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中國人為啥喜歡去日本留學， 日本還歡迎中國留學生？
原標題：甲午戰爭後，中國人為啥喜歡去日本留學， 日本還歡迎中國留學生？
清末留學日本潮風起雲湧，背後原因耐人尋味。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掀起一股赴日留學熱潮，陳天華、秋瑾， 徐錫麟，鄒容、黃興、宋教仁、蔣介石，廖仲愷，汪精衛，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董必武，蔡鍔、蔣方震等一批軍政名人，以及魯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何香凝等文學巨匠、藝術大師，均取徑東洋，後學成歸國，影響了整個近代中國。為什麼這些曾經或叱吒風雲，或對國家和民族有傑出貢獻的進步人士會選擇留學日本，而不是歐美呢？
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需要將鏡頭拉回到甲午戰爭後，那場在梁啟超，康有為主導，以光緒帝為首的維新派發起的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雖然只有短短的103天，俗稱「百日維新」，但它對整個社會思潮影響的意義遠大於變法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實際改變。「百日維新」實際上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翻版，事實上，康有為等人在變法前後也與日本維新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百日維新期間,甚至邀請了曾經的敵人，甲午戰爭的發起人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者伊藤博文訪問了北京，併兼職光緒皇帝的顧問。
唯一不同的是，民治維新讓日本走向了開放富強之路，而戊戌變法卻以失敗告終，最終導致了清政府的倒台。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收留了走投無路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從那時開始，越來越多對政局失望的人們越海前往日本。「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梁啟超的觀感足以說明日本對中國士人的影響力。
中國留學生去日本學習，始於甲午戰爭後的1896年，此後逐年遞增，1897年時,在日本的留學生不過數十人。這個數字很快變大。浙江求是書院首次選派學生赴日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當時，陸懋勛應禮部試，陳仲恕代監院，「林公囑選學生留學日本，當即商定陳榥（樂書）、何燮侯、錢念慈、陸仲芳四人，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
在主張派留學生赴日本的權貴中,湖廣總督張之洞被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勸學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進教育近代化的具體措施,其中對提倡留學日本的論述尤為強調:「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張之洞認為，相比於西方國家，日本的文化與中國同源，學習起來更快更方便；日本離得近，費用朝廷更是負擔得起。這是當時清朝廷派遣學生留日最主要的原因。在第一批留日學生的名單中，就有張之洞孫子張厚琨。
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石騰輝秀研究，中國人日本留學，大致有3個高峰：1905-1906年，1913-1914年，1936至1937年。
伴隨著內憂外侮，我們不難發現，每次留學風興起，都有一次深刻的歷史背景，每次歷史背景中，都無不懷藏國人學習西洋、培植人才、取精用宏、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懷：
1896年首次派出13人留日，是因為甲午戰爭後，清府認為日本的強大勝利，是因為普及教育和實行法治，遂虛心向日學習；1905第一次高峰，是緣於日俄戰爭；1913第二波是因為辛亥革命；第三波是因為九一八事變。
●中國人留學日本蔚然成風，日本人怎麼想？
1898年8月20日，日本文部省專門學務局局長，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上田萬年發文說：
「中國這個衰老的帝國，過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從甲午一役，蓋為世界列強侵凌所苦，如今覺醒過來，漸知排外守舊主義之非，朝野上下，奮發圖強，廣設學校，大辦報紙，改革制度，登用人才，欲以此早日完成中興大業……」
（日本宏文學院，魯迅等人曾就讀）
●日本侵華野心已久，為何願意為中國培養人才？
不是因為他們對教育一視同仁，而是心有更大盤算。
1898年，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算了一筆賬，擬積極接受清國政府學生200人，日本給他們每人每年不超過300日元的供給。
1898年冬,日本駐華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國的名義,通知總理衙門,稱該國政府願意接受中國留學生並支付經費。在給外務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矢野文雄講述了自己的初衷：「此舉不僅有助於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佈於其古老帝國之中，實為將來在東亞大陸樹立我勢力之良策。……由於此輩學生來我國，如是則我國之勢將悄然侵於東亞大陸。」日本人甫當老師，心中之得意溢於言表，甚至希望能給中國的留學生免費。
但是最終矢野文雄的想法並沒有完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外務省給中國總理衙門來函稱,這些來日學生,除學費由日方提供外,「該學生等自備衣食、筆墨之費,一年約需三百元。」即使是這樣，能夠赦免學費，對於當時的剛剛經歷甲午之禍的清政府來說，也是一批甚為不小的經濟負擔。
