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 周恩來制訂92天採訪計劃

原標題：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 周恩來制訂92天採訪計劃

1970年9月，斯諾和夫人在陝西志丹縣毛主席舊居參觀。 新華社發

本文摘自《毛澤東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張樹軍 雷國珍 高新民/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

陝北的7月，黃色的溝壑之間點綴著點點綠色的禾苗。遠遠望去，溝壑中或隱或現地有一行人走動。這是一個嚮導牽著一頭騾子，騾背上馭著簡單的行裝，後面跟著一個外國人——埃德加·斯諾。他們行進在山谷中，有時經過一些窯洞組成的村落，間或見到一些在田野里操作的農民。黃土高原顯得十分寧靜。

1936年的下半年，中國的局勢正處在發生重大轉折的前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促使全國民眾的覺醒，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成為人民的共同心愿。紅軍在陝北打退了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的幾次進攻之後，與張楊在共同抗日的基礎上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秘密簽訂了停戰協定。在此前後，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發動了「兩廣事變」，蔣介石急於平息內訌，無暇顧及西北。他對張楊與中共接觸有所耳聞，但在「兩廣事變」未解決之前不便採取大的措施。因而，在中國的西北一隅暫時無大的戰事，出現了局部相對穩定的態勢。

斯諾在這種形勢下，踏進了中國紅色區域的大門。他在蘇區徒步行走了一天半，終於到達了安塞縣的百家坪。當他正與安塞赤衛隊隊長交談時，突然走來了一位軍官，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他打招呼，而且用的是英語!斯諾馬上就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周恩來，那個「鼎鼎大名」的紅軍指揮員。第二天，他來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周恩來對他說，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表示，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周恩來還幫他制訂了一份需費時92天的採訪計劃。

紅色區域的大門竟然如此便利地向一個外國記者打開了，斯諾甚至感到有一點驚奇和懷疑。但事實很快就使他相信了中共給他這樣的自由活動的誠意。

離開百家坪後，斯諾時而騎馬，時而步行，與一小隊紅軍官兵同行在崎嶇的山路上。當他們看到蒼翠的山谷中的一片古老城牆時，便到達了目的地——保安。

斯諾到達保安時，受到了熱烈歡迎。雖然蘇區曾有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但從嚴格意義上講，斯諾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位「外賓」，外交部是第一次從事接待外國人的具體活動。

斯諾到保安後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斯諾到蘇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會見毛澤東，他跨進紅色區域的第一個村莊時，就向當地的貧協主席提出要找毛澤東。但他沒有想到，同毛澤東的會面卻是這樣平靜自然。毛澤東同斯諾寒暄了幾句之後，告訴斯諾，可以熟悉一下環境，同別人談談話，待認清方位後，再去見他。說完便緩步走過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曾這樣描述他和毛澤東初次會面後所留下的印象：「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樑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妻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幾天裡面，我總沒有證實這一點的機會。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7月16日，毛澤東請斯諾前往他的窯洞里談話。在斯諾訪問期間，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往往是在夜間進行的，並且通常持續到凌晨一兩點鐘。他們的談話範圍很廣，內容極其豐富。這一次談話主要集中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問題上。

毛澤東說，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需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毛澤東還談到了國際統一戰線的問題，指出東方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日本有它潛在的盟國——例如德國與義大利。中國想要成功地反對日本，也必須爭取別國的支援。他認為，在這場鬥爭中，最後勝利必定屬於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單獨作戰，相對地說，犧牲就會大些，戰爭的時間也會拖得長些。為了在儘可能短的時期內以最小的代價贏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中國必須首先實現國內的統一戰線，其次還必須努力把這條統一戰線推廣到包括所有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有利害關係的國家。

當斯諾問及從政治上、軍事上看，中日戰爭的發展前途如何時，毛澤東作了科學的預測和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能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佔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差得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斯諾問道：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毛澤東就此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須是運動戰。陣地戰雖然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須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紮在滿洲和日本內地。

毛澤東接著說，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在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這樣，毛澤東以其驚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一年就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的一般形勢、發展規律，預見了在戰爭前期、中期、後期不同的戰略戰術以及敵我力量的消長變化和最後結局。後來他在《論持久戰》中把這三個時期更為精確地概括為三個戰略階段：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階段；敵我戰略相持階段；敵之戰略防禦我之戰略進攻階段。而貫穿於上述談話的基本精神，就是動員全民族抗戰，即全面抗戰的思想。抗日戰爭的進程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言的準確性。後來毛澤東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一文中更為充分地闡述了上述觀點，並說：「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1936年7月16日，印在西安事變前5個月，盧溝橋事變前12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隨後他在文中大段引用了斯諾在《西北印象記》中所記述的他的談話的原文。毛澤東這些預見的準確性與深刻性，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深為折服，命其部隊將領研究這一戰略思想，並允許在一向禁止出版共產黨人著作的國統區出版闡述這些思想的《論持久戰》。這也是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發表後何以能引起轟動的原因之一。斯諾本人也說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對於局勢具有特殊的意義。

