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美國教授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中日學者分析日本人為何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

原標題：兩美國教授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中日學者分析日本人為何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

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獲得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的研究。今年是經濟學諾獎的第50周年。

諾德豪斯為耶魯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氣候變化經濟學，表明了人類如何忽視不作為所帶來的災難性的高代價。Nordhaus（1994年）提出的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Economy）就一個最優化模型，用於計算減排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最優減排額的確定。

諾德豪斯的研究顯示：政策制定者根本就沒有準確的預計全球變暖所帶來的真正影響。他的DICE模型將經濟學，碳循環，氣候科學等一系列研究實現了對接，這就讓溫室效應和氣候變暖的成本和收益都可衡量，繼而採取措施放緩溫室效應。

諾德豪斯認為，解決溫室效應的最有效辦法是在全球對所有國家徵收碳稅。

諾獎評委會的人解釋說：如果將DICE進行實際應用，情景一是政府不作為，不改變現有的政策，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演變和全球工業排放之間的利害關係；情景二是政府有更多的政策傾向，再來看對於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此時就可以做出優劣對比。

保羅-羅默為美國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他被認為是經濟增長方面的專家並且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候選人。羅默在1977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並於1983年在該校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被《時代雜誌》選為1997年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

羅默說：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人們總覺得保護環境如此昂貴，如此艱難，所以他們只想忽視這個問題，假裝這個問題並不存在。人類有能力取得令人驚嘆的成就，只要我們願意做。而且長期來看並不會以經濟增長為代價。一旦我們開始嘗試減少碳排放，我們就會驚嘆於這根本沒有想像的那麼困難。

諾獎主委會的人說：此次傳達出的主要信息就是全球協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這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意識到應對此難題的重要性。

William Nordhaus的氣候變化研究是否與Paul Romer的健康，可持續經濟增長放在一個籃子里？對此，皇家瑞典科學院評審委員會認為兩位宏觀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的內在聯繫遠超過表面。Per Krusell說兩位學者所思考的其實是同一個議程，即應對長期和國際性的難題。他們對於經濟政策，市場失靈都有相同的見解。儘管表面看起來二人的研究並不相同。

進入21世紀，日本科學家獲諾貝爾獎人數快速增長。本世紀以來的獲獎者包括物理獎8位、化學獎6位、生理學或醫學獎3位，共計18位，平均下來差不多一年一位。但是，至今未能獲得經濟學獎。

日本人自己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對中國人又有何借鑒意義呢？

對此，日本有經濟學家表達了他們的不滿：「在日本，政府不採用經濟學的理念，研究人員直接以現實經濟為研究對象的機會很少。」

對於日本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事，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教授松島齊指出：「日本欠缺將經濟學活用到現實政策的態度。這是根本性問題。」而在經濟學獎得主輩出的歐美地區，讓優秀的經濟學家參與政權的情況並不稀奇。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曾擔任柯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及擔任里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羅賓·克魯格曼，他們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松島齊強調：「將自己的理論運用到實際的經濟政策中，就可以獲得實時數據，以進一步提升研究內容。日本經濟學若要提高層次，需要的不是增加研究經費，而是政府需改變這一根本性態度。」

另外，也有觀點認為日語寫成的論文已經成為獲獎的阻礙。諾貝爾獎評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論文引用量的影響。用日語發表論文，海外的研究者就很難引用。

日本經濟學會1995年以英語出版了學術論文，並創設了「中原獎」，表彰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45歲以下經濟學家。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原因及金融財政政策相關研究方面，日本人也有領先歐美學者的案例。一位住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今後這些研究將獲得認可，日本將出現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信息公司Thomson Reuters在此前的預測中，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清瀧信宏視為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候選人，從中可以預見日本人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美國以外的課題很難受到關注

最大的原因在於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美國。自1969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截至去年的69名獲獎者幾乎都來自歐美各國，擁有美國國籍者佔大部分。1998年成為亞洲首次獲獎者的阿瑪蒂亞·森雖然來自印度，但長期就職於美國哈佛大學，並一直活躍在美國經濟學會。日本東京大學的福田慎一教授指出，「與日本人為何無法獲獎的問法相比，美國人為何更容易獲獎的問法更能體現實際情況」。

