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市場有兩件事做不好，他們指了一條出路

201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頒給了威廉·D·諾德豪斯和保羅·M·羅默，獎勵他們將氣候變化和技術革新的因素融入了宏觀經濟學分析之中。

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設計了一系列的方法來應對我們時代最基本、最緊迫的問題：全球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和世界人口的福利。

經濟學的核心是研究人類如何應對有限的資源。自從它成為一門科學開始，經濟學已經認識到最重要的資源約束反映了「自然」和「知識」。自然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條件，而知識決定了我們管理這些條件的能力。

兩位獲獎者的工作建立在索羅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後者曾獲得198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然而，儘管它們具有如此核心的作用，此前的經濟學家大多並沒有研究過自然和知識如何受到市場和經濟行為的影響。今年的獲獎者保羅·M·羅默和威廉·D·諾德豪斯設計的工具，成為了檢驗市場經濟如何對自然和知識產生長期影響的必需品，從而拓寬了經濟分析的範圍。

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球經濟整體上以驚人而穩定的速度增長。當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以來每年經濟增長的幾個百分點累積起來時，它便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然而，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增長過程要緩慢得多。它也因國家而異。那麼，是什麼解釋了增長於何時何地發生呢？

經濟學的傳統答案是技術變革，不斷增長的大量知識就蘊含在發明家、工程師和科學家創造的技術之中。20世紀80年代早期，當保羅·M·羅默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他便開始發展「內生性」增長理論。其中，技術進步不像早期經濟模型所假設的那樣僅僅來自外部（「外生性」）；相反，它們是由市場中有目的的活動創造的。羅默的研究成果，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怎樣的市場條件有利於創造盈利技術的新想法。他的工作能幫助我們設計出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通過培養適合技術發展的正確條件，這些制度和政策能促進人類繁榮。

保羅·M·羅默

威廉·D·諾德豪斯於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他的工作，此前科學家們對化石燃料引起的嚴重氣候變化及其危害已經越來越重視。諾德豪斯擔負起了艱難的任務：將基本理論和物理、化學、經濟方面的實踐結果結合起來，用以研究對人類活動和氣候之間的雙向反饋循環。基於這種方法，他不僅將自然視為人類活動的制約條件，也認識到自然受到了經濟活動的強烈影響。

諾德豪斯成為了第一個設計出簡單、動態、量化的全球經濟-氣候系統模型的人，這類模型現在被稱為綜合評估模型（IAM）。他的工具允許我們模擬出經濟和氣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場和政策假設下會如何共同演化。他的模型可以告訴我們不同全球場景和政策干預中何者更為有利。

威廉·D·諾德豪斯

兩位獲獎者都強調了社會面臨的溢出效應，也就是對其他人的影響，這是單獨一位發明家或污染環境者不會考慮的。任何一種新技術的想法，無論在哪裡提出，都可以在其他時間、地點被用來產生新的貨物和想法。類似地，一種新的碳排放源，無論它在哪裡，都會快速擴散到大氣中，對氣候變化產生貢獻，並對現在和未來的全部人類產生影響。經濟學家將這種溢出效應稱為「外部性」。諾德豪斯和羅默所研究的外部性對全球有著長期影響，他們的工作為政府干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論據。

技術革新與經濟長期增長

增長率間如果產生了長期差異，其後果將是驚人的。

如果兩個經濟體起初人均GDP相同，但其中一個的年增長率持續比另一個高4%，那麼在40年後它的財富將接近另一個經濟體的5倍之多。若是更溫和的2%的增長優勢，在40年後國家收入將變為2倍。

20世紀80年代末，羅默觀察到各國間實際的收入增長率數據差別巨大。

圖1建立在羅默一篇論文的基礎上，描繪了超過一百個國家1960年人均收入和接下來25年的平均增長率。今天的數據畫出來的表，和羅默的數據幾乎沒有區別。每個小方塊代表一個國家。如圖1所展現的，一般來說國與國之間的增長率差了幾個百分點，但也有巨大的鴻溝——接近10%——這發生在增長最快和最慢的國家之間。

圖1

此外，圖1表明最初的收入與增長率之間沒有系統性關聯：有些窮國家增長很快，有些卻反而在衰退。羅默得出結論，理解這種增長率發生持續而顯著的差異的原因至關重要。接下來，他開始尋求解釋。

如羅默指出，那時的主流增長理論——索羅增長模型（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 Solow提出）可以解釋很多經濟增長特徵，但並不包括大比例及持久的增長率差異。