當毛澤東就關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問題談了上述觀點後，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斯諾已精疲力盡，但在毛澤東的蒼白而有點發黃的臉上，斯諾卻看不出一點疲倦的表示。他們坐在一張沒有上油漆的方桌旁邊，桌上鋪了一塊清潔的紅氈，蠟燭在上面畢剝著火花。他們就在燭光下交談。毛澤東交叉著腿坐在從岩石中鑿成的一個很深的壁龕里，吸著香煙。當吳亮平翻譯、斯諾記錄時，毛澤東一忽兒在兩個小房間之間來回踱步，一忽兒坐下來，一忽兒躺下來，一忽兒倚著桌子讀一疊報告。賀子珍也還沒睡。忽然間，他們兩個都俯過身去，看到一隻飛蛾在蠟燭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興地叫起來。這是一隻很可愛的小東西，翅膀是淡淡的蘋果綠，邊上有一條橘黃色和玫瑰色的彩紋。毛澤東打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以至於斯諾產生了疑問：這樣的人會是真的認真地考慮戰爭嗎?當然後來的事實表明毛澤東對中日戰爭的預測是極為準確的。

談話在一夜又一夜的繼續。有一次，斯諾請毛澤東解釋一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它對國民黨政府態度的轉變。毛澤東闡述了促成這種轉變的三個主要因素。他指出，首先是日本侵略的嚴重性：它日益加劇，造成那麼大的威脅，以致所有的中國軍隊必須在它面前團結起來。除了共產黨以外，我們當然承認中國其他黨派和軍隊的存在，而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如果不合作，我們現有的力量要進行抗日戰爭是不夠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其結果是對抗日運動不利的。

第二，從去年(1935年)8月以來，共產黨通過發表宣言，一直在呼籲全中國各黨派團結抗日，對於這個綱領，人民群眾的反應是贊同的。今天，中國人民和許多愛國官員，都熱切盼望兩黨為了民族救亡的目標團結起來。他們熱切希望結束內戰。這一點不實現，抗日運動就會遇到極大的障礙。

第三，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內部，也有許多愛國人士贊成和共產黨重新聯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內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鑒於民族的危急存亡，準備實行聯合。

毛澤東認為，以上這些就是當前中國形勢的特點，由於這些特點，我們必須重新仔細地考慮能夠使民族解放運動的這種合作成為可能的具體方案。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團結的基本點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則。為了堅持這個原則，必須建立民主共和國，建立國防民主政府。接著，他闡述了這個政府的任務，在這樣一個政府之下蘇區將要採取的政策等重大問題。他還就抗日戰爭與階級革命的關係作了說明，指出，在現階段，必須將反帝運動進行到底，這是共產黨目前的而且也是歷來一貫的原則。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們強調抗日民族鬥爭並不是什麼新的論點。他還說，只有同時實現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孫中山的第三條原則，即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抗日運動才能有效地開展。當斯諾問他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否意味著共產黨願意放棄、或者無限期地推遲執行沒收地主土地並將其重新分給貧窮、無地的農民的政策時，毛澤東解釋說，這也要取決於抗日運動的發展。不過，我們深信，如果不減輕農民的負擔，抗日的綱領是無法實現的。土地革命，正如你所知道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它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並不反對目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我們反對的是帝國主義。這一原則是符合國內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們衷心支持它。

中國共產黨所確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政策，通過毛澤東之口，詳盡地向一個外國記者作了闡述，並通過外國記者之筆，向全中國、全世界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

在類似這樣的交談中，斯諾發現毛澤東對於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了解。他對英國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斯諾關於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斯諾答不上來了。他對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看法使斯諾很感興趣。毛澤東相信羅斯福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又問到許多關於美國新政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問題。斯諾認為，他提的問題表明他對於這兩個政策的目標有很明白的了解。正是在這種涉及面甚廣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關係，第一次面對面向一個外國人論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斯諾問：蘇維埃政府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政策是什麼?