美國研究人員在構築經濟理論之際利用的幾乎都是以美國經濟為對象的數據。以美國以外國家為對象的研究在美國經濟學會很難受到關注。就職於日本各大學的大多數經濟學者研究的對象是日本經濟，往往僅限於在日本國內進行討論。經過「失去的20年」之後，日本經濟本身已經不具備吸引全球目光的的影響力，從這樣的現狀來看，日本人獲獎似乎更平添了一層障礙。

在被視為評選標準之一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方面，以美國為中心的結構也構成了阻礙。福田慎一認為，「在日本學者中，雖然有人在美國學術雜誌上發表了大量論文，但很難獲得美國研究人員的關注」。「美國研究人員形成了一種社交圈，產生了相互引用論文的習慣。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美國進行研究活動的日本人很多都未能進入這個社交圈，因此相互之間的差距就越來越大」。

此外，語言障礙也依然很難跨越。從過去的獲獎者來看，很多人都具備在研討會等場合準確闡述自己學說的高超能力。不少觀點認為雖然日本研究人員的英語水平正在提高，但仍然未達到能夠感動聽眾的程度。

同時我們也來看看中國學者的分析：

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幾十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佔有一席之地，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日本經濟模式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解釋日本經濟時沒有達到西方人的標準，或者是許多日本人對這項工作並不熱心。

一、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經濟大國

十六年前（注文章寫於2009年），著名經濟學家高鴻業老師和我聊起西方經濟學的作用時說：日本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日本成了經濟大國，你看西方經濟學有什麼用處？

老實說，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人居然沒有拿過「經濟動物學大獎」，確實讓人覺得有些奇怪。眾所周知，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有靠給西方經濟總結出幾條曲線或者幾個定理得獎的，也有因為研究美國經濟史的問題得獎的，甚至還有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得獎的，但就是沒有靠研究日本經濟得獎的，特別是沒有日本人為此得獎。這說明什麼？是日本經濟模式不重要？恐怕不能這麼說，因為除了西方模式，日本模式的影響應該最大。那麼是日本人的科學思維能力差？恐怕也不能這樣說，因為日本人不僅有諾貝爾物理學化學獎得主，甚至還有文學獎得主。

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幾十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佔有一席之地，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日本經濟模式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解釋日本經濟時沒有達到西方人的標準，或者是許多日本人對這項工作並不熱心。

關於第一個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經濟模式確實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甚至對著乾的地方也不少。如果承認日本模式的地位，就可能要修正西方經濟學的「普適性」，於是大家乾脆把它當特例，或者等著它自生自滅。

與此相比，第二個原因可能更有說服力，就是大多數日本人對於經濟學有另外一套理解，而這套理解使他們不大熱中於西方人的標準。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學與相撲的境遇差不多，相撲不被國際奧委會承認，所以入不了奧運會項目；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比畢竟是西方人制定的比賽，所以日本的經濟學同樣也不被西方人認可。但不管怎樣，只要日本人自己喜歡看相撲就自娛自樂吧；同樣，只要日本人自己覺得自己的那套分析辦法好使、管用，就繼續用吧。

二、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大量引進西方文化。在經濟學方面，伴隨著對大量西方經濟學理論著作的翻譯和介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日本經濟學理論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戰敗以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占絕對主導地位，甚至當時的社會科學一詞就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戰後直到1960年代，儘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是主流經濟學，但是隨著西方現代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增長理論的導入，形成兩者並行的局面； 此後是以西方現代經濟學和實證分析為主的多元化格局。

現在，在六十歲以上的日本經濟學家裡，使用馬克思理論的人仍然不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則更喜歡現代西方經濟學。這裡可能還有一個功利上的考慮，因為搞現代西方經濟學畢竟可以使數學功底較好的年輕人迅速脫穎而出，而不必受經驗少的限制。

在日本的經濟發展中，西方經濟學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對此，在日本學術界一直沒有一個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說法。但是隨著戰後日本在經濟上的成功，日本人主張自己觀點的信心大增，使強調日本特殊性的說法佔了主流。

山本七平在《日本的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在日本，經濟學和經營學沒有起作用。」京都大學的一位叫佐伯啟思的經濟學家在《「慾望」與資本主義》一書中甚至這樣說：「可以肯定的是，戰後日本經濟學家引進了美國的經濟學，在經濟學院里是把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作為講義的。但是，聽了這些課的學生們在參加企業經營的時候，卻把所學的內容忘得乾乾淨淨。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日本的生產方式才獲得了很大成功。」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因為至少經濟學的概念、統計學以及會計學方法等西方的舶來品，在日本一直被廣泛地應用著。再說了，這話讓那些搞西方經濟學的同行聽了肯定不高興，就好像教西方經濟學是在浪費學生的時間，是在混飯吃。

