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諸侯王篡位成功重用兩功臣，後此組織橫行天下，最終導致亡國

錦衣衛和東、西廠，明人合稱為廠衛。錦衣衛是內廷的偵察機關，東、西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錦衣衛也在其偵察之下。

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是皇帝的私人衛隊。其下有鎮撫司，專治刑獄，可以直接取詔行事，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審判手續。錦衣衛的主要職務是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專替皇帝偵察不忠於帝室者和叛逆者，其權力在外廷法司之上。

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一度取消錦衣衛的典詔獄權。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並且內外大臣都是建文帝的舊臣，深恐建文帝未死，諸臣或有復辟的企圖，於是重複錦衣衛的偵察和典詔獄權，使之秘密活動，以為鉗制臣民之計。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個最高偵察機關叫東廠，因為在起兵時很得了建文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便以宦官提督東廠，付以「緝訪謀逆、妖言、大好惡等」的職權。以後雖時革時復，名稱也有時更換（如西廠、外廠、內行廠之類），但其職權及地位則愈重愈高，甚至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訊處死的權力。

靖難兵起時，宦官狗兒、鄭和等以軍功得幸。明成祖即位後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樂元年（1403年）遣內官李興出使暹羅，馬彬出使爪哇諸國；永樂三年（1405年）遣太監鄭和出使西洋。有派作大將的，如永樂三年（1405年）遣中官山壽率兵出雲州覘敵。又因各地鎮守大將多為建文帝舊臣，特派宦官出鎮和監軍，使之伺察。永樂元年（1403年）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出鎮的如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監軍的如王安之監都督譚青軍。

由是司法權和兵權都逐漸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後，人主多不親政事，不和閣臣見面，甚至深居官內，從不上朝，國家政務多交司禮監太監批答，內閣的權力也漸漸轉到司禮監去了。在外則各地鎮守太監成為地方的最高監察者，干預政務，騷擾地方，積重難返，形成一種畸形的人政治。

英宗時的王振、曹吉樣，憲宗時的汪直、梁芳，武宗時的劉瑾，神宗時的陳增、高准，熹宗時的魏忠賢，思宗時的曹化淳、高起潛，莫不竊弄政柄，禍國殃民，舉凡軍事、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一切國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閣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惡為定。他們只圖私人生活的享樂，極力搜括掊斂，榨取民眾的血汗，誘導皇帝窮奢極欲，大興土木禱祠。對外則好大喜功，生釁外族。甚至民窮財盡，叛亂四起。外廷的土大夫與之相抗的都被誅殺放逐，由此朝廷分為兩派，一派附和宦官，希圖富貴，甘為鷹大。一派則極力攻擊宦官，欲將權力奪回內閣，建設清明的政治。明代除開例外的幾個時期以外（如孝宗及世宗時），人和土人兩派勢力互為消長，此仆彼興，循環報復，一直鬧到亡國。

錦衣衛，東、西廠和前面講過的廷杖制原都是為鎮壓反動勢力，排除異己分子，故意造成恐怖空氣，使臣民懾於淫威，不敢反側的臨時設施。果然，這一套祖制，使大小臣民都惴惴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時朝官得生還田裡，便為大幸。皇帝威權，由之達於極點。這三位一體的恐怖制度使專制政體的虐焰高到無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明知這制度的殘酷不合理，但是第一為著維持個人的威權，第二因為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旨廢止。

英宗以後的君主多高拱深官，宦官用事，更利用這制度來樹威擅權，排斥反對黨，雖然經過無數次士大夫的請求廢止和抗議，終歸無效。一直到亡國，才自然消滅，竟和明運相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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