當然，日本的態度是複雜的,劍橋中國史描述稱:明治時期的領袖們能找到很多理由來贊助1898年的維新運動。他們自己在這個時候對西方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非常敏感,並且急於想幫助中國進行抵抗。外務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限主義」,給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理論,過去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現在要償還那筆債,辦法是去牽制西方,使中國取得必要時間能在新的領導下進行改組。另外，日本更希望的是在他們的影響下進行《大東合邦論》，意思就是日本與中國，朝鮮組成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的大東，以此來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和滲透。
1898年出現在日本的留學生只有數十名。1899年增加至120人。1903年增至1300人。時人記載:「自辛壬之間(1901-1902年),尉歷遊學,明詔皇皇,青衿之子,挾希望來東遊者如鯽魚。」據清國留學生會館在當年所做的調查顯示,當時的留日學生共來自19個省,其中居前列者為江蘇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廣東108人、直隸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陝西、河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的留日學生均寥寥無幾。清政府此年正式頒發了《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規定「中國遊學生在日本各學堂畢業者,視所學等差,給予獎勵」。1904年留學生3000人。1905年底大約達到8600人。這一年日本戰勝了俄國,黃種人第一次打敗了白種人,更進一步震動了中國的熱血青年。中國廢除了科舉考試也讓更多的讀書人無路可走,出國留學成了一條新的出路。以後幾年,留學日本的學生人數都超8000人。
「北自北京,南自上海,如潮湧來。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機搶搭船艙滿座。……總之分秒必爭,務求早日抵達東京。」美國的日本史權威詹森便認為,以當時留日學生的數字而言,中國學生的赴日留學可能是到那刻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留學生運動。
不過留學生在日本結組織、辦報刊，謀革命，加速了晚清滅亡，日本侵華野心不再掩飾，明目張胆奪我東北，留日學生紛紛舉行抗日運動，憤而回國。
當時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有留日中國生300人，10月份基本全回國，而且回國時拒乘日本船隻，「新落成不久的成城學校留學生部，課室和宿舍都空無一人。」
然而，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又有留學生返回日本，成城學校9月即複課。1933年，留日學生日益增多，1934年達七八百人，而到了1935年秋，日本留學生人數已達3000人之多。1936-1937年，每年都六七千人，達到新的高峰。
●面對侵華，國人為何留學不斷，且日甚一日？
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梁啟超等人在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的合影
①外交未斷
日本侵略居心險惡，雖然頻頻挑起事端，出兵佔領，但從不對外與中國宣戰。他們含糊地稱為「事變」或「事件」，盡量淡化國際影響，這樣可以對國際社會掩飾，避免國聯譴責，和進一步被國際社會孤立。
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宣戰，作為盟國，中國才對日本正式宣戰。未斷絕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派遣留學生渠道依然暢通。
②躲避追捕
「事變」解決後，抗日決心更強烈，但國民政府鎮壓學生抗日運動。為躲避追捕，不少抗日學生暫棲近鄰，再渡日本留學。以期深入了解日本，抗日救國。
③偽滿支持
一個重要變化是，此時溥儀的偽滿洲支持留學日本，而且設置了許多獎勵政策，選拔偽滿青年公派日本留學。他們提出「先學好日語，讀通日文書，才好談論中日問題」。
值得說明的是，日本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仍然支持偽滿學生留日學習。當時民國學生都回國了，而日偽政權公派的留學生卻日增不減。這是日本險惡的殖民政策在作祟。
（中日貨幣匯價表）
④經濟寬鬆
1930年代，中國貨幣對日元匯價大幅增長。1931年的100銀元，僅兌換42日元。之後隨著金價下跌、銀家上漲，1935年100銀元已經可以兌換146日元。
1934年11月5日的上海《申報》刊文說，「在上海攻讀，反不如東渡留學更合算，蓋較二三年前，消費力減少三倍之故。」
另外對於中國留學生，還有如下主要原因。
一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以中國的屈辱失敗而結束。之前，清朝被西洋人打敗，似乎心服口服，畢竟西方政治民主化、經濟近代化起步早；可是，仰慕中國上千年的蕞爾小國居然把傳統的「亞洲第一」給打敗了，這就擊垮了大清從上到下的最後那點自信。於是，中國人學習它，想揭開日本那強大背後的「神秘面紗」。
此後，去日本的輪船常常爆滿艙底。在1896-1945年的50年間，中國赴日留學生數以萬計。其盛況不僅僅在中國留學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當時「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二是，「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簡而言之，省時省錢。中國距離日本近，回國也方便；而且與日本的語言文字相通，學起來沒有那麼費勁；去日本留學費用低；日本當時剛剛開放，各種制度不健全，根本沒有簽證的概念。
三是，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戰爭」最後以日本大勝而結束。國際上公認「日俄戰爭」是黃種人第一次打敗白種人的戰爭。要說中國被同是東方的日本人打敗我們能慢慢接受；可是，東方國家居然還能打敗西方白種人的國度，這就令中國人為之艷羨不已。於是，紛至沓來。
四是，日本政府對中國仁人志士採取比較寬容親近的態度，進出日本則相對容易一些。那時候美國還存在著充滿種族歧視的排華法案，歐洲列國在移民問題上向來比較保守。而日本當局一直是默許、甚至是支持康、梁和孫中山的行動。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歐美留學生當中的科學家比較多，而留日學生中則湧現較多的政治家、軍人、文學家及藝術家。
（文獻參考：《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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