關於這一現象的解釋一般是：儘管日本從西方國家引進了資本主義制度，但卻建立了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它不是對某家西方經濟學流派應用的結果，而是與日本民族的傳統和思維習慣密不可分的體制。於是，由於經濟體制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及經濟分析方法。丸楠恭一在《現代國際社會的視座》一書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是為了分析西歐類型社會的體系，如果沒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歐的自我」，近代科學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特別是亞洲地區的「經濟成功」往往不能在到目前為止的社會科學框架里得到說明，而只能用文化的特殊性這種非經濟因素進行解釋，這正說明了經濟學是基於特定文化背景的產物。

我有一種感覺：在中國，把西方經濟學當科學看的人很多，區別只是把哪一個西方流派當科學的問題；而在日本人看來，西方經濟學只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它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那麼，日本特色的經濟學是什麼樣的？說起來內容當然很多，這裡我們只是通過日本人的經濟分析方法來看看日本特色。不過需要說明一點，說「日本特色」，並不是說日本人完全脫離西方經濟學另搞了一套體系，相反，在日本介紹西方經濟學的書很多，搞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很多，而且有些日本人在英美經濟學界的名聲還挺高；當然，這些人的數學功底一般都比較好，有的人本身就是學數學出身。但總的看來，大多數日本人的搞法很有日本特色。

三、日本人的經濟方法論

1．超實用的經濟觀

日本文化是一種亞文明，它需要有主流文明作為模仿對象，來消化主流文明的東西。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尋求近代國家的模式，日本政府派出許多代表團去歐洲和美國考察。在代表團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政府做出不同領域以不同國家為樣板的決定。其中教育制度以法國為樣板，電報和鐵路按照英國方式建設，大學效法美國的做法，憲法和民法以德國為原型，刑法則以法國為原型，等等等等。並且，儘管日本導入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始終沒有接受西方的價值觀。正如森島通夫指出的：「儘管戰後階段日本經濟獲得了成功，但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勃興和成熟的前景依然是極其遙遠的」。

實際上，日本人搞改革並沒有什麼理論體系，日本人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到現場對主流文明進行考察，再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消化對自己有用的部分。於是，實物比理論爭論就顯得更重要。這和以前引進中華文明時的做法一樣，只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人用中國的東西比用西方的多。

日本人最初在翻譯「經濟」一詞時，是採用了中國的典故「經世濟民」的意思，即國家的統治和實行救濟人民的措施。經世濟民的經濟學當然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旨，是偏重實踐而不是理論。

西方人常被日本人使用的一些經濟術語搞得莫名其妙，沃爾夫(Marvin J.Wolf)在《日本的陰謀》一書里就談到：「在日本商人使用的語言中，與日本新聞報道一樣到處是軍事用語。」比如，達成「目標」的活動叫「機動」（即，交戰前後或者交戰中，軍隊在戰略戰術上的移動或運動），對市場「攻擊」，在外國海岸建立「橋頭堡」，對競爭對手「側面突擊」、「包圍」、「擊退」，艱苦的時候叫「在戰壕里防禦」，成功叫「勝利」。

當然，日本社會的最大特點還是如界屋太一說的：日本是一個沒有絕對正義的社會。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追求一種絕對的正義，而在日本的傳統中並沒有也不承認存在有普遍的絕對的正義，所以在日本人看來，沒有普遍適用的經濟學理論。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竹內宏在《路地里的經濟學》一書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經濟原則、財政原理、經濟政策由於國家和社會的不同，存在著明顯不同，我們所考慮的普遍經濟原則大概只通用於地球上的一個角落」。所以，日本人特別不重視對普遍原則的探索。

日本人看待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關注人間性。克拉克在《獨特的日本人》一書中指出：與西方社會不同，「日本不是原則關係的社會，而是人際關係的社會。」這種社會差異肯定會反映在人們對經濟關係的理解上。

在日本，我常常看到公司職員非常喜歡讀歷史書，其熱情度遠遠超過讀經營類的書。有財界首腦之稱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原會長稻山嘉寬說：「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是人間的學問，精神的事才是中心，與百分比沒有關係。數字和統計不是經濟的主流，只是檢驗的手段」。這種看法與澀澤榮一(1840-1931)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的理念一致。澀澤榮一被譽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創始人，他提出的《論語》加算盤的經營理念代表了日本經營的指導原則。《論語》是指儒家的道德理念，算盤代表謀利之器。前者是永恆不變的中心，後者是工具，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先進的經濟技術手段。

