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吳忠對周恩來的赤膽忠心

原標題：少將吳忠對周恩來的赤膽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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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與周恩來，一位是戰功赫赫的共和國開國少將，一位是為黨和人民事業鞠躬盡瘁的共和國總理，兩人相識於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相知於攜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革命行動中。其後，周恩來病逝，吳忠又與百般阻撓悼念活動的「四人幫」展開了激烈鬥爭。吳忠對周恩來的愛戴之情和赤膽忠心，鑄就了中國革命史上一段傳奇佳話。

懋功會師 吳忠結緣周恩來

吳忠與周恩來的初次相見，是在1935年的6月18日。當時，中央紅軍經過艱苦轉戰，終於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會師之日，還不到15歲就已擔任紅四方面軍第八十八師政治部共青團委書記的吳忠，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那時的周恩來已是黨內的傳奇人物，是當時進步青年尤其是年輕黨員心中的偶像。

見到周恩來時，吳忠很興奮。但由於個子比較小，在人群中，他只能使勁地踮起腳尖，遙望著周恩來，激動地喊著口號：「歡迎中央紅軍老大哥!」「慶祝兩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周恩來一邊走著，一邊連連向人群揮手示意。

不久，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自恃手中掌握著強大的武裝力量，個人野心極度膨脹，公然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戰略，率部南下。他甚至以紅四方面軍總部名義給部隊下發了題為《反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反動路線》的小冊子，其中列舉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很多「罪狀」，包括丟失中央蘇區和拖垮中央紅軍等。張國燾還另立中央，下令通緝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以至於在紅四方面軍南下的道路兩旁，都在張國燾的授意下貼滿了 「北上是逃跑主義，南下是革命路線」、「打倒毛周張博，擁護張主席領導」等標語。

在此形勢下，吳忠作為紅四方面軍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員，常常陷於兩難之中。此後，紅四方面軍在幾次大的戰役中均遭受挫折，部隊損失慘重。而北上的中央紅軍卻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指揮下勝利到達陝北，與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師，鞏固並擴大了根據地。這些消息在紅四方面軍《紅色戰場》報上刊載後，在部隊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吳忠也深感欣慰，他在心裡更加盼望能早一點再見到周恩來。

但造化弄人，雖然此後吳忠英勇戰鬥，逐步成長為我軍一名優秀的高級將領，但卻一直沒有機會與周恩來再次相見。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7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通知，準備於9月25日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舉辦這樣的大會在我軍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按照預定計劃，與會的戰鬥英雄和工作模範以及民兵代表一共350人，西南軍區暨第二野戰軍分到了59個名額。吳忠作為第二野戰軍的著名戰鬥英雄，光榮當選為全國戰鬥英雄大會的代表。

當時擔任十八軍五十二師師長的吳忠，正在緊張地部署昌都戰役。接到軍區讓他立即趕赴北京出席全國戰鬥英雄大會的通知後，他頗為猶豫。一邊是赴京參加會議，從而能面見周恩來，聆聽他的教誨；一邊是率領部隊發起昌都戰役，打開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門，吳忠有些舉棋不定。思索良久，他毅然決定留在甘孜，指揮部隊作戰。他將珍藏的一個日記本交給師里其他出席大會的代表，請其帶到北京，設法讓周恩來簽名留念。

10月2日，全國戰鬥英雄大會圓滿結束，五十二師參加大會的代表也給吳忠帶來了一份禮物——周恩來的親筆簽名。吳忠大為興奮，他打開筆記本，只見在扉頁上寫著「為解放西藏而奮鬥。周恩來1950年9月26日」。隨後，吳忠便在周恩來的激勵下，率部發起了被劉少奇稱為「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的昌都戰役並取得勝利。

吳忠與周恩來的真正相識，還是在1955年9月27日我軍首次舉行的授銜儀式上。那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西邊的國務院禮堂，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官軍銜命令，周恩來把授予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的命令狀分別頒發給諸位將軍。年僅33歲的吳忠從周恩來手中接過了少將軍銜的命令狀。

