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大還是貶低：重看康梁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

天下 10-07

文/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

今年是戊戌維新變法120周年。120年前的6月1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曆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是為百日維新變法的開始。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運動，「不甘作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是這場運動的直接發動者與實際決策人。從光緒帝「詔定國是」，決定變法，到慈禧太后以訓政的名義發動「政變」（1898年9月21日，即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曆八月初六日），只有短短的103天，變法即歸於失敗。但就在這短短的103天里，光緒皇帝頒布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上諭」，這些以更張舊制，棄弱圖強為訴求的「新政」，不僅讓國人惶惑不安，也震驚了世界，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將改變積貧積弱現狀，實現國富兵強的新的可能性。

光緒皇帝的老師、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江蘇常熟人）草擬了這道「定國是詔」。據說，他在草此詔時參考了之前監察御史楊深秀的《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與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請明定國是折》，而他們二人的這兩道奏摺，都是一直積極推動變法的康有為代擬的。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康有為是戊戌維新變法最直接的推手，稱他為「戊戌維新運動的核心與靈魂」[1]，一點都不過分。

按照孔祥吉先生考證，戊戌數月間，可以確認為康有為手撰的奏摺，便有七十四篇，甚至還不止此數。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通過陳其璋、楊深秀、徐致靖、宋伯魯、文悌、李盛鐸、王照、麥孟華等人呈遞的。顯而易見的是，從興起、發展，到受挫、失敗，百日維新始終都貫穿著康有為的影響與作用，這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同為戊戌變法主將之一的張元濟，政變後曾寫信給與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2]

張元濟說得不錯。康有為確是個開風氣的人物，戊戌維新變法亦是一場開風氣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是說，狹義的戊戌維新變法固然專指戊戌年6月至9月這103天，而廣義的戊戌維新變法則應該包括1895年「公車上書」以來廣泛開展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這個意義上，戊戌變法在政治上雖然不成功，甚至不妨說失敗得很慘，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大批支持變法的官員或被罷官，或被流放，康、梁亦流亡海外，但是，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則如江河橫溢，不可阻擋，其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儘管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取消了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頒布的所有「新政」，恢復舊制，但事實上，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中國走上變革之路，變則生，不變則死，幾乎成為所有人的共識。甚至十九世紀末的這場思想風暴，一直刮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攪動著中國的那一潭死水。據說，當時中國的領導者就特別欣賞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及《上清帝第三書》中反覆說過的一句話：「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3]他在許多場合一再重複這句話，就是在倡導一種不懼風險，不顧個人安危，打破成規，奮起改革的精神。

近年來，圍繞康、梁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作用，可以說是眾聲喧嘩，意見紛呈。比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幾種：

一種認為，康、梁在變法中的作用本來沒這麼大，由於事後他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將其作用不適當地誇大了，而且，很長時間以來，戊戌維新變法的研究者們多以他們提供的這些材料為依據，故而高估了他們的作用。

另一種認為，康有為應該為戊戌變法的最終失敗負責，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進，是戊戌變法沒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種意見，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責他的狂妄、自負，造成了與其他改革勢力的離心離德，像張之洞這個群體，不僅不能與他合作，甚至給他拆台，不願意看到他的成功。

再有一種看法更充滿戲劇性，據說慈禧原本並不反對變法，如果不是康有為處理不當，竟想要鼓動袁世凱兵變，圍慈禧於頤和園，慈禧是不會突然變臉，發動政變的。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些說法、看法在坊間流傳甚廣，影響極大。這也恰恰說明了，在中國，只要是改革、變法，都很難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僅當初如此，百餘年後，亦復如此。事實上，在清末那樣一個萬馬齊喑，萬喙息響都年代，康有為的舉動的確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對讀書人的管控是極嚴的，不能隨意談論政治，更不許隨意上書。康有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許問政的禁令，上書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時危，是冒著殺頭乃至誅滅九族風險的。由此可見他的氣概和膽識，確有過人之處。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開篇就寫道：「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厘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當時舉京師之人，咸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4]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曾憶起康的這段經歷：「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5]

這是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時的情形，「舉國目為怪」，「咸以康為病狂」。而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一書》，又稱之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呈》，撰寫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戰福建水師戰敗的刺激，借出遊北方之機，「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6]