毛澤東回答說，中國人民今天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蘇維埃的對外政策肯定受到這一鬥爭的制約。他指出，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就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毛澤東強調說，這樣，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他表示，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他簡要地概括道：「我們期望於外國的是什麼呢?我們至少期望各友好國家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至少採取中立的立場。我們希望它們積極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斯諾進一步問道：蘇維埃政府如何區別友好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

毛澤東仔細分析了各種類型的國家，指出列強中有一些國家表示不願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有的不願看到日本佔領中國，如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一些長期處於侵略成性的強國威脅之下的國家和較小的民族、自治領、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羅、菲律賓、中美各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脅。我們把它們看作自己的朋友，請它們同我們合作。至於奉行和平方針、無意於徵服或剝削任何國家的蘇聯，自然是我們的好朋友。毛澤東確信，上述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凡是參加這個共同戰線的國家，都將作為友好國家受到我們的歡迎，不管它在促使這條共同戰線成為反對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貢獻。

毛澤東還談到了中華蘇維埃對待舊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締結的對外條約的態度，指出日本人事實上已在破壞這些條約。尤其在東北，各國已喪失其條約地位。正常的商務和外貿正在被日本破壞。因此，如果其他國家想同中國保持和平的通商關係，就必須制止日本。他預測戰後的外交政策，將會根據這些國家戰時的表現來制訂。那些曾在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戰爭中給予援助或未曾反華的國家可以享有同中國親密友好和互利的關係。積極協助過日本的那些國家當然不會得到同樣的待遇。他強調指出，至於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

毛澤東還主張，中國同友好國家應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更大的合作。他說，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中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並被用於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毛澤東還談到了外國在中國投資的問題。他表示，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後，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於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也只有自由的中國，由於生產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他在談話中提到了是否承認中國的外債問題，說合法的外債將得到承認。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於建設的外債，我們都怒認為是合法的。但不承認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認任何用於打內戰、打紅軍或其用途違背整個中國人民利益的借款。毛澤東解釋了蘇維埃政府與國民黨政府在對待外國投資、借款政策上的不同之處，強調國民黨將其外債主要用於進行軍閥內戰或打紅軍，或者把錢浪費在其他愚蠢的行動上。它的借款給中國的政治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

毛澤東應斯諾的要求，對如何對待外國傳教士問題和中美、中英關係問題都作了闡述。

在這種談話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第一次正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歷來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敏感問題。共產國際曾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推動大革命的勝利進軍以及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國情，在指導中國革命事業中也出現過嚴重失誤，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國共產黨的正常領導。大革命後期黨內出現的右傾錯誤、土地革命時期的三次「左」傾錯誤以及抗戰初期出現的右傾錯誤，均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有關。一貫主張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的書本和共產國際的決議神聖化教條化的毛澤東，曾幾次在所謂執行「國際路線」的旗號下受到打擊和排斥，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所制訂的土地革命政策被攻擊為「富農路線」，他所倡導的並在實踐中被證實為有效的軍事戰略戰術，也被斥之為退卻逃跑主義。因此，毛澤東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外界說「中國共產黨是莫斯科的工具」這一問題時，詳細闡述了他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態度。他指出，第三國際是一個彙集全世界無產階級前衛的集體經驗、以貢獻全世界革命群眾的組織，它不是一種行政機關，除顧問作用外，它並無任何政治力量。雖然它的本質和第二國際大不相同，組織上卻沒有多大的分別。正如沒有人會說因為某國的內閣由社會民主黨組成，因此第二國際就是獨裁者，這是極端可笑的。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對全民族負責。決不是為了俄國人民或第三國際的統治。為的僅是中國大眾的利益，只有與中國大眾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當然，一旦中國大眾像他們的俄國兄弟一樣，獲得了民主權及社會的經濟解放以後，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驚人地擴大了。他說，當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然後蘇維埃國際聯合的問題才會產生。但是今天我們不能提供什麼方式，這是一個尚未解決、不能提前解決的問題。他最後特彆強調，這個世界聯盟要成功的話，必須各國依其民眾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權利，必須各國主權完整，絕非「聽命」於莫斯科。共產主義者從未有別的想頭，「莫斯科統治世界」的神話，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發明罷了。

