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的繁忙社會中，抑鬱症已經不算是罕見的疾病。這不僅會影響患者個人的閑暇生活，其工作和學習狀態也會大打折扣。不過，與之相關的對策和療法也層出不窮。有研究表明，在工作場所對患者進行組織層面的干預，要比僅進行個體干預的效果更好。那麼，人們如今面對抑鬱症都有什麼措施？又有哪些問題值得重視？讓我們通過《SAGE Open》期刊的一篇論文加以了解。

根據世衛組織2010年報告，抑鬱症在精神和行為障礙中對人類生活有著最為沉重的影響。在工作和職場當中，它可能導致生產力和工作質量下降，員工遲到早退，缺勤率增加，離職率增加，工作場所事故風險增加，甚至出現藥物濫用等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嚴重到引起自殺行為。

據統計，西方患有嚴重抑鬱症的人中大約有70%在美國就業；而中國的一項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員工在工作場所的抑鬱率為40.2%，顯著高於美國和歐洲國家；2014年，香港大學一項橫向研究顯示，在當地不同行業中，25%的受訪者在近一個月內出現過抑鬱癥狀。儘管地區地數據有所不同，但這無疑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工作場所干預

按照公共衛生模型，在工作場所對抑鬱症的干預通常可分為三類：初級、二級和三級。初級干預針對全體工作人員，主要進行健康宣傳或預防性教育活動；二級干預措施側重於具有抑鬱症和精神疾病風險隱患的人群；而三級干預措施則通常是基於個人的治療，比如某些員工援助計劃。當然，我們所討論的工作場所干預也可以是這三個類別的結合。其實質都是幫助員工管理抑鬱症並優化其工作績效。

個人與組織層面的干預

個人層面的干預措施並非要改變工作環境，而是旨在通過訓練來改變個人屬性，比如認知行為技能，如何放鬆，壓力應對，抑鬱癥狀管理能力和以問題為核心的應對技巧等。組織層面的干預則注重提高員工與工作環境之間的兼容性，比如讓員工參與決策就是一種辦法。在西方，有研究結果表明，組織層面的干預措施可能比個體干預措施更加有效，因為組織干預措施更具轉化力，能夠通過提高員工的參與度來實現組織變革。實際上，組織層面的干預也往往更為可取，因為與之相關的方法更為基礎，更具預防性和可持續性。

對比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東方群體在本質上更具有天然的集體性。所以，在我國的職場環境中，組織層面的干預往往對員工群體具有更佳效果。

傳統與新穎的干預措施

在工作場所針對抑鬱症的干預措施中，涉及到不同層次。某些方法相對來說更為傳統，也受歡迎，比如認知行為干預、放鬆療法和壓力管理計劃等。根據以往研究結果，由認知行為治療（CBT）等認知和行為兩部分組成的傳統干預措施往往比僅有行為成分的治療能夠產生更好的效果。儘管如此，在一些流行的多模式壓力管理項目中，採用更多治療成分的干預措施則顯得模稜兩可，「越多越好」的假設似乎並沒有得到印證。而且，這些干預措施還需要耗費更多的人力和資源，得不償失。所以，研究人員認為，傳統CBT療法對於緩解亞洲工作場所的抑鬱症較為合適。當然，具體的抑鬱症干預措施需要在文化背景上進行調整。

除了傳統的干預措施之外，還出現一種趨勢，以經濟有效的本土方式管理不同人群和文化中的心理健康問題。特別地，使用計算機為媒介的干預措施，從傳統的「錯誤糾正」式轉型為「基於優點」的干預措施，以及新型和替代性成分整合療法，乃是工作場所干預的三個新方向。

結語

在這項調查中，研究人員首次對亞洲工作場所進行了關於抑鬱症干預效果的量化分析，樣本量達到3325個。結果表明，工作場所干預對減輕亞洲勞動人員抑鬱癥狀有著顯著（中等）的積極作用。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所倡導的那樣，這種有效性可以證明，企業或機構增加對員工心理健康的投資是非常合理的。此外，研究還進一步確定了提高工作場所干預效果的幾個關鍵因素。除了傳統的認知行為干預之外，具有本土特性的替代性和新型干預以及具有互動元素的媒介干預在亞洲工作場所具有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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