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仁」與春秋奴隸制

原標題：何新：「仁」與春秋奴隸制

何新：「仁」與春秋奴隸制

1、三代核心價值不同

孔子政治倫理理念的核心價值，是關於「仁」的思想。「仁」這一觀念，並非孔子所發明，但卻是孔子將其提升為一種高境界的道德理想、政治理念和社會倫理。儒家以仁政作為規誡政治主權者的首要要義。

在此之前，夏商兩代所注重的核心理念，是與宗教相關的「命」與「天」即天命的觀念。殷商王朝重視天命、信仰命運。周人的核心理念是保德與敬天。「德」的字根和詞源是直與循。保德的意義是貴族及君主要正直，守持，責任。而天，則是宇宙、歷史和人世的主宰。

孔子不言命，少言德，慎言天，他所提倡的理念是「仁」——仁善。

2、仁的本義

「仁」字從「人」從「二」（二人合體），是六書中的會意字，本義就是男女的性愛。

《說文》：「仁，親也。從人二」。《說文》：「親，密至也。」人二，即二人。密至，親昵也，即性愛也。《中庸》：「仁者，人也。」鄭玄註：「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所謂「相人偶」就是男女性愛。段玉裁說：「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也隱晦表述了此義。

仁與妊及娠均疊韻音通。妊娠，懷孕育子也。仁與「妊」以及「娠」亦為同源字。故「仁」字的引申義，則是慈愛、關懷、仁善。

所以《論語》云：「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也說：仁者愛人」。仁的本義和引申意義，都是愛人。只是性愛、愛情，以及親子之愛，都僅僅是個人之所愛，小愛也。而孔子、孟子所言的愛人之仁，則是對人類之愛，對百姓之愛。

「仁」之另一脈古音（古代也有方言之不同，所以許多文字，同字而有多種異音），讀音近「善」。郭店楚簡之「仁」字為「身心」合體（上身下心），音從「身」得，身、善音近。

古語懷孕曰有身（即有娠）。「身」字是孕婦的象形字，與善一音之轉。《說文》「善，吉也。」美味曰善（膳），吉喜亦曰善。

在秦漢典籍中，仁、善二字為同義字。《論語》中仁、善二字也可以互換，「仁人」就是善人，凡言「仁」，就是言「善」。

孔子對「仁」的定義，第一意義是愛人、博愛（仁愛，廣義的人類之愛，而非私情之愛）。第二意義就是仁善。道德上的自我修養至於完成，止於至善，曰仁，達到這種境界的即仁人。

3、仁愛的道德涵義

「命」與「天」的概念都是人生及宇宙之主宰者的概念。人在天與命之下，是被動者。而「德」與「仁」的概念，則是關乎人性的概念。但「德」引入的是外部社會的評價——循規蹈矩，正直之行為，強調的是個人的責任以及社會輿論的評價。仁則不同。「仁」是指個人心性的自我凈化。

仁是純愛之心，純愛他人。純善之心，純利他人與社會。愛有私愛與博愛之別。

私愛者，主觀之愛，所愛其實非對象而是自我。博愛者，超越自我之愛也，乃客觀之愛，所愛乃社會、世界而非僅僅自我。

愛出自本心，無可偽飾。由博愛之心而升華為博愛他人和有利他人之行為，不是為了取得人們的好評，也不是為了換取他人的回報，不需要援入任何外在的正直標準，這種「仁愛」才是道德理想的至善之境。

對於孔子來說，天地之間最高貴的是人——「天地間，人為尊貴」。「仁」是一種政治理念。博愛大眾的思想，以民為本的思想，構成一切「禮義」的終極依歸，因此仁這種思想，始終是孔子政治追求的核心理念。

孔子畢生以「仁」作為改革的目標，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4、仁是對於奴隸制度的反叛

要理解孔子仁愛思想對於時代的超越性，就應該看到當時的歷史環境——春秋時代的中國還是對人的價值極其輕賤的野蠻文化。這種野蠻主要表現在奴隸制度的存在，以及以奴隸和戰俘為人牲獻祭和人殉的制度。

關於周代的社會性質是否是奴隸社會的問題，史學界已經爭論了幾十年，一直沒有定論。但是，周代社會中存在奴隸制度，則是毫無疑義的。奴隸制度不僅表現於經濟奴隸和家役奴隸的大量存在，而且表現在以人為祭品的人牲和血祭制度的存在，以及以人為君主和主人殉葬的人殉制度的存在。

包括魯國在內的「泗上十二諸侯國」，約位於今山東南部及東南部。這裡是東夷民族的舊地，從殷商以來一直流行人牲及人殉的野蠻習俗。（可參看黃展岳著《古代人牲人殉通論》第二章）。到孔子生活的東周（春秋）時期，這裡仍然是人牲人殉的高度流行區。

從文獻記載看，東周重要的獻俘祭社事件，經常發生在這裡。例如：

《春秋·僖公十九年》（前641年）記：「夏六月，宋公、晉人、邾子盟於曹南。邾子會盟於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關於這件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僖公十九年都有記述，《左傳》所記尤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杜預註：「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終春秋之世，殺人祭祀的惡習在號稱文明之邦的魯國也不斷發生。

