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濤：王仲犖先生的三大學術特點

原標題：齊濤：王仲犖先生的三大學術特點

學界論及王仲犖先生之學術，每言及古史分期之魏晉封建說以及先生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五代史》，對於先生的其他著述，論之者不多，而對於現有著述之外的胸中學問更是知之甚少。王先生自20世紀30年代初入於章太炎先生門下，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實現了學統與新知的融合、考史與著史的兼領，是淹通文史的一代方家。

第一，學統與新知的融合。到章太炎先生門下後，王先生一方面陪侍他在蘇州和無錫等地講學，同時潛心攻讀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和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文始》等；另一方面，則在章太炎先生指導下，初步完成了《北周職官志》與《北周地理志》兩部書稿。這兩部書稿奠定了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學術基礎。

在學問與閱歷的砥礪中，王先生愈加領會到章太炎先生學問之精髓。多年後，他曾這樣總結道：「第一，章先生繼承了浙東學派『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講經學就是提倡史學；第二，認為經學也好，史學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鑒，『保國性』，也就是發揚愛國主義，提倡民族主義精神，嚴夷夏之防，勸人不要當漢奸。」這種體認，既是對自己學統的總結，又成為前往新的歷史時期探求新知的津梁。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王先生改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新的社會、新的時代，萬象更新，馬克思主義全面進入史學領域，史學研究出現了一片新的天地。在這方新的天地中，有的學者固守學統，仍舊在原有的天地中默默耕耘；有的學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風雲變幻中得心應手；還有的學者在繼承與求新上上下求索，實現著學統與新知的融匯。王先生屬於後者。這些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加之特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使史學研究成為盛極一時的顯學。

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中國歷史具體問題相結合，既要熟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又要精通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問題，這樣，才能真正進行有價值、有意義的研究。王先生在這種結合上走在了史學界的前列，也正因為此，在古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轟轟烈烈的大討論中，他都能獨樹一幟，成一家之言。

在這場大討論中，王先生除《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文外，還先後完成了《兩漢奴隸社會說》、《魏晉封建論》、《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等論文，並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連載於《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這篇長文。

在積极參与古史分期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大討論的同時，王先生還就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多次發表論述，先後發表了《從茶葉經濟發展歷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徵》、《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前的江南絲織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紡織業》等論文，是建國後較早進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者之一。王先生髮表於《文史哲》1953年第２期上的《從茶葉經濟發展歷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徵》一文，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討論中的重要代表作。這篇文章被嚴中平先生譽為研究明清經濟史的創新之作，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意義。

數十年前風起雲湧的這場大論戰似乎已塵埃落定，不論史學史將如何評價，我們堅信，這場大論戰所蘊含的學術內核彌足珍貴，所帶來的學術繁榮與學術進步同樣不容忽視。中國的相關史學家們體現了一種強烈的經世致用的責任驅動，在新中國的召喚下，要寫出「和國家民族息息相關的著作」。在王先生的學術活動中，這一點也表現得十分明顯。除了在大量的討論中蘊含著這一責任外，他還專門著有《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一文，從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思想文化等方面，對中國古代社會與西歐古代中世紀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試圖闡明中國式道路的由來與走向，這也是建國後比較史學的代表作，惜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1980年代前期，王仲犖先生與山東大學歷史系的部分師生合影。前排左起：趙凱球，任明，王仲犖，鄭佩欣；第二排：王大建（左三），傅克輝（右二），陶衛東（右一）；第三排左起：齊濤，劉統，胡紹軍。

第二，兼領考史與著史。章太炎先生曾將清代史學分為「考史」與「作史」兩種類型，後人又將清之後的史學延伸為史料考訂派與史觀派或者是考史派與著史派，其劃分大同小異，故而我們仍以考史與作史區分之。就清代史學而言，考史派占絕對優勢；進入民國以後，雖然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在乾嘉範式和西方實證主義結合下形成的新考史派仍佔據優勢地位。新中國成立後，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代表的作史派自然成為主流流派，而考史派在經歷了批判胡適與古史辨的學術運動後一蹶不振，考據之學似乎也難以再登大雅之堂。

在這樣一種學術變遷中，王仲犖先生之治史，實現了作史與考史的兼領，進則作史，退則考史，作史中不乏考據實證，考史中仍見理性思辨，進退自如，在兩大領域都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

王先生作史的代表作當為《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五代史》，兩書的前身則是1961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魏晉南北朝史》一書的影響力自不待言，尤其是在青年學生和青年學者中更是如此，是學習和研究這一時期歷史的首選入門著作。該書在學術史上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它是建國後第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系統完整的斷代史著作，在斷代史的研究範式、基本架構以及史論模式上進行了全新的探索，成為斷代史著作的經典之作。