在此次上書中，康氏「罔知忌諱」，「干冒宸嚴」（喻指皇帝），大膽揭露了清政府內政不修，國事敗壞，耽於安樂，兵弱財窮的現狀，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要求，並建議仿照漢朝議郎，設立訓政之官。在他看來，中國「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閑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7]

如果說這是康有為為清王朝敲響的警鐘，那麼，很顯然，清王朝的統治者並未因此從昏睡中醒來。僅僅時隔六年，中國就遭遇了更加慘重的失敗，而這次竟然敗給了自己的鄰居，蕞爾小國日本。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承認高麗獨立，並割讓台灣及遼東半島，賠償白銀二萬萬兩。這件事給中國讀書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8]

這時，恰逢各省舉子云集北京，大約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來參加國家會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將是這個國家各方面的人才。康、梁一直活躍在他們中間，鼓動「公車上書」，不遺餘力；力陳變法圖存，痛下哀聲，很快成為一顆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眾多舉子中，脫穎而出，一鳴驚人。

康、梁歷來被人們說成是「公車上書」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們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則證明，在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並非實事求是的，他們不僅誇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誇大了運動本身。

1895年《點石齋畫報》上刊登的「公車上書」的情景，並未出現康有為這位所謂「領導者」的名字

有學者指出，當時，各省公車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內活動，康、梁很難去發動和領導他們。而且，在康、梁的背後，也還有了解內幕的京官，向他們透露情報，策動他們上書；甚至還有更高層的官員在背後操縱他們。

說白了，他們只是所謂「帝黨」的一桿槍，由他們出面，鼓動學子，干涉政府決策，從而將宮廷內部帝後兩黨的鬥爭公開化、社會化，以社會輿論，即所謂「公論」，向李鴻章乃至整個「後黨」施加壓力。

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們看到了曾經被遮蔽的某些歷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誇大自己作用，修改歷史敘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時也可能遮蔽歷史真相的「另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將康、梁虛無化的過程中，這場運動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價值和意義也被消解了。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康、梁從未置身於事外。倒是一些過來人看到了這點「真相」，肯在其記述中將康、梁稱作「運動主持」[9]。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夏季，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在其所作《公車上書記序》中亦寫道：「中日和約十一款，全權大臣既畫押，電至京師，舉國嘩然，內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爭論。而聲勢最盛、言論最激者，莫如公車上書一事。」[10]他在這裡所說，即康有為以一晝兩夜撰寫的《上清帝第二書》，後來被稱作《公車上書》。盡然此書最終未曾向都察院呈遞，但經過其弟子梁啟超、麥孟華的謄抄，並在各省舉子中廣為傳閱，使得康有為「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的主張，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一場聲勢浩大的「公車上書」像狂飆一樣橫掃北京上空，但很快也就歸於沉寂了。王公大臣們好像任何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著醉生夢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復了往日歌舞昇平的景象。

康氏弟子徐勤（字君勉）在《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中就曾寫道：「和議既定，肉食袞袞，舉若無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為積弱至此，天運使然，無可如何，太息而已。」[11]

但康有為沒有因此而氣餒，他選擇了繼續向皇帝和樞臣申述變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公車上書」之後的閏五月初，他便將《上清帝第三書》，又稱《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呈》遞交到都察院。此書是在《上清帝第二書》的基礎上改寫的，考慮到前一次上書未能呈遞上去，於是，他將前書中拒和、遷都、再戰的內容刪去，增加了富國、養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舉，興辦教育，廣聚人才等內容，尤為重要的，是提出了設立「議郎」的建議：

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並准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三占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聖聰，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12]

在這裡，康有為明確表達了興民權，抑君權的意願和要求，以及他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對理解。他們這一代學者，所處恰逢新舊交替的時代，他們對西方的認識，首先基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在他們看來，未來中國無非是傳統中國的延續罷了。所以，康有為要借漢制「議郎」來表達他變法改制的意圖，在他，只能這樣做，在光緒，恐怕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康有為想要說什麼。