《左傳·昭公十年》（前532年）記：「秋七月，（魯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杜預註：「殺人祭殷社。」）

《哀公七年》（前488年）：（魯季康子伐邾）「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杜預註：益，邾隱公也；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國。）

魯國是春秋時期的大國，它經常對鄰近的莒、邾等小國侵凌掠奪，俘其國君，殺祭於社壇。

除了獻俘祭社以外，當時還流行血祭神靈和焚尪求雨的活動。

《管子·揆度》記述齊國的法律：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

鼓是大社中雷神的象徵，釁鼓，就是用人血祭祀社鼓，也就是血祭社神。

「焚尪求雨」，早在殷商時代就非常流行。尪，即巫師，燒烤巫尪，現奉雨神，這種巫術活動稱為「烄祭」。

據《左傳·僖公廿一年》（前639年）記：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註：「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臧文仲曰：『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左傳》記錄的魯國這次焚尪求雨事件，遭到臧文仲的反對而沒有實行。但作為制度和風俗，終東周之世並未停止。

以人殉葬之俗曾經大盛於殷商。東周時代，人殉在列國中仍廣為盛行。

考古學家黃展岳說：「齊國、魯國及膠東、魯南東夷諸國，早在殷商西周時期就已經存在人牲人殉習俗，至東周時仍相沿不衰。考古發現的齊國殉人墓及殉人數均居東方列國首位。殉人墓大多發現在臨淄齊故城附近的齊王室墓或其他高級貴族墓中，年代大多在春秋末至戰國早期。主要有郎家莊1號墓，國家村1號墓、2號墓，齊魯石化乙烯廠4號墓、5號墓、6號墓，淄河店2號墓，田齊王族墓，章丘女郎山1號墓。」①

見於記載的人殉，還有齊桓公墓和齊宣王后無鹽氏墓。齊桓公墓使用人殉，見《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引《括地誌》：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絲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齊宣王后墓也使用人殉，見明萬曆時沈德符《野獲編》卷29《叛賊·發冢》條：

「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發之，乃古無鹽後陵寢。其中珍異最多，俱未名之寶；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為殉，其屍得寶玉之氣，尚未銷。」

春秋時期，不但人殉制度存在，還有士人對君主的自動從死風氣。前548年齊大夫賈舉、公孫敖等十一人集體為齊莊公殉死，就是慘烈的一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記：

「夏五月，崔杼弒齊莊公。……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屍股而哭，興，三踴而出。」

齊國政變，諸臣為齊莊公殉死，引起了晏嬰的議論。晏嬰是當時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孔子的老師之一。而他也認為如果國君為社稷而死，是正義的，那麼人臣應該從死犧牲。如果國君為身家私利而死，其親眷應該從死，人臣則不一定要從死。也就是說，他並不反對殉死。但是齊莊公之被殺是死於私利，所以晏子認為臣子不必為他殉死。

但是，孔子則明確反對一切用人為君主殉葬的制度。不僅如此，連用俑人（假人）殉葬都反對。

《禮記·檀弓》記：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明確認為，不僅不應用人為殉，就是用人俑為殉，也是不「仁」即反人道的。因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所以，孔子詛咒殉葬的制度：「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但是，在孔子的時代，魯國仍然存在以人為殉的野蠻制度。《左傳·哀公三年》（前492年）記：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杜預註：「季孫，季桓子。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勒令勿從死。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肥，康子。」）

季桓子當時因有託孤重任，所以沒有讓名叫「正常」的寵臣從死。但如果沒有這個任務，此寵臣從死就是註定的。

殉人習俗，春秋時代已經遭到社會輿論的反對。秦穆公用三名武士（三良人）為其殉葬，秦民哀之，為「三良」而作悲歌《黃鳥》。

此詩被孔子收編入《詩經·秦風》。①

《禮記·檀弓下》記述齊大夫、孔子弟子陳子亢、陳尊制止用人殉葬的兩件事：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前一則故事記齊大夫陳子車死，其妻及其家大夫謀劃用人殉葬，適陳子車之弟陳子亢歸來。陳子亢難以制止，他先以「殉葬非禮」的話相勸阻，但是他的嫂夫人及家大夫拒絕。於是他說「要有人去地下陪伴，最合適的親人就是他的妻子及其家大夫」。子車之妻及其家大夫只好作罷。

後一則故事記陳尊己違抗父命，不殉父妾。

這兩個事例都被《禮記》，顯然是肯定其反人殉的意義。以生人（奴隸、仆臣、臣妾）為死去的貴族殺殉而殉葬，這不僅是極其反人道的惡俗，也是極其野蠻的社會制度。

由此可見，孔子在當時提出「天地間，人為貴」、「仁者愛人」的思想，正是針對當時反人道的野蠻制度與文化，具有偉大的歷史進步意義！

（201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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