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利克：「希望中美雙方能夠繼續解決的分歧，至少能夠管控這種分歧」

轉自：浙外中研

哲學園鳴謝

前美國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日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表示，希望中美雙方能夠繼續解決的分歧，至少能夠管控種分歧。

佐利克全文發言如下：

非常感謝邀請我參加這次會議，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我非常高興看到很多老朋友和過去的同事。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80年。當時我在香港，是做研究。所以，我看到了中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想大家都應該對中國取得歷史性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減貧運動，這是中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對中國人民的努力和他們的決心而表示敬佩。

中國的變化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這些改變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戰，因為中國的規模已經很大了。其中一個挑戰就是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第二個挑戰是要實現可持續和包容的增長。第三個挑戰是理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當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我也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中國2030報告》上進行了合作。劉鶴先生、李偉先生、盧邁秘書長等等，他們給我介紹了很多中國發展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中方的合作夥伴非常關注的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在60年代的時候，我們審視了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在之後的50年，只有13個國家成為了高收入國家。我們和中國一起探討如何從以前由投資出口推動的經濟轉型為內需和消費推動的經濟增長。我們也討論了關於中國的城鎮化、創新、環境、社保，以及對創新、土地、勞動力的依賴。中國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推動消費的增長，以及金融行業的改革。

我非常高興看到中國現在繼續減少貧困人口的數量。我注意到尤其在一個領域還有一些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債務在增長，同時國企還在進一步增長。我知道尼古拉斯·拉迪也在場，他做了一些研究，他說中國的信貸越來越多的被導向國企，而不是私營企業。他也注意到國資委旗下的這些央企的資產大幅度增長，這也意味著資產回報率從6%下降到2%點幾。另外40%-50%的企業都是虧損的。所以，中國需要更多的信貸才能支持每單位GDP的增長。

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私營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現在可能被擠出了。中國對國企的依賴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們感到警惕。與此同時，美國自己的政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今天並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來發言，我覺得他們也不希望我來代表他們發言。我在美國也解釋過我對現在美國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見。我想給中國朋友一個警告，也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僅只局限於特朗普政府。假設中美關係在中期選舉，或者是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回到過去是不太現實的。我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擔憂：

第一，國企的作用。在外界看來，中國好像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擔心中國私營企業沒辦法公平競爭。

第二，我在過去10年觀察到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國的友好關係，現在變得越來越沮喪。因為他們需要進行強制的技術轉讓，可能會有監管方面對競爭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竊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關係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這一點是未來我們可以扭轉的局勢。

第三，中國製造2025。對某些人來說，看起來好像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我知道中國需要向高端轉移，尤其是中國的勞動力在不斷縮小。我也理解中國認為中國製造2025是我們的期望。但是，和外國人溝通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中國需要基於自主創新，是基於保護主義，基於補貼，以及對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美國的這種擔心，我讀到的最好的一份報告是來自於歐盟在中國的商會的報告。

第四，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鄧小平時代的自我剋制轉向現在這種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我想是有一些差別的。我想幫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國階層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我參與了中國加入WTO歷時17年的談判，後來是巴爾舍夫斯基接替我。現在中國加入WTO時的那些衣服已經不太合身了。中國在市場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諾，可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是，現在中國的平均關稅還是9%點多，是其他國家的3倍。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向特朗普總統去解釋為什麼中國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稅是25%，而美國對中國汽車的進口關稅是2.5%。

還有規則的運用，怎麼樣對待國企，如何要求外企強制轉讓技術，以及一些歧視性的政策等等。從2001年以來，WTO本身也沒有適應時代的變化。我們看整體的投資和貿易情況，雙方的條件確實不是對等的。所以，在美國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在過去70年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讓步太多了。雖然說這些體制是美國所創造的，但我不同意這種關係，但是我想對於這種不公平待遇的認識會增加對中美關係的壓力。

我知道很多中國人對美國的政策變化感到非常困惑，他們說到底美國要什麼？到底誰來負責談判？是特朗普總統自己呢？還是其他人？我希望雙方能夠繼續解決雙方的分歧，至少能夠管控這種分歧。這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必須自己來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知道中國國內也面臨一些挑戰，今天李偉主任也談到了，但是也有很多國際影響。我認為中國的成功是取決於國際經濟條件的支持。在剛才的短片里，我們看到中國的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在今天是如此，未來也是如此。因此，更加開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經濟更加一體化，中國可以回應那些對中國的批評者。我認為改革者也能夠重建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信心。

考慮到美國政府現在遇到的困難，沒有辦法得出一致性政策。我是希望美國商界能夠超越他們自身的擔憂來支持中美關係的發展。因為美國的商業圓桌會寫了一份4頁的報告，我希望未來美國的商界能夠跟中國一起合作，來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

另外，中國也有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國際角色。我知道亞投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治理方面、透明方面、國際標準方面、合作方面樹立了典範。但是，「一帶一路」好像沒有亞投行那麼好了。因為大家會覺得這是不是要建立經濟增長的走廊？還是說要出口中國過剩的產能？還是說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我希望中國能夠將亞投行的原則運用於「一帶一路」，也就是反對腐敗，同時進行公開採購政策，創造全球的就業，以及和當地建立聯繫，同時不要給很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增加太多的債務。我在世界銀行工作過，我知道有些國家未來將出現還不出債的風險。世界也會要求中國解釋為什麼給其他國家貸那麼多的款，我們也要對中國的貸款保持比較透明的態度。

另外，與歐盟、日本，當然我也希望和美國合作，一起來解決WTO的問題。我今天上午沒有時間給出具體的例子，但是我想我們不要只考慮今天的矛盾，或者說今天的矛盾應該用什麼策略來解決，不要只是依賴於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來應對美國，而是應當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

我們還記得我在2005年做過一次講話，中國應該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中國那個時候剛剛加入WTO不久。在之後幾十年，美國一直希望能夠把中國納入世界一體化的系統。現在結構性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中國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的成員，我們也在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氣候變化方面做出了貢獻。未來並不是說中國是否參與國際事務，而是中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支持這些國際體系。儘管說我們還在不斷地適應和改變這些體系。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不是形式上的合規，而是在實質上的合規。比方說，無論是在網路安全，還是對於南海問題，都是這樣。最近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寫了一篇短論文，從歷史中來學習和管理好中美關係。他提出雙方不應該互相威脅、讓摩擦升級，這一點是應該絕對避免的，要避免對抗。我們應該尋找雙方的共同點。過去40年中美之間的合作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益處。所以，他最後也提到雙方應該互相尊重。我想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明智的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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