幸運的是，自光緒十四年（1888）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康有為屢屢上書，只有這次，經都察院代為呈遞，很快呈現在光緒皇帝面前。有證據表明，在甲午戰敗之後，光緒憤於國勢危迫，民生日艱，急於博採眾論，變法更張，這一念頭就是看了康有為這篇充滿改革新思想的條陳產生的。於是，就在當月，光緒便頒布了著名的自強諭旨，發出了明確的改革信號。據梁啟超記述：「其年六月，翁（同龢）與皇上決議擬下詔敕十二道，布維新之令。」[13]同時，朝廷罷免了保守派孫毓汶、徐用儀的官。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時都很有發憤為雄，力圖自強的表現。

康有為的改革變法思想最「猛烈的宣傳運動者」，非梁啟超莫屬。對梁啟超來說，1895年的「公車上書」是一個轉折點。此前，他是萬木草堂的學長，康有為的大弟子，此後，他追隨康有為，辦報辦學，鼓吹變法維新，名重一時，甚至超過他的老師康有為。他作《變法通議》在《時務報》連載，「每一冊出，風行海內，自是談變法自強者，成為風氣」。[14]隨後受聘於湖南長沙時務學堂，為總教習，專門闡發康氏一家之學，直到戊戌政變，亡命日本，思想為之一變，才逐漸擺脫康氏思想的羈絆。

康有為是個頗為自負的人，他曾說過，其思想三十歲前已經完成。這種說法亦可看作康有為好為大言的證據。

康有為生於1858年（咸豐八年戊午），三十歲應為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這一年，康有為以《上清帝第一書》而博得大名。離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將廖平所作《今古學考》送給他，本意是勸他勿談國事，把興趣轉移到訓詁考據上來。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部書反而成全了他，居然讓他從這裡找到了支持變法改革的歷史依據。

大約兩三年後，他在《今古學考》的基礎上，先後完成了轟動朝野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是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從樸素的哀民生之艱，悼國事之危，向理論建構提升的一種標誌。至此才能說，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論依據的，這個理論就是經他改造的經今文學，其中包括孔子托古改制，尊孔子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學的三世說，強調歷史經據亂世、昇平世、大同世而向前發展，破除了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厚古薄今、古勝於今的觀念，取消了古人對於今人的典範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如果說康有為激進的話，那麼，其政改方案的激進恰恰就來自其學術理念的激進。

至於他的《新學偽經考》，質疑兩漢以來的經學主流，將兩千年來所奉行的「六經」皆稱為「新學偽經」，實際上是對整個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現為更加激進的思想面貌。有意思的是，雖然戊戌變法的失敗後來有些人認為是康氏的激進造成的，但戊戌政變之後的中國並沒有吸取激進的教訓，反而變得更加激進了。其中的原因也是耐人尋味的。

康有為的變法理論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質疑，乃至扼殺。清末著名經學家朱一新就曾寫信給他，逐條糾正他的錯誤。比如他說：「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他的意思是想告訴康有為，漢代所說的改制，是指禮儀方面的改革，所依據的《王制》，也是漢儒後來得到的，應該說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至於《論語》、「六經」，以及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來解釋，他說得很肯定：「近儒乃推此義以說群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為庄、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他尤為擔心的是，康有為如此推重「公羊」，只講「張三世」，「通三統」，不講「異內外」，是很危險的，「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15]

朱一新獨具慧眼，是看得很準的，在他，以為是很危險的事，殊不知，康有為要的就是「用夷變夏」呀！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便肯定了康有為作為歷史開創者的貢獻，他說：「康有為採用了這些觀點，是為了改革儒學，使儒學與近代的改革實踐相結合，並付諸行動，從而為權威的儒學提供了最後一次服務於近代中國政治的機會。」[16]

但是，以捍衛學術正統，維護現有體制自任的人，絕不可能像朱一新這樣，書生氣十足地與他討論問題，客氣的如翁同龢，會稱他「說經家一野狐」，表示「驚詫不已」。[17]而在那些頑固守舊的人看來，康有為這樣做就是欺師滅祖，大逆不道，非聖無法，惑世誣民，不除之不足以穩定人心，統一思想。就在《新學偽經考》問世不久，一個叫余聯沅的人就上了彈劾康有為的奏章，要求將此書立即銷毀，並警告各地書院生徒及所屬士子，不要被康有為所迷惑。至於康有為這個人如何處置，則請皇帝自己拿主意。光緒當日就給兩廣總督李瀚章發出一份措辭嚴厲的諭旨，讓他查明情況，如果該書確系離經叛道，就當即銷毀，對康有為，則放了一馬。

