常用「頃之」「後」等模糊性詞語，給研究帶來了很大不便，尤其體現在關於年份的記載上。《華陽國志》則因其詳盡的資料有力補充了這些信息，明確了年份，從而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便利。
如《三國志·諸葛亮傳》云：「建興元年，封(諸葛)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據此看來，諸葛亮封侯、開府和領益州牧似乎都是在建興元年(223)。然《華陽國志》卷7《劉後主志》則云：「建興元年……封丞相(諸葛)亮武鄉侯。……二年，丞相(諸葛)亮開府，領益州牧。」實際上諸葛亮「開府」「領益州牧」是在建興二年，而非元年，建興元年只是封武鄉侯。
《三國志·陳震傳》云：「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雖然陳震「拜尚書」的時間是建興三年(225)，但「遷尚書令」的具體時間卻不清楚。《華陽國志》卷7《劉後主志》則云：「(建興)五年……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尚］書令。」又據後文「二月，(諸葛)亮出屯漢中」，可知陳震「遷尚書令」乃建興五年正月。根據陳震出任尚書令的時間，聯繫相關資料，我們還可推測出其擢升的具體原因。尚書令原先為李嚴擔任，「章武二年(即222年)，先主征(李)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而後「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之後再無尚書令人選的記載，直至建興五年陳震代之。如果我們聯繫《陳震傳》中的一則材料來看，會發現其中深意頗值得玩味。
《三國志·陳震傳》云：「(建興)九年，都護李平坐誣妄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字)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李嚴字)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據此可知，陳震在「奉命使吳」前曾對諸葛亮說起李嚴「腹中有鱗甲」一事，而恰恰就在此時，陳震取代李嚴出任尚書令一職，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嗎?
漢末三國兩晉時期，尚書令職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陳震之前的三任尚書令均為劉備信任與倚重之人，可見尚書令的地位之高。陳震作為與諸葛亮同一派系的荊州「新人」，取代「東州士」的代表人物李嚴出任尚書令，羅開玉認為「這是諸葛亮將李嚴問題公開化的信號」。筆者以為羅開玉的觀點很有見地。劉備離世後，諸葛亮與李嚴兩位託孤大臣的權力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但在陳震出任尚書令之前，二人的鬥爭一直在暗裡進行。如今陳震明確取代李嚴成為尚書令，李嚴問題也就公開化了。
如果再聯繫「建興五年春，丞相(諸葛)亮出屯漢中」來看，諸葛亮削弱李嚴權力的用意就更為明顯了。為保證自己遠在漢中之時朝堂不會出現變故，諸葛亮事先做了周密的部署，這點從《出師表》可以清楚地看出。陳震尚書令的安排應該也是諸葛亮計劃中重要的一環。同時，這也是蜀漢政局變動的一個重要標誌，由此劉備白帝託孤安排的政治均勢被打破，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州「新人」開始打壓以李嚴為代表的「東州士」舊人。
不過為什麼諸葛亮選定的是陳震，而不是其他人呢?聯繫陳震在出使吳國前對諸葛亮說的一番話來看，筆者認為存在(至少不應該排除)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陳震通過向諸葛亮訴說李嚴「腹中有鱗甲」的舉動來換取尚書令的職位。也就是說，諸葛亮令陳震代替李嚴接任尚書令是對陳震「告發」行為的一種「獎勵」。當然，這個推測不一定成立，但《華陽國志》對於陳震任職尚書令時間的明確記載，還是給了人們更多的思考空間，從這個方面來講，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不可低估。
總之，無論是建興九年李嚴督運糧草時傳遞消息，還是建興五年(227)陳震出任尚書令，蜀漢時期的這兩件史事正是因為有了《華陽國志》的詳細記載，才使我們有機會對其進行重新思考和分析，從而漸漸撥開歷史表象背後隱藏的層層迷霧。儘管有些推測不一定準確，但至少《華陽國志》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華陽國志》保全資料之功實不可沒。
三、軍事史價值
建興三年蜀漢丞相諸葛亮率軍南征，平定4郡，為之後的北伐提供了有力保障，然《三國志》對此事的記載卻比較簡略，且散在各傳，難以了解南征的具體行軍路線、征討過程以及戰後措施等。《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卻用相當大的篇幅記述了諸葛亮南征始末以及戰後南中的社會情形，「其進軍路線、戰鬥形勢與善後措施，牽涉地方民族情俗與社會經濟、文化方面者，惟賴此書存其梗概……謂為南征最原始的資料亦可也」。
