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矛盾如此尖銳，「二次革命」為何依舊難以成功？

就在各方勢力對江西軍械案努力進行調解期間，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身亡。而此前一天，袁世凱剛剛發布了國會召集令，規定4月8日為國會開幕日。梁啟超與宋教仁都把國會講壇視為自己的政治生命線，都把召開國會視為中國國家建設走上正軌的開始。現在，國會尚未召開，宋教仁卻已死於非命。雖然少了一個政治上的競爭對手，但梁啟超並不感覺到輕鬆。他在3月25日給女兒令嫻的信中說： 「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緻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運動皆如擊空也。」他曾經以為，自己所領導的進步黨如果能在國會取得優勢，不僅可以抑制國民黨，而且可以監督袁世凱。但實際上，由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聯合組成的進步黨，最初在國會是處於劣勢的，這就使得梁啟超不得不採取與袁世凱結盟，以對付國民黨的策略。結果造成了這樣一種令人難堪的局面：由於處處依賴袁世凱，也就使得主觀上所希望的對袁世凱的監督，變成了客觀上不得已的對袁世凱的妥協。而這種妥協進一步又助長了袁世凱的囂張氣焰，從而更激化了國民黨與袁世凱的矛盾。到了這一年的7月，雙方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在孫中山等人的激勵下，李烈鈞終於決定從上海返回江西，並於7月12日在江西湖口要塞宣布獨立，並發布討袁檄文。他的理由是，袁世凱「帝制自為」，「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讎」，所以，「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

宋教仁

梁啟超

李烈鈞

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二次革命」。不過，即使在國民黨內部，對於這次革命始終也沒有取得過一致意見。革命前，就有穩健派與激烈派的分歧，前者主張「法律解決」，反對訴諸武力；後者則選擇武力對抗，不相信法律可以扳倒袁世凱。革命發生後，也沒有出現他們所期待的類似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的局面，即使是江蘇、上海、廣東、湖南、安徽、福建等國民黨人控制的地區，也因為主政之人的各種利益考量而遲遲不肯加入反袁的隊伍。也就是說，國民黨所發起的這場旨在推翻袁世凱的革命，始終未能贏得廣泛的社會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只能說明，此時袁世凱的真實面目還沒有暴露出來，人們對他還沒有完全絕望，總統非袁莫屬論還很有市場。

（ 解璽璋：《梁啟超傳》，化學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簡介：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評論獎，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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