實際上，從甲午到戊戌，康、梁在為變法維新四處奔走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勢力的圍攻、詆毀、誣陷、謾罵，可謂數不勝數，從未斷絕。

張之洞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圍繞他身邊的梁鼎芬等人，都對康、梁採取極端敵視的態度，其中原委固有學術上的分歧，張之洞對康的獨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為文明教主，用孔子紀年，都是難以認同的；但他很少做學術上辯難、商榷，而是直接對康的學說做政治理念的解讀和政治企圖的判斷，上綱上線，認為康有謀反之嫌，保中國不保大清。這怕是一種誅心之論，欲陷康、梁於險境也。而欲置康、梁於死地的，還有湖南的葉德輝之流，他要捍衛綱常名教，自然視康、梁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直到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梁，等於是拉開了戊戌政變的序幕。

應當看到，當年，無論是仇視康、梁，反對康、梁，還是支持康、梁，擁護康、梁的人，沒有不把他們視為戊戌維新變法主謀的，沒有他們的努力，戊戌的歷史或當改寫，中國人思想解放的進程也當別論。由於戊戌變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敗，今天有些人責備康有為，以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魯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執、激進、固執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說了一些假話，或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18]進而懷疑他們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做其實是把歷史看得太簡單了。

近來，頗有人在貶低康、梁的同時，而為張之洞張目，認為在康、梁變法之外，另有一變法的穩健派在，並以張之洞為代表。又借陳寅恪所言，辯稱戊戌變法在當時「蓋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緒皇帝受了康有為的蠱惑，未能採納如張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張，戊戌變法也許不會失敗。

不說歷史不能假設，即使陳寅恪所言，也並非引述者所理解的意思。這段話寫於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他是這麼說的：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9]

陳寅恪在這裡說得很明白，既劃清了與康有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學淵源是在郭嵩燾這一脈，與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觀念自然不同。且不談他的改革變法究竟如何，其人品也是很差的，戊戌政變發生的第二天，即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歸政的消息後，馬上致電大學士孫家鼐：「梁乃康死黨，為害尤烈。」落井下石如此，也算少見了。難怪孫寶瑄要在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記中記下這樣一筆：

微陰，枚叔過談。今日中國之反覆小人陰險巧詐者，莫如兩湖總督張之洞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舊黨相爭，其人之罪狀始漸敗露，向之極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難知也。[20]

多年來，人們對康、梁的曲解、誤解是根深蒂固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有待於新的史料的發現，更有賴於歷史觀的改變。公正地對待一個歷史人物，有時真的很不容易。

梁啟超在談到他的老師康有為時就曾指出，世界上有「應時之人物」，亦有「先時之人物」，「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之人物，造時勢之英雄也」。

他還說，康有為就是一位「先時之人物」，「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康先生全都具備，「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誠為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21]

值此戊戌變法12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梁啟超的這段話，也許不是無益的。

註：

[1] .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台版序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版，1頁。

[2] . 張元濟致汪康年，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738頁。

[3] . 轉引自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序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版，2頁，原文分別見該書27-28頁（《上清帝第二書》）和50頁（《上清帝第三書》）。

[4] .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中華書局1989年版，1頁。

[5]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83頁。

[6] .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63頁。

[7] .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中華書局1992年9月版，15頁。

[8] .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中華書局1989年版，1頁。

[9] . 劉成禺（1876-1953），湖北江夏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在日本學習陸軍，並辦報撰文，時人譽為「才兼文武」，晚年憶寫從前所見所聞之事，成《世載堂雜憶》一書，其中「守舊維新兩派之爭」寫道：「至歐風東漸，則又高談維新，有公車上書之會，有保國之會，康有為、梁啟超等運動主持。」見該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94頁。

[10] . 轉引自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版，42頁。

[11] . 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1月版，293頁。

[12] . 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版，67頁。

[13] .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中華書局1989年版，2頁。

[14] . 超觀《記梁任公先生軼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1月版，51頁。

[15] .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8月版，728-732頁。

[16] .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277頁。

[17] . 轉引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三聯書店2009年版，36頁。

[18] .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25頁。

[19] . 陳寅恪《寒柳堂集》，三聯書店2001年4月版，167頁。

[20] .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272頁。

[21] .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1月版，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