關於南征的進軍路線和孟獲族屬等問題，學界已有廣泛的討論，毋需贅言。本文重點要討論的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問題。學界對七擒之事有著不同的看法，多數學者認為，「『七擒孟獲』之說，只是穿鑿附會而成的無法置信的傳說而已」，「而絕不是歷史真實」。但也有人認為「對『七擒七縱』不能輕易否定」，「第一，它符合諸葛亮的戰略思想，即符合諸葛亮『南撫夷越』、北伐中原、興復漢室的總體戰略目標；第二，它有早期歷史文獻如《華陽國志》和《漢晉春秋》等記載為依據」。
除了以上兩種說法，方國瑜和馬植傑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國瑜雖然否定七擒之說，但他認為孟獲是在諸葛亮的追擊過程中經歷7次戰敗，最終被俘的。「後孟獲代(雍)闓統率其眾退歸，諸葛亮平定越巂，渡瀘水追擊，孟獲屢敗退，凡七戰至滇池，孟獲乃降」。馬植傑首先肯定七擒一事，但他認為這裡的「七」很可能是約數，「幾次」的意思，「不管諸葛亮擒(原文作『禽』)過孟獲幾次，但他平素對少數民族主張『和』『撫』政策，這次又採取了馬謖以『攻心為上』的建議」，「這件七擒(原文作「禽」)七縱的事還是與諸葛亮的一貫政策不相矛盾的，這種傳說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說一定沒有這種事，也是缺乏根據的」。筆者基本同意馬植傑的觀點，既然七擒之事於史有載，常璩撰史之時又能「謹嚴詳審，取材有方」，則該說應有依據，然謂七擒七縱則未必，多次而已。《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云：
(高)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諸葛)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而)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惡矣。」
因《三國志》對「七擒孟獲」一事隻字不提，《漢晉春秋》與《華陽國志》的記載又過於戲劇化，所以歷來學者對此多持否認的態度。雖有部分學者為之辨析，但無論羅開玉所云「七擒七縱」符合諸葛亮「南撫夷越」的戰略思路，抑或馬植傑所言符合馬謖「攻心為上」的戰略規劃觀點，學者們似乎都將眼光僅僅局限在南征一事上，筆者卻認為若欲對「七擒」一事作詳盡細緻的探討，不如將其放在南征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討，這樣或許可以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
建興元年夏四月，劉備薨於白帝，臨終托諸葛亮以大事，然兵權卻給予中都護李嚴，「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故而南方叛亂之時，諸葛亮可統率的兵力不多，也正因此，南征之事竟足足準備了近3年。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諸葛亮一直積極徵集兵源，籌備糧草，為南征做準備，直至建興「三年春，(諸葛)亮率眾南征」。由於南徵士卒多為臨時徵召的新兵，實戰經驗不足，故在大局已定的條件下，為將來北伐計，諸葛亮故意放孟獲回去，與之再戰，用以鍛煉士兵的作戰素質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孟獲素「為夷、漢所服」，降服了孟獲便是降服了叛軍，擒而縱之正可以凸顯自己的寬仁大度及收降的誠意，「諸葛亮對孟獲……屢擒屢縱，並非為了讓孟獲一個人心服口服，而是體現了他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這樣雖然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些人員傷亡和物資消耗，但如果能夠換來一個穩定的後方和一支精良的軍隊，諸葛亮大概認為是值得的，畢竟曹魏軍隊的戰鬥力遠遠勝過南方叛軍。
當然，孟獲降後，南中仍有叛亂髮生，但一方面來講，那些都只是小規模的，與南征時的局勢有很大區別；另一方面也與蜀漢統治者頻頻徵兵有關。在那個時代，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對於「南中」而言，安定只能是相對的，並不能據此認為諸葛亮的南征是失敗的，而七擒七縱孟獲就是不真實的。
另外，就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情形而言，這批經歷了南征洗禮的將士們確實不負眾望，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戰績。「建興六年春……(諸葛)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應」，如果不是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張)郃所破」，或可進一步擴大戰果。這也從側面印證南中一戰、七擒七縱對士兵多歷戰陣的效果是顯著的。這支參與了南征的部隊和從南中徵調的無當飛軍等軍事集團，構成了諸葛亮北伐的主要作戰力量，在歷次北伐戰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通過對南征前蜀漢政治態勢及北伐軍隊戰績的分析，筆者認為諸葛亮為鍛煉新徵召的士兵對孟獲多次擒而縱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首次北伐時蜀軍威嚴整齊的軍姿和英勇頑強的戰力也從側面印證了這種推測。至於為何在《三國志》中隻字不提孟獲之事，筆者推測很可能是由於陳壽本人對七擒之事也是半信半疑，本著審慎嚴謹的修史態度，只好棄之不用。而正因《華陽國志》中《南中志》的記載，我們才對南征中的七擒孟獲等事有了進一步了解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華陽國志》保存的這些史料無疑是極其寶貴的。
