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150年岩倉使團的先聲：日本首次遣使歐洲始末

原標題：明治維新150年岩倉使團的先聲：日本首次遣使歐洲始末

　　眾所周知，日本明治維新是近代亞洲最為成功的「現代化轉型」之一，其中，由眾維新精英領銜的「岩倉使團」居功至偉——短短兩年的西行之旅，細緻地考察了西方強國的方方面面，為之後近五十年的維新奠定了基石。然而著名的「岩倉使團」並非日本第一次主動「使歐」，日本了解西方與世界的進程，也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啟動。早在400餘年前，戰國時代日本即首次派遣歐使團——「天正使團」。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及隨行神父

從長崎到里斯本：「地極」少年的西行之路

1534年，耶穌會成立於巴黎。耶穌會為傳播天主教而足跡遍布全球，其在東方最早取得進展的地域，就是政治上群雄逐鹿、因而思想上也相對多元的戰國日本。根據學者考察，在「天正使團」派出的1582年，僅耶穌會一個修會便在日擁有15萬信眾，成功的傳教活動更是引得肥前國當主等多位九州大名皈依天主教。一時之間，日本成為當時東亞世界天主教最為繁盛的國度之一。

九州是耶穌會在東方活動最為興盛的區域之一

面對「信仰」欣欣向榮的局勢，九州的基督教大名們逐漸萌生了派遣使節前往歐洲的想法，而這與此時亟需通過「地極的信眾」來昭示自身傳教功績的耶穌會一拍即合。很快，在耶穌會「東印度地區」總負責者范里安（Valignano），以及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大友宗麟與大村忠純的支持與籌措下，一支由貴族少年組成的「遣歐使團」迅速組建。他們分別是大友宗麟的親屬伊東祐益，有馬晴信的親屬千千石紀員，大村忠純的親屬原馬丁，以及九州貴族中浦朱利安。由於全體使團成員之中最年長的也不過15歲，因此，他們又被後世稱為「天正遣歐少年使節」。

2014年，由16世紀畫家丁托列托繪製的伊東祐益畫像在義大利被發現

1582年2月20日，攜帶著三位基督教大名的信件與禮物，日本歷史上首次遣歐使團正式從長崎港啟航。除之前提到的正副使四位少年外，使團還包括傳教士梅斯基塔等隨行人員，負責少年們的起居與教育，范里安本人也親隨前往。船隊逆向沿著葡萄牙海洋帝國向東發展的商路一路向西，自長崎而至澳門，到達了耶穌會在印度傳教的重要據點果阿。由於氣候不利，使團在果阿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范里安收到了來自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件，要求他務必留在果阿，指揮東方的傳教事宜，不要隨使團前來，因此，范里安只得指派另一名耶穌會士擔任隨員長，陪同使團完成之後的使歐航程。在一路走走停停的航行之後，使團終於在1584年8月抵達里斯本外海，結束了長達兩年的海上漂泊。

從果阿到長崎，一個個東方據點的建立，勾畫了葡萄牙海洋帝國的發展軌跡。詳參學者顧衛民先生的新著《葡萄牙海洋帝國史》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日本少年的歐洲紀行

1584年8月11日晚，使團一行正式登上了歐洲的土地。正如布羅代爾代表作書名所揭示的那樣，此時的南部歐洲，正是屬於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的統治下，不僅囊括今天的西葡全境，還包括義大利及尼德蘭諸邦；若算上其在拉美與亞洲的殖民地的話，菲利普二世的統治範圍遍布全球。又因其與羅馬教廷保持著十分緊密的聯繫，因此，所謂「基督教世界最強君主」的名號是當之無愧的。「天正使團」少年們的歐洲遊歷，便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徐徐展開。

使團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府里斯本。在那，他們多次覲見了葡萄牙總督，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在結束葡萄牙的遊歷之後，使團於9月進入西班牙境內，並於10月19日到達馬德里，向著世界首個「日不落帝國」君主的王廷進發。不過由於此時馬德里正在舉行全國性的宣誓效忠儀式，因此使團的覲見活動被推延到了11月。