還有就是，日本人觀察經濟現象的角度是強調現場實感。可以說，現場主義是貫穿日本社會、經濟、政治甚至文化領域的基本原則和習慣。即，在現場發現問題，在現場分析問題，在現場解決問題。據說豐田公司的管理就是現場主義的例證，他們在公司和工廠設置了許多提案箱，創立了人人可以對工作中的問題提出設想和建議的制度。又如，日本戰後第一任經濟企劃廳長官（廳長）高奇達之助就是來自實業界的人，他是按照經營企業的思路來要求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

實際上這種現場主義是日本傳統思維方式的延續，它有兩個主要特點：一個是板坂元在《日本人的論理構造》一書里說的「尊重場所」，一個是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書里概括的「實感信仰」。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現場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日本式的實證方法，它與以統計分析為主的西方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方法不完全相同。簡單地說，日本人的經濟分析需要用眼睛看實物，而西方人則更側重對數據的計算分析。

為什麼日本人會這樣看問題呢？讓我們先看一個有趣的例子。日本有一個叫《日經商業》的雜誌曾在20年前組織專家學者搞了一次日本產業百年史的課題，探討企業興衰的規律(參見日經商業編《會社的壽命》)。他們對一百年間排名前一百位的日本企業進行了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與托爾斯泰說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好相反，對於企業來說，「成功的要因是各式各樣的，而受挫和不幸的企業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說，關於企業的成功，沒有普遍適用的規律可尋，而失敗的企業倒有不少共同點。於是他們在探討企業成功秘密的研究中，全部採用對企業的個案分析。話既然說到這份兒上，就不可能逼著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存在「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了，更不可能讓日本人為了探索普遍的規律獻身。這大概就是日本人理解的「社會科學」。

2．「禪宗流」的經濟方法

日本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相反，一種被稱為實態分析的方法在日本卻相當的普及和發達。實態是指具體對象或問題的實際狀態，它是存在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之中，有具體的人與人的關係。實態分析就是在具體的場所中，通過實例把握事情的本質。很有「以一粒沙子看世界」的意思。需要說明的是，實態分析與我們通常說的案例分析不完全相同，實態分析更強調研究者的實感、現場感，並強調親自到現場收集自己所用的資料，而案例分析不一定要求研究者到現場收集第一手材料。可見，日本的經濟分析方法是輕視對體系化、普遍性的追求，重視事物的特殊性，一切以時間、地點、場合為轉移。

大家看，這種經濟分析方法像不像禪宗的方法？禪宗眼裡的世界也是非常具體，所以只能針對每個人的不同，甚至每個人不同時期的實際狀態，給予不同的點撥。於是禪宗留下的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而是一大堆「公案」。所謂公案，就是記錄歷代不同個人狀態的個案留下的一本流水賬，實際上是因人而異的「私案」。於是不立文字的禪宗通過公案的文字，讓人們各取所需。而實態分析是通過對「個案」的分析來了解世界，解釋世界，也就是通過解剖麻雀方法來解釋世界。於是也留下一大堆「個案分析」。至於整個世界的狀態，還需要人們通過「見」，對問題進行整體感悟。在我看來，日本人手裡的實態分析方法就是禪宗思想在人文學科中的延伸，是一種禪宗流的「社會科學分析方法」。

當然，實態分析畢竟是一種局部分析方法，用一粒沙子看到的世界肯定有片面性。為了克服這種片面性，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選取典型對象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再儘可能地擴大考察範圍。但是，是否可以找到普遍性的東西，全靠人們的「悟性」。這再一次說明，日本人不會對形而上學的抽象體系感興趣，而且也不擅長此道。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文章讀本》一書里說：「在日本，由於沒有日本獨特的抽象概念……自古以來，男人就有把全部抽象概念用外來語處理的習慣……所以，概念本身缺乏自立性、獨立性、明晰性。」換句話說，最能打動和啟發日本人心智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見的東西。

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事實=細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且日本人確實有「用部分否定整體」的習慣。小室直樹在《危機的構造》一書里說的「日本人缺乏社會科學的思考方法」，也是指這一點。

以上選自《櫻花與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年初版，2009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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