也就是在這次授銜儀式上，吳忠第一次跟仰慕已久的周恩來握手，而周恩來也記住了這個年輕的共和國開國將軍。

處理「林彪事件」成為周恩來助手

1968年4月，在中央軍委命令下，吳忠由第四十軍軍長調任北京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負責北京地區的安全保衛工作。1970年7月，吳忠又升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由於工作需要，他與周恩來的往來更加密切。

1970年8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召開，為達到以設國家主席之名，行搶班奪權之實的目的，林彪、陳伯達不顧毛澤東的反對，堅持要在會議的內容里加上設國家主席和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這兩項，還宣稱：「誰反對設立國家主席，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對林副主席。」

對吳忠來說，要是在以前，聽到有人反對毛主席，他一定會拍案而起，嚴詞痛斥。但這一次，吳忠卻一反常態，既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參加簽名活動。經歷了在衛戍區兩年多的風雨洗禮，吳忠隱約覺得，林彪等人所大肆宣揚的「天才論」和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背後，一定隱藏著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24日下午，北京組的聶元梓專門找吳忠簽名，鼓動他這門有名的「大炮」開火：「有人反對毛主席，我們一定要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你要站出來講話!」吳忠當即表態：「反對毛主席，這種話不能隨便講，講出來是要負責任的。我不清楚誰在反對毛主席，所以我現在不能發言。請不要再和我討論這個問題。」

25日上午，在陳伯達等人的煽動下，許多委員不明真相，紛紛效法華北組，要求設國家主席，要求揪人，會場氣氛十分緊張。細心的吳忠卻發現與會人員的發言竟和聶元梓的話驚人地相似，他私下裡一問，才知道聶元梓在河北、總後的代表中進行了廣泛的串聯。吳忠馬上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立刻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北京組的召集人吳德，吳德隨即寫信給周恩來，說：吳忠發現聶元梓在搞串聯活動。周恩來接信後，馬上請示毛澤東將信批轉政治局成員傳閱，然後指示吳德組織批判聶元梓。

25日下午，在周恩來提議下，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政治局委員和各組組長參加。會上，毛澤東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澤東還對林彪說：你也不要當。至此，林彪一夥設國家主席的鬧劇以失敗收場。

1971年9月13日，林彪攜其反革命集團主要分子葉群、林立果等人倉皇出逃。消息傳出，黨內高層極為震動。身負衛戍首都重任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在凌晨2點30分被叫到了位於人民大會堂的總理辦公室。當時，周恩來神情冷峻，對吳忠等人說：「叫你們來，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嚴重的事情。林彪跑了!帶著老婆、兒子從北戴河乘飛機往北邊跑了!他這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是叛國投敵的行為!……黨的副主席外逃，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嚴重事件。國內外會有什麼反應，會出現什麼後果？現在還無法預料。但林彪的黨羽、死黨不少，要防止他們趁機作亂，同時也要防止國外反動勢力趁火打劫。」

說到此處，周恩來盯著吳忠和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德，緩緩地說道：「現在我宣布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首都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由你們兩人具體負責執行。你們要對毛主席、黨中央負責，絕對保證毛主席、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現在情況還不明朗，中央決定對林彪外逃事件要嚴格保密。北京市的範圍內，只限於你們兩人知道，決不允許向任何人泄露。當務之急，是要確定首都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實施方案。你們有什麼想法，提出來一起討論。吳忠同志，你是衛戍區司令，你先講!」

吳忠先是站起來回答：「我們衛戍區全體官兵，堅決聽從毛主席、黨中央的指揮，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首都!」接著，他提議增加北京衛戍區政委楊俊生參加首都緊急戰備的組織指揮工作，周恩來思索片刻後，同意了吳忠的建議。三人經過討論，由周恩來綜合大家的意見，以中央名義向吳忠下達了幾項命令。最後，他緊握著吳忠的手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從現在起，你只對我負責，向我直接報告。在發生突然情況時，可以臨機處置，先斬後奏!」