四、文化史價值
在蜀漢史研究的過程中，有些歷史典故往往比較晦澀難懂，如果不懂得它的來源，則會對史料的解讀出現偏差，《華陽國志》豐富翔實的民族、地理等方面的資料，又可為這些典故的解釋提供幫助。這裡略舉一例，以示說明。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211)，劉備率領軍師龐統等人入川。次年，順利拿下涪城(今四川綿陽)，「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前歌后舞」一詞初見於《禮記》，《禮記·祭統》正義引皇氏(侃)云：「師說《書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太平御覽·皇王部九·武王》引《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盟津，前歌后舞。」《太平御覽·人事部一〇八·喜》又引《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躁，師乃慆，前歌后舞。」鄭玄曰：「慆，喜也。眾人大喜，前歌后舞也。」《白虎通·禮樂》亦有「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克殷之後，民人大喜」之語。從這些經典的記載中，我們發現似乎「前歌后舞」正如劉備、鄭玄所說，就是眾人歌舞之意。武王伐紂乃民心所向，人們都很歡喜，所以載歌載舞，直至天明。
然而，《華陽國志》卷1《巴志》則云：「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汪寧生根據《華陽國志》記載認為，「所謂『歌』，就是高唱戰歌成大聲吼叫；所謂『舞』，不過是臨陣時有人在前揮舞武器作出一種恫嚇性動作而已。這是一種古老的戰俗，與表示歡樂的歌舞毫不相干」，「『歌舞以凌』原是古代戰爭中一種習俗，後來竟說成是人民擁護伐紂而前歌后舞地參加戰鬥，乃出於後人的附會和誇張」。筆者認為汪寧生的說法是有依據的。
從《華陽國志》關於巴人的風俗記載來看，所謂「前歌后舞」並非指普遍意義上的歌舞，而是巴蜀之人作戰時戰鬥的一種方式，劉備不知其真實含義，所以在龐統指出他的過失時仍不知悔改，反而質問龐統「武王伐紂，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即使漢末碩儒鄭玄也將其解釋為歡喜樂舞，可見當時的中原地區與巴蜀文化的交流還不夠廣泛。而《華陽國志》保存的這些寶貴資料則在為我們解疑答惑的同時，也有助於人們了解巴蜀地方的民風民俗。
另外，漢晉之際，隨著門閥士族勢力的興起，撰寫地方史志、人物傳記以及家譜的風氣極盛，常璩撰寫《華陽國志》正是這種風氣的體現，他在《華陽國志》中使用2卷的篇幅分別介紹了巴蜀地區的先賢和後賢士女。對這些人物傳記的研究，既為後人了解、研究巴蜀社會歷史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史料，又使得我們對巴蜀地區的政治、經濟、地理狀況以及社會風尚、民風民俗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學術人物為例，《三國志》卷42《杜周杜許孟來尹里譙郤傳》集中介紹了蜀地學者杜微、五梁、周舒、周群、張裕、杜瓊、許慈、胡潛、孟光、來敏、尹默、尹宗、李仁、杜撰譔、陳術、譙岍、譙周和郤正18人，散見於他傳的又有董扶、任安、張爽、秦宓、向朗、張裔、姜維、文立、李密和何宗10人，其中文立、李密2人源自《華陽國志》，裴注采之。除了以上諸人外，《華陽國志》卷11《後賢志》又收錄了司馬勝之、常勖、何隨、王化、陳壽、杜軫、任熙、王長文、壽良、李毅、常騫、常寬12人，而且對他們的師承、學派、生平等方面的情況均有詳細記載，有效補充了《三國志·蜀書》學術資料的不足，使蜀漢時期巴蜀地區的學術風貌得以完整、全面地呈現。
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作為巴蜀地區首部較為完整的地方史志，《華陽國志》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以蜀漢史研究為例，《華陽國志》在對《三國志·蜀書》的補充、印證方面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為三國尤其是蜀漢政治、軍事、文化史等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翔實、可靠的文獻資料，有力推動了蜀漢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並對我國西南地方史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現有的研究狀況來看，《華陽國志》的研究潛力依然很大，無論研究的廣度還是深度，都有進一步開展的餘地。因此，今後《華陽國志》的研究還要進一步擴大選題範圍，充分挖掘其內在價值，以期更好地為歷史、文學等學科的研究服務，為社會現實服務。
（作者：張寅瀟，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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