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和孤本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舉足輕重

北大館藏紅樓善本 連國家主席都不能借

眾所周知，好讀書的人視書本為生命，善本與孤本都不會外借給別人的，有文人形象地說：「老婆可以借，唯獨書不能借！」1954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學借閱北大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紅樓夢》。田家英持介紹信來到北大校長辦公室要求借書。主席要的書，誰敢不給？副校長湯用彤親自打電話給館長向達，說毛澤東借書之事，沒想到竟被向達拒絕。向達的理由是：善本書不能借出，這是圖書館的規定。要用可以複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堂堂國家主席，竟然遭到圖書館館長的拒絕，足見善本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

善本都不能借給國家主席，那麼孤本就更不可能外借給一般人了！不過，紅學大師周汝昌先生卻有這樣的幸運，而借書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胡適！周汝昌生於1918年，比胡適小27歲，周汝昌穿開襠褲的時候，胡適早已名滿天下。但二人卻因《紅樓夢》而結緣。

周汝昌借《甲戌本》 胡適毫不遲疑答應

1947年秋，青年學生周汝昌受胡適的影響，也在研究《紅樓夢》。周汝昌在敦敏的《懋齋詩鈔》中發現了六首與曹雪芹有關的詩作，便根據這份資料寫出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一文，這篇文章發表在《天津民國日報》上，立刻引起了紅學界的廣泛關注，其中就有酷愛研究《紅樓夢》的胡適。胡適看到此文之後，對周汝昌的研究大加讚賞，胡適主動寫信給青年學生周汝昌，對其研究成果給予肯定，並對他進行了鼓勵。周汝昌接到胡適的信，興奮了好幾天，同時也堅定了他研究紅學的決心，在後來的研究過程中，他有什麼疑問，都會寫信給胡適，胡適也樂得指導後輩青年才俊，因此兩人書信往來比較多，也算是彼此認識了。

周汝昌與胡適交往不久，他也知道胡適珍藏了《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孤本，此書1980年在美國的紅學大會上公開露面時，與會者驚為奇珍異寶，1949年，胡適離開北平時，只攜帶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孤本，足見胡適對此書的愛惜和重視。

為了研究《紅樓夢》，周汝昌提出想借閱《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周汝昌本來就是一句玩笑話，並不指望胡適能夠借給他！然而，讓周汝昌沒有想到的，胡適竟然毫不遲疑地就答應了，用三層報紙包好，在報紙上用硃筆鄭重地寫上周汝昌的學校、宿舍及姓名，並委託孫楷第教授親自送給了周汝昌。

周汝昌接到書後十分感動，那三張包書的報紙，就讓他留了幾十年！

胡適借書從未遭拒絕 因他樂善好施的品行

文人借珍貴的書比較難，就連魯迅先生曾經也遭遇借不到書的尷尬，唯獨胡適晚年頗為得意地說，我一生向人借書從來沒遭過拒絕。胡適為何能借到珍貴的書？從他借《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孤本給周汝昌來看，還是與他樂善好施的品行相關。

胡適借孤本，讓我想起了紀曉嵐筆下的一個故事：有個叫馮樹柟的人，粗通文墨，還算有點本事。但是，他流落在京城十幾年，一直不得志。每次遇到機緣，最後總是落空了。他去懇請人幫忙，人家口頭上答應得蠻好，實際上卻置之不理。生活上的窮困潦倒、心理上的壓抑苦悶，逼得他到呂洞賓的廟裡去求夢，祈求仙人能在夢中對他的命運給予啟示與引導。那一天夜裡，他夢見有個人對他說：「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艱難、人情的冷漠。其實，你這一生的命運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恨又有什麼用？你上輩子喜歡以虛偽的言辭博得忠厚長者的好名聲。遇有善舉好事，你明知道該事不可能辦成，卻極力慫恿他人去做，以使人感謝你的贊成與倡導。遇有惡人犯法，你明明知道他的罪行不可饒恕，卻再三為他申辯，以使人感謝你的拯救之恩。你的這些做法，雖然談不上對別人有什麼好處或壞處，但是，充好人讓人感恩的都落在你身上，而把怨仇憤恨全歸結到別人身上。你的機巧奸詐也太過分了！」那馮樹聃，最終落得個饑寒交迫貧病而死。

法國十九世紀作家大仲馬在他的小說《Les Trois Mousquetaires》里寫了這麼一段話：「One for all，all for one」。中國的翻譯家把翻譯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胡適借書的經歷就是「One for all，all for one」的最好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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