11月14日，覲見儀式如期舉行。在國王華美儀仗隊的接駕下，身著和服的四位少年攜帶著日本大名的信件與精緻的漆器禮物，在眾多市民的目光中緩步駛入宮殿。菲利普二世國王親自接見了他們，並對日本大名們的贈禮表示感謝，國王還邀請他們用日語發表演說。之後幾天，使團四人先後拜訪了王室教堂等地，還遊歷了新近落成的埃斯科里亞爾宮，並有幸目睹了耶穌受難荊棘等「至高聖物」，足見這位世界性君主對於遙遠東方來客的重視。

耗資無數美洲白銀的「世界第八大奇蹟」埃斯科里亞爾宮

拜別菲利普二世，使團繼續啟程，經海路前往帝國的義大利疆域。1585年3月，船隊抵達托斯卡納大公駐地比薩。在宮殿，弗朗西斯大公親自下階迎接，並邀請一行四人參與晚宴。在晚宴上，發生了一件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趣事：宴程過半，大公夫人突然拉起正使主席伊東祐益的袖子，邀他跳舞。在得到隨行神父宗教上的首肯後，伊東接受了大公夫人的邀約；千千石與中浦也參與其中，一時氣氛熱烈，引得一片歡聲笑語。

伊東受邀與大公妃跳舞的逸話，至今仍在舞台上被演繹

在遊歷了托斯卡納後，使團還先後到訪佛羅倫薩等地。由於使團組建的初衷，本身便包含宗教朝聖的考量，因此他們在這些地方均未做過久的停留。在短暫地拜訪了當地貴族並遊歷了各處主要聖地之後，少年們馬不停蹄地向著基督教的「聖城」羅馬進發。

親歷教皇更迭時刻：四個少年的羅馬

1585年3月，從長崎出航整整3年之後，使團終於抵達了羅馬。儘管按照原先的計劃，教宗將通過私人會面的形式非正式地接見四位少年，但是時任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卻臨時決定，將以莊嚴隆重的公開儀式接見這些遠東來客。

23日，儀式如期舉行。在火槍隊的禮炮轟鳴，與到場貴賓、市民的注視下，身著和服的正使伊東身伴兩名總主教行在隊伍最前，千千石與原馬丁緊隨其後，向著教廷宮廷進發。當來自遙遠地球另一端的信徒出現在門廳時，額我略教宗一時間熱淚盈眶。他邀請伊東與千千石當眾宣讀三名日本大名的信件，並向孩子們詳細詢問了日本的宗教與社會實況。由於儀式短暫，意猶未盡，教宗還於4月3日再度接見使團，並安排他們參觀自己的卧室，足見教宗對於孩子們的喜愛。

使團覲見場面

然而世事難料，就在第二次接見後不久，額我略教宗突發鼻黏膜炎，於4月10日下午與世長辭。為應對此突髮狀況，樞機主教團於當月復活節舉行閉門會議，公推樞機主教蒙塔爾多繼任教宗，是為西斯篤五世。

由於舊教宗十分關心傳教事務，給予了使團極高的禮遇，因此額我略的突然去世引發了使團成員們深切擔憂，他們擔心新就任的教皇對於遙遠的東方並不具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憂慮實屬多餘，在之後舉行的教宗加冕典禮上，使團少年不僅受到了新任教宗的邀請，而且還受邀侍立在教宗身後，為其撐起華蓋，地位甚至居於法國——所謂「天主教會長女」——的眾代表之前。此後一月，新教宗還多次帶領少年們參與各類活動，並授予了他們「羅馬貴族」等榮譽稱號。

記錄使團到訪羅馬的碑銘

就這樣，在獲得新教宗的禮遇以及對日本傳教事業支持的允諾後，使團於6月3日啟程離開羅馬，途徑威尼斯、米蘭等地，重新搭船返回伊比利亞半島。在伊比利亞，使團先後在巴塞羅那與里斯本等地小住，以等待適合航行的天氣。一年之後的1586年4月，歸國的時機終於到來了，搭乘座艦「聖菲利普號」，少年們在闊別故鄉4年之後，重度踏上了漫漫的歸程。

上洛：曲折卻非凡的回鄉之路

由於風高浪急，使團的回鄉之路並不順暢，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587年6月才最終抵達印度。然而就在使團打算完成漫漫長旅的最後一程之時，日本國內的局勢發生了巨變。1587年7月，日本當時實際的最高掌權者豐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征伐」之後，突然發布了《伴天連追放令》，首開日本禁教之先河，這為本來肩負宗教使命的「天正使團」能否順利歸國，增添了極大的變數。

