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皮錫瑞全集》的史料價值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他14歲考取秀才，24歲獲選拔貢，33歲中式舉人，後來四次會試落榜，於是放棄仕進之心，以講學、著述終老。他從1890年起先後主講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江西南昌經訓書院，1898年出任南學會學長，大膽宣揚變法，政變後遭受禁錮，1902年創辦善化小學堂並任監督，1903年起又相繼在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湖南中路師範學堂、長沙府中學堂講授經學、史學、倫理、修身等課程，被楊樹達譽為「經師人師」。

皮氏在清代今文經學史上是一位至關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教育變革和湖南近代歷史演進中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波瀾起伏、飽含艱辛的人生經歷，從經世到維新卻反對激進變革的政治思想，窮經究史、講求古今通變的學術努力，無不集中映照著晚清數十年間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的劇烈變化和傳統學術、文化的遽然衰落。因此，皮氏一生數量眾多的詩文和著述，尤其卷帙繁富的《師伏堂日記》（1892－1908），不僅翔實地記錄著他的個人生活、社會交往、政治思想和學術成就，而且對於今天深入開展清代今文經學史和整個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以及全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經濟、教育、思想、文化和社會變遷，都能提供豐富而寶貴的資料。有鑒於此，吳仰湘教授費時十餘年，搜集到皮氏已刊著作30種、未刊稿本5種，以及散見的詩詞、序跋、書信、課卷、條陳、答問等100多篇，加以精心點校，編成650萬字的《皮錫瑞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201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為學界深入開展相關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

首先，可為深化皮氏個案研究提供最完備的資料。

皮氏生前聲名卓著，歿後卻長期湮沒無聞。周予同1928年注釋《經學歷史》，就大發感慨：「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承，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迴音，就是以不知作答。」直到1939年，皮名振根據家藏史料編撰的《皮鹿門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以下簡稱《年譜》），皮氏人生簡歷與學術概貌始為外界知曉。2002年，吳仰湘出版《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根據皮氏前期詩文、日記手稿和部分經學著述，進一步描畫出他的人生軌跡與思想歷程。如今《全集》出版，特別是皮氏多種手稿被整理、公布，可以直接帶動學界深入研究皮氏生平、思想和學術，並糾正《年譜》和已有研究的各種訛誤。例如，《年譜》記皮氏受戊戌政變牽連，「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年譜》第68頁），此說廣泛流傳，然而根據《全集》所收己亥年日記「此間已奉交地方管束之旨，功名無礙」（《全集》第10冊，第1052頁）和附錄所收處分上諭（《全集》第12冊，第629頁），皮氏僅被從江西驅逐回籍，交湖南地方官嚴加管束，並未被革除舉人功名。《年譜》又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記「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證文》粗成，送王閣學益吾校閱，今存手抄疏義一卷」（《年譜》，第75頁），今《全集》所收《易林證文》手稿卻是完整的2卷，其序文末署「庚寅立秋日錫瑞自記」（《全集》第7冊，第9頁），可知成書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譜之誤顯而易見。再如，學界普遍認為皮氏治經有從古文到今文的遽變，章太炎甚至因此譏斥他投附時好以逐利祿，可是根據《全集》所收皮氏前期經學稿《師伏堂經說》《易林證文》，可以發現皮氏前期經學就有十分顯著的今文取向，今文之學實是皮氏一生經學主脈。特別是以往研究者評述皮氏經學，大多根據《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寥寥數書，現在根據《全集》，發現皮氏《尚書》《春秋》《三禮》等研究都卓有建樹，今後只要細心解讀《全集》所收25種經學著述，即可對皮氏治經成就與經學思想作出更全面、恰當的評價。