其次，它大面積地填補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許多空白，提出了相當數量的「新論」，是一部創新之作。比如，這一歷史時期江南經濟的發展史、軍事與戰爭史、少數民族史、中外關係史上的許多空白被填補；在世家大族制度、人身依附關係、屯田制、占田制以及思想文化領域中都提出了新的見解與結論。特別是對魏晉南北朝歷史地位的把握，更是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再次，這部斷代史是一部史作，在這部著作中，王先生清新的文采、縝密的分析稱譽學界。但它同時又是一部實證性史作，王先生繼承了考史的傳統，注釋與考證的分量是此後許多斷代史著作所不及的。這部著作所引史料都是隨文而注，除此之外的專項注釋部分仍佔到全書總文字的20％以上。這些注釋或補充史料，或考訂史實，許多注釋的文字已大大超出了相關正文的文字。

王先生考史的代表性工作有四個方面：一是對敦煌文書的考釋；二是對鮮卑與代北姓氏的專題考證；三是參與二十四史的校點；四是綜合性考證之作，如《北周六典》與《北周地理志》。這些工作除了第四項外，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進行的。

對敦煌文書的考釋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對譜牒殘卷的考釋，包括《〈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等。二是對地誌殘卷的考釋，包括《唐天寶初年地誌殘卷考釋》、《〈貞元十道錄〉劍南道殘卷考釋》、《〈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校釋》、《〈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考釋》、《〈沙州志〉殘片三種考釋》、《〈敦煌錄〉殘卷考釋》、《〈壽昌系地鏡〉考釋》、《〈沙州伊州地誌〉殘卷考釋》、《〈西州圖經〉殘卷考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考釋》、《〈西天路竟〉釋》等多種。前一部分收錄在《?華山館叢稿》中；後一部分則匯為《敦煌石室地誌殘卷考釋》一書，經夫人鄭宜秀先生整理後，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對鮮卑與代北姓氏的考證屬專題性考證，有《鮮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兩文，意在條理北魏、西魏時代，在鮮卑先改單姓又轉用複姓的大變動中，各姓氏及相關集團的沿革、變化狀況。這兩篇考證文章合計10餘萬字，均作於王先生的晚年，無論是對史料的網羅式搜尋，還是考辨中抉疑探隱的功力，都屬考證文字中的上乘之作。王先生本人對其也很看重，有幾家雜誌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說，這兩篇文章要收到《?華山館叢稿》的續編中，一部論文集應當有相當數量的未發表過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華書局對二十四史的校點為建國以來最為宏大的學術工程，王先生是主要參加者與組織者之一。對這一工作的學術與文化意義，學界早有定論，茲不贅述。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王先生在點校《宋書》的同時，在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積十數年之功，完成了洋洋百餘萬字的《宋書校勘記長編》，全書共出校9100余條，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遠遠地超過了前人，成為《宋書》整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北周六典》與《北周地理志》是兩部重要的綜合考據之作，其緣起是補《周書》無志之缺失，但經過王先生近四十年的反覆考訂，其意義已遠過於此。《北周六典》凡六十餘萬言，即是一部北周「通典」，又是北周一朝制度史料的彙編與考訂；《北周地理志》凡七十餘萬言，既是一部「北周郡縣誌」，又是北周地誌史料的彙編與考訂。兩書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在作史與考史方面還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關於「中國古代物價史」的研究工作。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進行著若干考史工作的同時，王先生也開始了對中國古代物價史料的收集與考訂，這些考證或資料已由鄭宜秀先生彙編為《金泥玉屑叢考》一書，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這一未竟工作的方法論意義，絲毫不亞於它在經濟史研究中的貢獻。

第三，文史淹通與學者風範。王先生自小學入門，又偏愛詩詞，建國之前一直任教於國文系，因此，對古典文學造詣頗深，其本人也工於聲律，詠唱酬答，清雋自然。但是，由於到山東大學後一直從事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除了反覆修訂於1980年出版的《西崑酬唱集注》外，再無其他有關古典文學的著作。不過，王先生在史學研究中卻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學的元素，把文學史與文化史作為斷代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以詩證史、以史論詩方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為例，全書洋洋百萬餘言，文化史部分佔了1／3強，其中，詩史詞史又佔了文化部分的2／5，達15萬字左右，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詩詞就有千首以上，若單獨成冊，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詩史。討論史實之時，王先生能以詩為證，引詩入史，解決了若干疑難，在討論詩人詩作時，則以史證詩，大大加深了對詩作的認識，甚至釐正了詩人與詩作中不少傳統問題。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對韋莊其詩其人的研究，限於篇幅，此不具論。

以上所述，僅是作為學生對先生的一知半解，王先生本人從未講過什麼文史兼通，也未曾講起他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造詣，只是說自己是一個愛好者。對先生的「愛好」筆者深有感觸，自1982年，筆者有幸忝列先生門下，先生給筆者確定的學位論文是他所喜歡的韋莊詩詞箋注。筆者每周一都去先生的書房聽先生講評，先生對所講之詩篇篇吟誦，常常嘖嘖稱道：「好詩！好詩！」這種境界其實就是做學問的最高境界。也正是由於對學問的熱愛，王先生真正做到了視學術為第一生命，終畢生之力貢獻於自己所熱愛的事業。

本文原載《文史哲》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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