隨後，吳忠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一項項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衛戍區部隊頻繁調動，一支支隊伍奔赴中南海，負責加強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的警衛任務；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央首長駐地，增加崗哨和便衣流動哨，隨時準備應付突發情況；在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要害目標周圍加強警戒；擔負封閉機場任務的部隊，也接到了吳忠「如果發現有飛機強行起飛，立即開火，擊毀它!」的指示，嚴陣以待；從衛戍區機關抽調的數十名幹部組成的搜查分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秘密包圍、查封了林彪集團在北京的5個據點，扣押全部人員，吳忠親臨現場指揮細緻檢查，起獲了大量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重要罪證。到13日晨曦初露時，衛戍區部隊已經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全部到達指定位置，北京處於黨中央的嚴密控制之下。

這日清晨5時左右，一架直升機在懷柔縣境內迫降，機上5名人員3人死亡，生還者飛行員陳士印及李偉信被民兵抓獲。吳忠得知情況後，立即指示對現場進行嚴密搜查。但就在清晨6時左右，突然有一支空軍分隊，說是奉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的命令，要進入飛機迫降區。吳忠獲悉後，立即決定「先斬後奏」，下令解除來者的武裝，在查明情況之前，扣留所有人員。隨後，吳忠打電話向周恩來做了詳細彙報。周恩來聽後，高度讚揚了吳忠，並重申飛機迫降地的警戒任務，由衛戍區全權負責；要求仔細查證，如果真是李德生派出去的人，就予以釋放。

不久，經過查證，到達飛機迫降現場的空軍分隊，確實是李德生派出執行任務的。吳忠在請示周恩來後，遂將被扣人員全部釋放。周恩來對吳忠的所作所為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再次指示吳忠：「現在指定你和楊俊生同志，各帶一名得力的幹部，突擊審訊兩名被俘人員。由你審訊李偉信，楊俊生同志審訊陳士印。查獲的物品，由你和吳德、楊俊生三人親自清點，迅速上報中央。有情況，隨時向我直接報告。」

13日傍晚，被俘人員和查獲物品運抵衛戍區司令部，吳忠連夜審訊了李偉信。精神已經完全崩潰的李偉信遂供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小艦隊」的武裝政變計劃，並細述了他們陰謀謀害毛澤東，在廣州另立中央，分裂黨和國家的活動。李偉信還交代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策劃的「571工程計劃」(「武裝起義」的諧音)，吳忠立即帶人前往林立果設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搜查，查獲了「571工程計劃」的要點草稿。與此同時，吳忠和吳德、楊俊生對查獲物品的清點也取得很大成果。繳獲的物品中，除了黨和軍隊的絕密文件、國防力量部署圖表以及大量美元之外，還有許多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重要罪證，如其準備叛逃廣州所乘坐的飛機編號及人員安排表、林彪給黃永勝的親筆信、叛亂組織——「聯合艦隊」的人員名單等。

隨後，吳忠便將所有物品仔細清點後上報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將林彪的親筆信拿給黃永勝看，希望其主動承認錯誤，黃卻以拼接成的信件中「勝」字少了個「月」偏旁而狡辯道：「沒有聽說過空軍有個叫"永生"的人啊!」氣憤的周恩來遂指示吳忠全力尋找「月」字旁。吳忠接到指示後，立即命令警衛團即刻派人到現場再次搜索，務必找到「月」字。後來，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尋找，那片只有指甲大小、寫著「月」字旁的紙片終於被從泥水中找到了。吳忠立即親自將小紙片送到了周恩來手中。周恩來非常高興，下令將紙片小心地拼接到林彪的信上，再次拿給黃永勝看，沉重打擊了黃的囂張氣焰。