「伴天連」（バテレン）即「神父」。該令是日本歷史上首份傳教士驅逐令

由於擔心日本國內的形勢，使團一行有意放慢了節奏，在印度果阿與中國澳門停留多時，以確保歸國的安全。不過，由於耶穌會東印度地區負責者范禮安十分具有能力，加之葡萄牙駐果阿總督也答應全力予以配合，「天正使團」一行不僅於1590年順利獲准歸國，還得到了次年親赴京都、覲見「天下人」豐臣秀吉的機會。

1591年3月，豐臣秀吉於京都「聚樂第」宅邸召見了使團成員。礙於之前頒布的禁教法令，覲見採取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方式進行，即讓使團少年們身著葡式衣裝，以歐洲使團、而非本國國民的身份參與覲見。不過在具體的參見過程中，少年們仍舊採用了傳統的日式儀禮，並向豐臣秀吉獻上了豐厚的禮物、稟告了此行的種種見聞。對於少年們的非凡經歷，豐臣秀吉明顯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在覲見儀式之後，豐臣秀吉又數次召見使團，甚至一度盛邀伊東祐益加入他的麾下，為他即將發動的朝鮮遠征（即「壬辰之役」）貢獻力量。不豐臣秀吉的邀請遭到了伊東的婉拒，後者聲稱，如若僅因高官厚祿，便拋棄撫養自己的神父們於不顧，是一種不義的行為。對此，豐臣秀吉頗為欣賞，在最終准許使團返回九州前，詳細地詢問了歐洲與印度的情況。

隨著「上洛覲見」的完成，歷時8年有餘的「天正使團」終於完成了它全部的歷史使命，於1591年正式返回九州故土。

西風東漸：「天正使團」的意義與啟示

通過上述對日本首個遣歐使團「天正使團」的歷史回溯，我們可以看到，與傳統的「閉關鎖國」敘事不同，近代早期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地區，對於世界的巨大變動，並非是茫然無知、無動於衷的。相反，它們對於遙遠的西方抱有著極大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也並非是一種僅僅集中於最高統治階層的獨有性現象。這為我們理解近200年之後，明治時代的日本緣何能夠迅速轉型，提供了一些線索。

從社會上層看。首先，在16世紀近代早期的歷史場域中，能夠主動派遣一支使團前往歐洲，本身就足以體現當時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對於外部世界的興趣；而在短短二十年後，以支倉常長為首的使團再度使歐（從路線上看，該使團甚至取道美洲），則是這一興趣的又一次明證。其次，作為此次使歐行動的結果，「天正使團」的少年們從歐洲帶回了大量的繪畫與圖書，這為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珍貴材料的社會上層人士們，帶去了一個十分全面且嶄新的世界圖景，為啟發他們進一步探索世界的慾望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推力。據研究，關白豐臣秀吉就對使團少年們進呈的世界地圖集《寰宇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十分鐘愛，甚至還為此專命畫師繪製成屏風，以供日日欣賞。可以說，儘管地理上處於「地極孤島」，但日本社會上層對於外部世界的好奇，一直是較為強烈的。

日本畫師根據《寰宇全集》繪製的屏風

與社會上層類似，社會中層及普通民眾，尤其是九州地區的普通民眾，也受到了「天正使團」出訪的積極影響。首先，少年們帶回的大量西方畫作受到了普通「南蠻畫」（即西方繪畫）藝術家們的模仿效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使團從歐洲帶回了日本歷史上首台古騰堡金屬活字印刷機。儘管活字印刷術發明於中國，當時已經傳至日本，但是排印西文作品仍舊十分不便。古騰堡印刷機的帶回，便很好解決了這一問題。嗣後，西方語言學習書、教科書、西方宗教文學作品印刷大盛（即後世所謂的「吉利支丹版」），成就了耶穌會在日本印刷事業的最高潮。經由這些書籍，西方知識逐漸走進了普通九州民眾的世界。來自外部世界知識的傳播，儘管在隨後江戶幕府的禁教政策下得到了抑制，但是卻永遠無法被抹殺，直到兩百年後的明治維新時代，它們再度被喚醒，進而在下層轉變為巨大的革新力量。正如歷史上所有成功的維新一樣，「國家的現代化」與「民眾的現代化」，一直都是相輔相成的。而從「天正使團」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民眾對於外部世界知識的興趣，早在明治維新以前，便已然啟動。

作者：潘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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