索羅模型預測窮國家會增長得更快，並在短時間內追上富裕國家。這並不是圖1的數據展現的。在索羅模型里，經濟體可以通過有形資產（比如機器和基建）的積累而增長，但長期下來，資本驅動的增長必然會逐漸減少；對於任何已有的技術，增加更多資本得到的額外產出會越來越少。根據這個模型，要得到長期持續增長（和增長差異），唯一的假設只能是：隨著時間發展，技術進步讓勞動力變得越來越高產，雖然高產程度各國間會有差異。因此，索羅模型不能解釋這種趨勢，因為技術變化是「黑匣子」般的神秘的外部因素。

羅默的最大成就，是打開這個黑匣子，並向人們展示在市場經濟里，怎樣才能創造出新的點子，並引向新技術生產出的新商品和新服務。他也說明了這種內生性的技術改變會塑造經濟增長的面貌，以及怎樣的政策對於此項過程的良性發展是必須的。羅默的貢獻在經濟學領域有重大的影響。他的理論解釋，為內生性增長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而他的國家間增長對比所引發的爭論，點燃了全新的充滿活力的實證研究。

點子促進的經濟增長有什麼特殊之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白點子和其他商品（比如物質和人力資本）有什麼差別。羅默教會了我們在二維空間思考商品，如圖2。

圖2

在第一維，物質和人力資本是相互競爭的商品。如果一台特定的機器，或一位受訓練的工程師服務於一家工廠，那麼這台機器和這位工程師就不能同時服務於其他工廠。相反，點子是非競爭的商品：一個人或一家公司採用一個點子，並不能自動禁止其它人也同時採用它。

在第二維，如果機構或規章能夠阻止某些人使用這些商品，則這些商品就可以是排他的。對某些點子，比如基礎研究產出的點子，這很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想想畢達哥拉斯定理這樣的數學觀點。然而，對於其他的點子，可以用技術手段（如加密）或專利法來阻止其他用戶使用。羅默的突破性文章揭示了點子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如何決定了經濟增長。

羅默認為，一個關於點子創造的市場模型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基於點子而生產的新商品，通常成本會快速下降。第一份藍圖具有較大的固定成本，但之後的複製只有很小的邊際成本。這種成本結構要求企業收取加價，即將價格設定得比邊際成本更高，才能確保它們收回最初的固定成本。因此，企業必須具有一定的壟斷力量，而只有當點子獲得充分的排他性的時候，這才是可能的。羅默還表明，由點子積累所推動的增長，不同於由物質資本積累推動的增長，它不必經歷邊際收益遞減。換句話說，點子驅動的增長隨著時間推移也是可持續的。

理論上，成功的研發項目所創造的新知識，應該會讓現在和未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業家和創新者獲益。然而，市場通常不會把創新的全部收益都賜給新知識的創造者作為回報。這就意味著，只要新知識會給整個社會帶來益處，那創造者的回報就是不足的，給研發項目的投入也是不夠的。還有，因為研發所獲得的市場激勵以壟斷利潤的形式呈現，新商品發明後，一般都會供應不足。後續研究還證明，市場上的結果也有可能導致過度研發——也許是由於新點子在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中消滅了太多現存的公司，也許是由於新點子加強了社會層面有害的技術，比如使化石燃料過度開採和使用，從而破壞環境。

羅默的研究展現了點子積累如何支持長期的經濟增長。

總結起來，羅默證明，無監管的市場可以產出技術變革，但是趨向於使研發及其創造的新產品供應不足。為了解決供應不足的問題，需要精心設計的政府干預手段，比如研發補助和專利管理。他的分析認為，這樣的政策對於長期增長極為重要，這種規律並非限定在一個國家之內，而是全球性的。他的分析也為政策設計提供了指導方針：專利法應該使創造新想法的積極性和其他人對這些想法的應用達成權利制衡，給予研發者一些專利權，同時在時間和空間上限制這些權利。

在索羅增長模型中引入氣候變暖

過去100年中，人類活動促成全球平均溫度快速上升。雖然這會對未來的氣候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還有不確定性，但自然科學家已經達成了明確的共識：「有極大可能，影響非常顯著」。

20世紀70年代，威廉·諾德豪斯是耶魯大學一名年輕教師，他在那時積極地研究新出現的全球變暖證據及其可能原因，得出結論認為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他的擔憂令他開始設計新工具來幫助人們理解經濟如何引發氣候變化，以及氣候變化在社會層面的後果。他希望開發一個框架，讓研究者可以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氣候變化。

諾德豪斯像羅默一樣給索羅增長模型添加了一套重要的溢出效應：具體而言，是把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全球變暖包括了進去。在這個案例里，相關的溢出效應主要是負的。關鍵是，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的特定機制與驅動力，涉及到自然科學所研究的過程。因此，關於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分析需要有一個真正綜合的方法——社會與自然在當中動態交互。認識到了對這種方法的需求之後，諾德豪斯率先發展了綜合評估模型（IAM）。他的模型有三個交互模塊：碳循環模塊、氣候模塊和經濟增長模塊。