後來，吳忠發現黃永勝等人在家裡燒東西，陰謀搞串聯、統一口徑，鑒於當時這四人尚各在其職，手中握有兵權，為防情況突變，夜長夢多，他便向周恩來建議儘快採取行動，抓捕四人。周恩來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中央隨即做出決定：9月23日晚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施隔離審查，由北京衛戍區部隊負責執行和關押。隨後，吳忠便在周恩來向黃永勝等人宣布中央決定後將其一一逮捕。

吳忠後來回憶說：「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是我們黨和國家、軍隊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幕。這場鬥爭，是毛主席、周總理直接指揮的，他們以非凡的膽識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及時識破和粉碎了一場極其險惡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避免了黨被分裂、國家內戰、軍隊相殘的嚴重後果，避免了中國歷史的一場大災難。這是黨和人民的大幸。」

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決戰中，作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北京地區緊急戰備行動的組織指揮者吳忠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立了大功。

悼念總理「抗命」相爭亦無懼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因積勞成疾不幸逝世。噩耗傳來，吳忠悲憤難抑，幾度昏厥。自到北京衛戍區工作後，他的很多任務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他對周恩來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不僅把其當作自己的上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更把他看作自己的長輩，學習的楷模。特別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分裂黨、分裂國家的複雜政治形勢下，他更是把周恩來視為自己的主心骨。

周恩來的逝世使吳忠痛不欲生，他哭著對家人說：「我們黨和國家一天也離不開周總理，他老人家心力交瘁，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他的心裡時刻裝著黨和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位置。他老人家是累死的，是被一些王八蛋們氣死的啊!」

不多久，根據中央的指示，北京市成立了周恩來悼念活動工作領導小組，吳忠作為成員之一，負責組織指揮。在領導小組的第一次會議上，有人傳達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求降低治喪活動的規格，對群眾的悼念活動進行限制，不準戴黑紗，不準戴白花，不準獻花圈，不準設靈堂。吳忠聽後勃然大怒，他毅然決定抵制這所謂的「上級指示」，對其一不傳達，二不布置，對衛戍區官兵甚至自己家屬進行或參加的各種悼念活動都予以默許。不僅如此，他還從衛戍區所轄的儀仗兵中百里挑一，選出體態、儀錶最好的戰士為周總理守靈，同時親自指揮布置靈堂。

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後，吳忠親自守候在靈堂，既是為了現場組織指揮，更是為了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做最後一次告別。當時現場不允許執勤人員哭泣，可吳忠看著停卧在鮮花叢中的周恩來遺體，聽著周圍撕心裂肺般的哭聲，這個鐵打的漢子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幾次獨自跑到靈堂的後邊，俯在冰涼的牆壁上，任悲痛的淚水滾滾流淌。

1月10日，當周恩來的遺體要被火化時，吳忠又以北京市委書記的身份，專門召集民政局、殯葬管理處的同志開會，提出了幾項要求：一、靈車要用首次使用的新車，裝飾要莊重、肅穆；二、司機要選政治素質強、技術最好的人，車要開得十分平穩，絕對不能顛簸；三、火化爐膛事先要打掃乾淨，並重新粉刷，在周恩來遺體火化前，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四、周恩來遺體火化時，嚴禁使用鐵鉤子翻砸，必須保證自然燃化；五、骨灰必須取凈，不差分毫。會議結束後，吳忠仍不放心，他又親自到八寶山殯儀館實地檢查各項準備工作，當面向有關工作人員交代任務。

第二天，在人們為周總理送靈時，吳忠又親自指揮由他一手挑選並嚴格訓練，身著禮服、臂戴黑紗的8名儀仗兵，步伐沉穩地將周恩來的靈柩緩緩送上靈車。靈柩上車後，吳忠也隨車護衛。追悼活動期間，吳忠更是連續幾天沒有離開現場，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心力，為敬仰的周恩來站好最後一班崗。