毛澤東表達了他一貫提倡的獨立自主的精神和政策，既駁斥了國內外敵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衊，又闡述了愛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也是若干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斯諾在保安的日子裡，幾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澤東的住處談話。談話通常從晚上9點多開始，未談正文前，毛澤東常談一兩個短故事。談到十一二點鐘時，毛澤東招待斯諾吃一頓便餐，有饅頭和簡單的菜，菜里有一點點肉，這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已是十分難得的。對客人來說，這是夜宵。但對毛澤東來說，則是正常的晚飯。通過這種交往，斯諾對毛澤東的認識逐漸加深，他看到了一個共產黨領袖的生活的各個側面。他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里，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比這更差的他都經歷過了，但因為是一個湖南"富"農的兒子，他也經歷過比這更好的。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仍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帶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帶的兩條紅領章。」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中間，玩得很高興。」

「毛澤東的伙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於吃的東西就很隨便。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我聽到他發揮愛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可是後來有人提出義大利人也是以愛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只得笑著認輸了。」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來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代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通過這種深入的往來，斯諾感到，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就連許多日本人也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

斯諾被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請毛澤東談談個人生平。但毛澤東通常很少提到他自己或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他像斯諾所遇到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役、戰術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一天晚上，當斯諾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覆以後，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斯諾列為「個人歷史」的問題表。但是毛澤東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斯諾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他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在斯諾的再三爭取下，毛澤東終於同意把自己的生平梗概告訴他。

在9月底至10月初連續幾天的晚上，還是在毛澤東的簡陋的窯洞里，還是圍坐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旁，毛澤東娓娓道來，"從他的少年時代說起，談到了他如何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沒有任何矯飾，而是辯證地唯物主義地闡述了自己如何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中鬥爭過來，成長起來的經歷。當毛澤東敘述到紅軍的成長過程時，他開始超出「個人歷史」的範疇，並且以某種方式不知不覺地把個人歷史溶於一個偉大運動的歷程之中；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保持著主導作用，但是人們卻看不清他個人的活動情況。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觀察家的客觀記載了，而這個觀察家所關心的是作為歷史的人類集體命運的轉變。這種敘述使斯諾深深感到，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斯諾覺得，在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縣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末，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斯諾把他的這種感受同毛澤東的生平一起對外發表了，使全中國、全世界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

毛澤東很重視同斯諾的談話。因為這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里，一切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進步的書籍都被視為禁書，共產黨人的著述不可能公開發表。而斯諾是一個外國記者，可以不受國民黨新聞檢查的控制，把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活動，如實地在國外發表出來，然後還可以轉譯成中文，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對共產黨的一切造謠誣衊現出原形，使黨的事業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所以，在斯諾訪問陝北根據地的4個月中，除了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線採訪外，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和斯諾會面。毛澤東在地理偏僻、貧窮且又被包圍封鎖的一小塊根據地里，笑談天下大事，展望未來的國際事務，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語言，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從千里之外，衝破重重阻礙來到蘇區的斯諾，對此深為驚嘆、折服。他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事業的記述，不僅有益於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也使他本人成為世界上能夠留下歷史性文獻資料的傑出的記者之一。

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他總結或提出了許多事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比如他第一次完整地敘述了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概況；全面闡述了根據地的建設及其各項政策；第一次對中共與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的關係作出全面的客觀的評價；第一次公開他個人的生平歷史；第一次公開中國共產黨對即將爆發的抗日戰爭的預見等等。諸如此類的「第一次」在他的談話中還可以找到許多。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些內容是對黨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闡述。也正因為這些談話所包含的這種價值，才使斯諾寫的以毛澤東談話為主幹的《西行漫記》成為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熱烈歡迎、當時國際上發行最廣、最多的著述之一。毛澤東曾經看過當時上海出版的中文譯本，並曾在延安時一次幹部會議上提到這本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對它作了肯定的評價。他說，《西行漫記》是一本真實地報道了我們的情況，介紹了我們黨的政策的書。而斯諾本人說，這本書能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是由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人口述的。斯諾認為，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而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斯諾的話是真實的、恰如其分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一直是被國民黨包圍封鎖的「禁區」，自斯諾訪問陝北，把根據地的新鮮氣息傳播出去後，外國友人紛紛前往根據地參觀訪問，紅色中國的大門終於敞開了。

繼與斯諾以及同斯諾一起來到陝北的馬海德談話之後，毛澤東又先後接見了來陝北的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厄爾·H·利夫、托馬斯·阿瑟·畢森、拉鐵摩爾、菲力普·賈菲等新聞界人士，廣泛地宣傳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闡述中共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看法，預見抗日戰爭的規律。抗日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接見的外賓超出了新聞界，擴大到政界、軍界要員和來根據地幫助工作的友人。通過這些交往，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範圍的影響。

本文摘自《毛澤東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張樹軍 雷國珍 高新民/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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