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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150年岩倉使團的先聲:日本首次遣使歐洲始末

原標題:明治維新150年岩倉使團的先聲:日本首次遣使歐洲始末


  眾所周知,日本明治維新是近代亞洲最為成功的「現代化轉型」之一,其中,由眾維新精英領銜的「岩倉使團」居功至偉——短短兩年的西行之旅,細緻地考察了西方強國的方方面面,為之後近五十年的維新奠定了基石。然而著名的「岩倉使團」並非日本第一次主動「使歐」,日本了解西方與世界的進程,也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啟動。早在400餘年前,戰國時代日本即首次派遣歐使團——「天正使團」。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及隨行神父


從長崎到里斯本:「地極」少年的西行之路

1534年,耶穌會成立於巴黎。耶穌會為傳播天主教而足跡遍布全球,其在東方最早取得進展的地域,就是政治上群雄逐鹿、因而思想上也相對多元的戰國日本。根據學者考察,在「天正使團」派出的1582年,僅耶穌會一個修會便在日擁有15萬信眾,成功的傳教活動更是引得肥前國當主等多位九州大名皈依天主教。一時之間,日本成為當時東亞世界天主教最為繁盛的國度之一。

九州是耶穌會在東方活動最為興盛的區域之一


面對「信仰」欣欣向榮的局勢,九州的基督教大名們逐漸萌生了派遣使節前往歐洲的想法,而這與此時亟需通過「地極的信眾」來昭示自身傳教功績的耶穌會一拍即合。很快,在耶穌會「東印度地區」總負責者范里安(Valignano),以及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大友宗麟與大村忠純的支持與籌措下,一支由貴族少年組成的「遣歐使團」迅速組建。他們分別是大友宗麟的親屬伊東祐益,有馬晴信的親屬千千石紀員,大村忠純的親屬原馬丁,以及九州貴族中浦朱利安。由於全體使團成員之中最年長的也不過15歲,因此,他們又被後世稱為「天正遣歐少年使節」。

2014年,由16世紀畫家丁托列托繪製的伊東祐益畫像在義大利被發現


1582年2月20日,攜帶著三位基督教大名的信件與禮物,日本歷史上首次遣歐使團正式從長崎港啟航。除之前提到的正副使四位少年外,使團還包括傳教士梅斯基塔等隨行人員,負責少年們的起居與教育,范里安本人也親隨前往。船隊逆向沿著葡萄牙海洋帝國向東發展的商路一路向西,自長崎而至澳門,到達了耶穌會在印度傳教的重要據點果阿。由於氣候不利,使團在果阿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范里安收到了來自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件,要求他務必留在果阿,指揮東方的傳教事宜,不要隨使團前來,因此,范里安只得指派另一名耶穌會士擔任隨員長,陪同使團完成之後的使歐航程。在一路走走停停的航行之後,使團終於在1584年8月抵達里斯本外海,結束了長達兩年的海上漂泊。

從果阿到長崎,一個個東方據點的建立,勾畫了葡萄牙海洋帝國的發展軌跡。詳參學者顧衛民先生的新著《葡萄牙海洋帝國史》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日本少年的歐洲紀行

1584年8月11日晚,使團一行正式登上了歐洲的土地。正如布羅代爾代表作書名所揭示的那樣,此時的南部歐洲,正是屬於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在他的統治下,不僅囊括今天的西葡全境,還包括義大利及尼德蘭諸邦;若算上其在拉美與亞洲的殖民地的話,菲利普二世的統治範圍遍布全球。又因其與羅馬教廷保持著十分緊密的聯繫,因此,所謂「基督教世界最強君主」的名號是當之無愧的。「天正使團」少年們的歐洲遊歷,便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徐徐展開。


使團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府里斯本。在那,他們多次覲見了葡萄牙總督,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在結束葡萄牙的遊歷之後,使團於9月進入西班牙境內,並於10月19日到達馬德里,向著世界首個「日不落帝國」君主的王廷進發。不過由於此時馬德里正在舉行全國性的宣誓效忠儀式,因此使團的覲見活動被推延到了11月。


11月14日,覲見儀式如期舉行。在國王華美儀仗隊的接駕下,身著和服的四位少年攜帶著日本大名的信件與精緻的漆器禮物,在眾多市民的目光中緩步駛入宮殿。菲利普二世國王親自接見了他們,並對日本大名們的贈禮表示感謝,國王還邀請他們用日語發表演說。之後幾天,使團四人先後拜訪了王室教堂等地,還遊歷了新近落成的埃斯科里亞爾宮,並有幸目睹了耶穌受難荊棘等「至高聖物」,足見這位世界性君主對於遙遠東方來客的重視。