與此同時，在北京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也開始了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吳忠聽說後換上便衣，幾次到天安門廣場查看情況。每次從廣場回到家後，他都淚流滿面，情緒久久難以平息。

不料，就在舉國哀悼之際，吳忠卻接到命令，說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是「以死人壓活人」，要衛戍區馬上出動人員，做群眾的工作，勸阻群眾不要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吳忠大怒，他大吼道：「他們到底想幹什麼？到底對周總理什麼感情？怎麼能不讓群眾悼念總理呢？這樣的命令，我無法執行!」吳忠決定採用「軟頂」的政策，他令人通知機關、部隊例行警衛職責，命其只維護廣場秩序，對群眾的悼念活動不予干預。

不久，「四人幫」便開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控制的輿論工具，接連發表攻擊周恩來的文章。其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人們自發地向天安門廣場聚集，敬獻花圈，發表講演，朗誦詩詞，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罪行。

「四人幫」異常恐慌，他們密謀運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壓制。對於「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吳忠深惡痛絕，他在感情上與悼念周恩來的群眾沒有距離，也完全支持群眾的悼念行動，但作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對於上級的指示，他又不得不執行。處於兩難之間的他思索良久，毅然做出決定：一、對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絕對不允許干涉，要協助群眾把花圈放好，保護好；二、維持秩序，絕對保證群眾的安全；三、對群眾提出的意見，要耐心解釋，有些問題不好答覆，先記錄下來，並向群眾保證會及時反映給上級；四、警惕壞人從中破壞，防止反革命活動；五、保護好廣場的外國人安全。對於做這樣決定的原因，吳忠後來是這樣說的：「群眾悼念總理和先烈，這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可現在有的人卻依靠手中的權力，發號施令，要禁止群眾悼念總理……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任何時候都不會站到人民的對立面。」

隨著事態的不斷發展，局勢越來越嚴峻。4月4日，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中央政治局會議把天安門廣場的事態定為「反革命事件」，並決定由北京市委統一指揮，調集衛戍區部隊，協同首都民兵，於當晚8時30分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驅散聚集群眾。

出於對周恩來的摯愛和對「四人幫」的厭惡，吳忠並沒有按時執行清場任務，而是一直拖到了夜裡11時才忍痛下令清場。他是想盡量拖延時間，使群眾自行散去，他在後來曾這樣說：「從我內心講，我實在是不願意與群眾發生衝突，群眾是悼念總理的，事情完全是"四人幫"激出來的。可我又不得不執行命令，只好想方設法拖延。一面是政治局的指示，一面是群眾的安全，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群眾的安全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護，我只能在兩者之間走鋼絲。我當然知道拖延時間是要承擔政治風險的，可在這樣的時刻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我只能那樣做，而且必須那樣做。」甚至在不得不開始清場行動後，吳忠還指示衛戍區部隊和公安幹警徒手走在前面，民兵在後面跟進，盡量避免與群眾發生衝突。

時任北京衛戍區政委的楊俊生後來曾說過：「對於上級交代的任務，吳忠從來都是不講價錢的，不打折扣的。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對上級的指示採取了拖延的態度。我了解吳忠，也理解他當時的處境。他作為衛戍區司令員是左右不了大局的。我認為，吳忠同志在處理天安門事件和執行政治局指示的過程中，有頭腦，有主見，敢冒"抗命"的風險，他是在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來最大限度的保護群眾。」

隨後，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吳忠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並為之做出了重大貢獻。之後不久，吳忠受命出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年近六旬還親自挎著自動步槍穿行在熱帶叢林中指揮部隊進行邊境作戰。

而在晚年，吳忠還念念不忘周恩來，他常去看望鄧穎超，跟她一起回憶周總理的點滴往事，直至1990年2月26日，他因車禍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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