碳循環模塊

碳循環模塊描述了全球的CO2排放是如何影響大氣中的CO2濃度。它反映的是基本的化學，描述了CO2的排放是如何在三個碳庫（大氣、海平面、生物圈）之間循環。這個模塊輸出的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時間曲線。

氣候模塊

氣候模塊描述了CO2和其他的溫室氣體的大氣濃度怎樣影響了出入地球的能量流之間的平衡。它反映的是基本的物理，描述了整個地球能量收支隨著時間的變化。這個模塊輸出的是全球溫度的時間曲線，這是氣候變化的關鍵指標。

經濟增長模塊

經濟增長模塊描述全球市場經濟面貌，它產出商品，消耗資本、勞動力和能量。這些能量一部分來自造成CO2排放的化石燃料。這個模塊描述了不同的氣候政策（比如稅收或者碳信用）如何影響經濟和它的CO2排放。該模塊的輸出是GDP、社會福利以及全球CO2排放的時間曲線，還有一個由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的時間曲線。

這三個模塊組成了一個簡單但動態交互的世界模型。諾德豪斯的模型有兩個版本：區域綜合氣候經濟（RICE）模型，其中經濟增長模塊有8個不同區域；以及，簡化的動態綜合氣候經濟(DICE)模型，其中經濟增長模塊只有一個區域。諾德豪斯的綜合評估模型能夠被用於模擬「一切如常」政策的後果，或是各種政策干預的後果。該模型也有助於評估如何把市場經濟引導到更好的碳排放水平，更恰當地平衡社會成本與效益。就像現實一樣，在這個模型里人類被氣候影響，也通過經濟活動影響氣候；沒有這樣一個模型，以上那些問題都無法回答。

諾德豪斯的研究，展現了經濟活動如何同基礎化學、物理相互作用，從而產生氣候變化。

根據諾德豪斯的研究，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引起問題的最有效措施是全球碳稅計劃，統一強加給所有國家。該建議建立在英國經濟學家A.C.庇古在20世紀20年代制定的庇古稅上，即每個排放者應向社會支付與其排放造成的損害相應的代價。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統也有相同的效果，前提是排放限制設置得足夠低，因而讓碳的價格足夠高。

然而，綜合評估模型不僅提供定性結果。重要的是，它讓我們得以計算最佳碳稅的定量曲線，並顯示這些曲線如何依賴對參數的假設，比如全球溫度對大氣中碳濃度的敏感程度，碳在大氣中殘留的時間，以及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的嚴重程度。諾德豪斯近期的一項研究有助於說明如何利用綜合評估模型來分析政策。他在最新版的DICE中模擬了四項政策，使用的氣候變化參數是已知的最佳估計：

圖3顯示了四種情形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化。碳稅的不同曲線意味著排放量——也即氣候變化的程度——在不同情形中有很大差距。在第2種情形中，碳稅起步點是大約30美元/噸二氧化碳，並隨著時間推移與全球GDP大致同步上升。在第3和第4種情形中，減排幅度要大得多，稅收也高出了6-8倍。

1. 基點: 2015年之後沒有新的氣候變化政策。

2. 優化: 使全球福利最大化的碳稅，關於後代福利的重要性使用的是傳統的經濟學假定。

3. 斯特恩: 使全球福利最大化的碳稅，比情形2要遠遠更為強調後代福利的重要性，如2007年《斯特恩報告：氣候變化經濟學》提出的那樣。

4. T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關於氣候變化的很多方面都存在不確定性。比如說，我們不知道氣候對溫室氣體的排放具體有多敏感，也不知道超過全球臨界點並引發氣候失控的風險究竟有多大。同樣，我們對於氣候變化對經濟和人類的危害還有脫碳的代價也知之甚少。諾德豪斯所研究的綜合評估模型當然不能消除這些不確定性，然而，他的模型可以用來分析不同的可能場景如何影響了最佳碳定價，這些場景也許是更高的氣候敏感度，或者是升溫2℃就已經越過全球臨界點的概率增加。

保羅?羅默和威廉?諾德豪斯的成果，讓我們在應對人類未來核心問題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尚無確切答案，但是兩位獲獎人的方法為現在以及未來的研究者們奠定了基礎，讓我們能不斷前行，尋找通往可持續全球經濟增長的最佳方法。

編譯：果殼編譯班

編輯：Ent

編譯來源：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10/popular-economicsciencesprize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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