耗資無數美洲白銀的「世界第八大奇蹟」埃斯科里亞爾宮


拜別菲利普二世,使團繼續啟程,經海路前往帝國的義大利疆域。1585年3月,船隊抵達托斯卡納大公駐地比薩。在宮殿,弗朗西斯大公親自下階迎接,並邀請一行四人參與晚宴。在晚宴上,發生了一件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趣事:宴程過半,大公夫人突然拉起正使主席伊東祐益的袖子,邀他跳舞。在得到隨行神父宗教上的首肯後,伊東接受了大公夫人的邀約;千千石與中浦也參與其中,一時氣氛熱烈,引得一片歡聲笑語。

伊東受邀與大公妃跳舞的逸話,至今仍在舞台上被演繹


在遊歷了托斯卡納後,使團還先後到訪佛羅倫薩等地。由於使團組建的初衷,本身便包含宗教朝聖的考量,因此他們在這些地方均未做過久的停留。在短暫地拜訪了當地貴族並遊歷了各處主要聖地之後,少年們馬不停蹄地向著基督教的「聖城」羅馬進發。


親歷教皇更迭時刻:四個少年的羅馬

1585年3月,從長崎出航整整3年之後,使團終於抵達了羅馬。儘管按照原先的計劃,教宗將通過私人會面的形式非正式地接見四位少年,但是時任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卻臨時決定,將以莊嚴隆重的公開儀式接見這些遠東來客。


23日,儀式如期舉行。在火槍隊的禮炮轟鳴,與到場貴賓、市民的注視下,身著和服的正使伊東身伴兩名總主教行在隊伍最前,千千石與原馬丁緊隨其後,向著教廷宮廷進發。當來自遙遠地球另一端的信徒出現在門廳時,額我略教宗一時間熱淚盈眶。他邀請伊東與千千石當眾宣讀三名日本大名的信件,並向孩子們詳細詢問了日本的宗教與社會實況。由於儀式短暫,意猶未盡,教宗還於4月3日再度接見使團,並安排他們參觀自己的卧室,足見教宗對於孩子們的喜愛。

使團覲見場面


然而世事難料,就在第二次接見後不久,額我略教宗突發鼻黏膜炎,於4月10日下午與世長辭。為應對此突髮狀況,樞機主教團於當月復活節舉行閉門會議,公推樞機主教蒙塔爾多繼任教宗,是為西斯篤五世。


由於舊教宗十分關心傳教事務,給予了使團極高的禮遇,因此額我略的突然去世引發了使團成員們深切擔憂,他們擔心新就任的教皇對於遙遠的東方並不具有興趣。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憂慮實屬多餘,在之後舉行的教宗加冕典禮上,使團少年不僅受到了新任教宗的邀請,而且還受邀侍立在教宗身後,為其撐起華蓋,地位甚至居於法國——所謂「天主教會長女」——的眾代表之前。此後一月,新教宗還多次帶領少年們參與各類活動,並授予了他們「羅馬貴族」等榮譽稱號。

記錄使團到訪羅馬的碑銘


就這樣,在獲得新教宗的禮遇以及對日本傳教事業支持的允諾後,使團於6月3日啟程離開羅馬,途徑威尼斯、米蘭等地,重新搭船返回伊比利亞半島。在伊比利亞,使團先後在巴塞羅那與里斯本等地小住,以等待適合航行的天氣。一年之後的1586年4月,歸國的時機終於到來了,搭乘座艦「聖菲利普號」,少年們在闊別故鄉4年之後,重度踏上了漫漫的歸程。


上洛:曲折卻非凡的回鄉之路

由於風高浪急,使團的回鄉之路並不順暢,一路走走停停,直到1587年6月才最終抵達印度。然而就在使團打算完成漫漫長旅的最後一程之時,日本國內的局勢發生了巨變。1587年7月,日本當時實際的最高掌權者豐臣秀吉在完成「九州征伐」之後,突然發布了《伴天連追放令》,首開日本禁教之先河,這為本來肩負宗教使命的「天正使團」能否順利歸國,增添了極大的變數。