其次，可為深化中國經學史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和精闢的意見。

皮氏先是精究《尚書》，彰顯今文奧義，中年兼治鄭學，厘析漢儒家法，晚年通論群經，上下千古，在專經研究、經學專題研究、經學通史研究等領域都結有碩果。後人評價皮氏經學，也譽以「博洽精審，亦能折中群言」（徐世昌），「淹雅宏通，審思明辨」（邵瑞彭），「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整理舊說」（周予同）。正因為皮氏治經具有論斷精當、徵引宏富、條理分明等特點，所以他的各種經學著述可為今天深入開展中國經學史（尤其兩漢與清代的經學史）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和精闢的意見。例如，皮氏《今文尚書考證》主要依據《尚書大傳》《史記》《白虎通》等西漢著述，同時博採兩漢的文章、詔令、奏議、碑刻等，窮盡當時所能找到的全部漢代今文《尚書》資料，迄今仍是研究28篇今文《尚書》和漢代《尚書》學史最完備的資料彙編、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又如，學界研究兩漢經學，多持今、古文對立分爭的觀念，皮氏主張「說經宜先知漢今、古文家法」（《全集》第8冊，第140頁），從前期的《尚書大傳疏證》《今文尚書考證》《孝經鄭註疏》《鄭志疏證》，到晚年的《駁五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聖證論補評》《漢碑引經考》《王制箋》等，始終注重辨析漢儒家法，尤其評述鄭玄與許慎、何休、王肅等經學爭論時，並不簡單地歸為今、古文之爭，而是細緻入微地分辨雙方具體經說的今、古文屬性，求其同，析其異，揭示出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的紛繁多樣，徐世昌主編的《清儒學案》因此稱讚皮氏「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可為今天深入研究漢代經學史提供現成的資料和寶貴的意見。又如，清代漢學復興後，古文學派「家家許、鄭」，皮氏作為今文學家也終生服膺鄭學，晚年自稱「少習鄭學，意欲舉鄭氏諸書盡為註解，以《易注》已有惠棟、張惠言疏解，《書注》有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陳喬樅疏解，《論語》有金鶚、劉寶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貽德疏解，緯書殘缺難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經鄭註疏》及《尚書中候》《尚書大傳》《駁五經異義》《發墨守》《起廢疾》《箴膏肓》《六藝論》《魯禮禘祫義》《鄭志》《鄭記》《答臨孝存〈周禮〉難》各種疏證，書皆刊行，以存鄭氏一家之學」（《全集》第8冊，第134頁），他對鄭玄經注、經說所作詳盡搜輯與細密疏證，構成清代鄭學研究的半壁江山，足見《全集》所收以上10餘種著作對推進清代鄭學史研究的價值。至於皮氏《經學歷史》《經學通論》專門評述歷代經學的流變與得失，「胸羅眾家，掌運千古」（《全集》第11冊，第2124頁），對於中國經學史研究的意義更是不言而明。

再次，可為深化晚清史研究提供新鮮而珍貴的資料。

皮氏身處亂世，早先渴望經世救時，後來主張「通經致用」，積極投入湘贛兩地的維新變法和湖南全省的新式教育，倡導「善變而取法於古」，力圖從舊學中開啟新知，既是晚清社會與文化劇變的親歷者、記錄者，也是清末政治與教育變革的參與者、思考者。因此，《全集》所收各種詩文、著述，特別是記事長達16年的《師伏堂日記》，可為今人研究晚清史尤其是湘贛兩省政治、經濟、教育、學術文化、社會生活等領域的歷史變遷提供新鮮而寶貴的原始史料。例如，皮氏自1892年起受聘主講南昌經訓書院，前後7年，悉心施教，革新學風，「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年譜》，第24頁），培植了無數人才，這幾年的《師伏堂日記》和3卷《經訓書院自課文》，就完整地記錄著他的教學生活與社會交往，是研究經訓書院歷史和晚清南昌社會生活的絕佳材料。又如，湖南從陳寶箴擔任巡撫以來，逐漸在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推行改革，最後演變成戊戌維新變法，對此重大史事，皮氏先是耳聞目睹，後來全力參與，並載於日記中，為後人研究湖南維新運動提供了大量準確的信息，諸如梁啟超入湘日期、南學會講學詳情、保衛局籌辦內幕、湖南新舊紛爭經過、《翼教叢編》刊刻等重要史事或細節，《師伏堂日記》都有記載，可謂彌足珍貴。再如，在晚清新政中，湖南相繼將求實、嶽麓、城南等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湖南中路師範學堂，但相關人事、課程、教學活動、學生風潮等，學界迄今語焉不詳，甚至張冠李戴，皮氏因在各校執教，還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總理、兼任省學務公所圖書課長，與巡撫、學政及省學務公所、各學堂當局官紳往還較多，因此皮氏留存在日記中的種種親歷與見聞，正是今天研究清末湖南教育變革的第一手資料。此外，皮氏歷年所記出行、交遊、赴考、讀報及地方興革、市井變故、民俗風情、日用開支等，都可為後人考察晚清歷史變動與社會變遷提供鮮活的材料，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八日所記長沙席公祠的公事活動，「到者近三百人，投票選舉，會長劉艮山得二百廿票，副長曾士元得一百卅票，譚組安得九十餘票。本擬劉、曾，毋乃先授意乎？予亦得二票，二王各得一票」（《全集》第11冊，第2265頁），即是關於湖南諮議局選舉絕無僅有的史料。

需要強調的是，《全集》出版帶給學界的便利，遠不止於上述各種寶貴資料的搜集，點校之功也非常值得肯定。皮氏各種著述的重要性其實早為學界所知，然而，因為他的經學著述內容過於艱深，研讀不易，《師伏堂日記》等手稿字跡十分潦草，辨認尤難，所以一般的研究者特別是青年學子往往望而興嘆，有時不得已加以徵引，卻難免認字、斷句等錯誤。吳仰湘教授長期研究皮氏生平、思想與學術，又有紮實的經史根柢，因此無論點校精深繁賾的經學著作，還是識讀各種手稿，都足以勝任其事，從而為研究者提供了準確、可靠的整理本，這無疑會使《全集》發揮出更大的史料價值。（文/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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