「伴天連」(バテレン)即「神父」。該令是日本歷史上首份傳教士驅逐令


由於擔心日本國內的形勢,使團一行有意放慢了節奏,在印度果阿與中國澳門停留多時,以確保歸國的安全。不過,由於耶穌會東印度地區負責者范禮安十分具有能力,加之葡萄牙駐果阿總督也答應全力予以配合,「天正使團」一行不僅於1590年順利獲准歸國,還得到了次年親赴京都、覲見「天下人」豐臣秀吉的機會。


1591年3月,豐臣秀吉於京都「聚樂第」宅邸召見了使團成員。礙於之前頒布的禁教法令,覲見採取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方式進行,即讓使團少年們身著葡式衣裝,以歐洲使團、而非本國國民的身份參與覲見。不過在具體的參見過程中,少年們仍舊採用了傳統的日式儀禮,並向豐臣秀吉獻上了豐厚的禮物、稟告了此行的種種見聞。對於少年們的非凡經歷,豐臣秀吉明顯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在覲見儀式之後,豐臣秀吉又數次召見使團,甚至一度盛邀伊東祐益加入他的麾下,為他即將發動的朝鮮遠征(即「壬辰之役」)貢獻力量。不豐臣秀吉的邀請遭到了伊東的婉拒,後者聲稱,如若僅因高官厚祿,便拋棄撫養自己的神父們於不顧,是一種不義的行為。對此,豐臣秀吉頗為欣賞,在最終准許使團返回九州前,詳細地詢問了歐洲與印度的情況。


隨著「上洛覲見」的完成,歷時8年有餘的「天正使團」終於完成了它全部的歷史使命,於1591年正式返回九州故土。


西風東漸:「天正使團」的意義與啟示


通過上述對日本首個遣歐使團「天正使團」的歷史回溯,我們可以看到,與傳統的「閉關鎖國」敘事不同,近代早期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地區,對於世界的巨大變動,並非是茫然無知、無動於衷的。相反,它們對於遙遠的西方抱有著極大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也並非是一種僅僅集中於最高統治階層的獨有性現象。這為我們理解近200年之後,明治時代的日本緣何能夠迅速轉型,提供了一些線索。


從社會上層看。首先,在16世紀近代早期的歷史場域中,能夠主動派遣一支使團前往歐洲,本身就足以體現當時日本部分政治精英對於外部世界的興趣;而在短短二十年後,以支倉常長為首的使團再度使歐(從路線上看,該使團甚至取道美洲),則是這一興趣的又一次明證。其次,作為此次使歐行動的結果,「天正使團」的少年們從歐洲帶回了大量的繪畫與圖書,這為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珍貴材料的社會上層人士們,帶去了一個十分全面且嶄新的世界圖景,為啟發他們進一步探索世界的慾望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推力。據研究,關白豐臣秀吉就對使團少年們進呈的世界地圖集《寰宇全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十分鐘愛,甚至還為此專命畫師繪製成屏風,以供日日欣賞。可以說,儘管地理上處於「地極孤島」,但日本社會上層對於外部世界的好奇,一直是較為強烈的。

日本畫師根據《寰宇全集》繪製的屏風


與社會上層類似,社會中層及普通民眾,尤其是九州地區的普通民眾,也受到了「天正使團」出訪的積極影響。首先,少年們帶回的大量西方畫作受到了普通「南蠻畫」(即西方繪畫)藝術家們的模仿效尤。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使團從歐洲帶回了日本歷史上首台古騰堡金屬活字印刷機。儘管活字印刷術發明於中國,當時已經傳至日本,但是排印西文作品仍舊十分不便。古騰堡印刷機的帶回,便很好解決了這一問題。嗣後,西方語言學習書、教科書、西方宗教文學作品印刷大盛(即後世所謂的「吉利支丹版」),成就了耶穌會在日本印刷事業的最高潮。經由這些書籍,西方知識逐漸走進了普通九州民眾的世界。來自外部世界知識的傳播,儘管在隨後江戶幕府的禁教政策下得到了抑制,但是卻永遠無法被抹殺,直到兩百年後的明治維新時代,它們再度被喚醒,進而在下層轉變為巨大的革新力量。正如歷史上所有成功的維新一樣,「國家的現代化」與「民眾的現代化」,一直都是相輔相成的。而從「天正使團」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民眾對於外部世界知識的興趣,早在明治維新以前,便已然啟動。


作者:潘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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