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傳宋本《孔子家語》源流考略
王廣謀「句解」本《孔子家語》雖自元中葉以來流傳甚廣，但宋本王肅注《家語》也並未失傳，且王廣謀本亦是王肅注本之衍生，學者以王廣謀本當「今本」實辨之不察。劉氏玉海堂本與汲古閣刊本雖同出毛氏舊藏，但亦不盡相同：劉本前半多將後人之校語或按語誤成王肅注文，而汲古閣刊本則多有據他書校改正文者。黃魯曾刊本雖偶有殘缺，但其源出甚早，版本學特徵也較純粹，故佳處往往出諸本上。
晚近以來，由於出土文獻的陸續發現，向稱「偽書」的《孔子家語》重獲重視，研究漸夥。但由於長期乏人關注，現在當我們重新面對此書時，一些最基本的問題可能亟須弄清：此書之「善本」何在？今之傳本又如何承傳而來？本文試圖對現今《家語》一書的版本傳承線索作一簡要梳理，希望能對我們利用現有的《家語》傳本有所借鑒。
今之《孔子家語》傳本，多號稱源自「宋本」，此說是否有據，尚俟深究。不過，這其中元王廣謀本倒是個例外。廣謀其人事迹不詳，但其注《家語》自元代中期以來卻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來，由於宋本王肅注《家語》十卷流傳極稀，學者甚至以為王肅注《家語》十卷世間已無存，轉而把王廣謀本當成今本，似乎廣謀本是橫向上獨立於王肅本之外的別一傳本。持這一看法的甚至包括了許多知名的學者，時間則自明代前期直至晚清，甚至現代，可見為害非淺，因此需要著意一辨。
學者有上述誤判，除了宋本流傳極稀少外，主要還在於王廣謀之《孔子家語》「句解」本流傳極廣，公、私目錄書及時人著作對它都屢屢提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語》總目：自《相魯》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廣謀句解。」《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九，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一函三冊」，《千頃堂書目》：「王廣謀《孔子家語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經義考》載：「王氏(廣謀)《家語句解》三卷，存。馬思贊曰：其書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六卷、《素王記事》一卷，元王廣謀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書塾刊本，藏中央圖書館。」《販書偶記(附續編)》：「《新編孔子家語章句十卷》——魏王肅注。元劉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錄，卷一首頁第二行題『並依王肅注義詳為註解』等字。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雙行。兩截樓版式。上列評語音義。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書中有兩處半頁九行者，較覆宋刊本頗多不同。……其編次較他本殊異，如此書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劉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記。」可見王廣謀的這個本子流傳是很廣泛的，甚至在卷冊、書名上產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正因為此，明何孟春作《孔子家語注》時特別提到：「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因此可以說何氏是把王廣謀本誤會成「今本」的第一人。王鏊是見過王肅注《家語》的，但也認為「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也」，實際上也是承何氏之說，主王廣謀所刪為「今本」。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明黃魯曾之仿宋刻本及毛子晉訪得之宋本王肅注《家語》多有刊刻行世，但學者對「今本」的看法仍存在誤解。如清初陸隴其《松陽鈔存》云：「今《家語》元王廣謀所注本也。」陸氏甚至還對王鏊曾說見過王肅注《家語》一事表示懷疑。另外，姚際恆引何孟春之說，也從為「然則今世《家語》殆元王廣謀本也」。今亦有學者以敦煌本與今本比較，認為除文字異同外，今本並王肅注亦大加刪除，因此也說：「明代何孟春《家語序》雲『未必非(王)廣謀之庸妄，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元代王廣謀亦注有《家語》。」明顯也是以廣謀本當「今本」。
現今在王肅注《家語》有多種版本流行的情況下，再持廣謀本為「今本」之說，顯然是很不恰當的。從《販書偶記》所記看，既雲「並依王肅注義詳為句解」，則說明王廣謀注本其實亦是依王肅注而稍加敷演，實亦源出王肅注本，因此從橫向上說，它並非獨立於王肅注本之外的其他傳本。台灣金鎬先生曾詳考《家語》版本之源流，一則認為「魏晉以來，所流傳下來的本子，都是王肅注本」，但又感於元王廣謀本每與王肅注不同，且元明以來王廣謀本大為流行，遂將王廣謀本視為橫向上與王肅注本並列的別一系統：前後是矛盾的。其實王廣謀本不過系王肅注本之衍生，並不具有與王肅注本橫向並峙的版本學特質。廣謀本既是源出王肅注本，也間接說明王肅注本並未絕跡，不只元代如此，明初亦然。雖然何孟春注《家語》時感嘆王肅注未見，但我們看和他同時代的王鏊卻見到了，只能說明何氏之搜求尚有未逮。況且，王鏊得見王肅注《家語》是偶得於「書市」，此等際會也說明王注本並非什麼稀罕之物。如果說王鏊時代還不夠早的話，那麼明初宋濂《文憲集》曾提到《家語》之「孔子遭齊程子於郯」事，而查此事不見王廣謀節略之「句解」本，而今傳宋本皆有，說明宋氏所見非廣謀本，而應該是完整的王肅注本。實際上，王肅注十卷本雖然明代流傳極稀，但由於學者多方搜求，自嘉靖、隆慶後，王肅注《家語》之仿宋刻本已不稀見，甚至後來毛晉還能得大字宋本。而且，毛氏在所得大字本殘缺的情況下，還能用「別本」補之，這個「別本」顯然也不是節略得內容大減的王廣謀本，而應該是完整的王肅注本。周亮工《書影》還提到，在毛晉所得宋本之外，徐家亦藏有宋本，而且二者也間或不同。這些事實說明，在王廣謀本之外，王肅注本(包括宋刻和明仿宋刻)於明代的流傳鏈條也始終未斷。今傳王肅注諸本均承明而來，以唐、宋類書及註疏所引《家語》相比較，可以說基本可信，證明宋本王注《家語》雖命運多舛，但卻一直承傳不墜。四庫館臣所謂：「至崇禎末毛晉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禎以前明人無見舊本者。」顯然是疏於考證。當然，這種看法其實與各種序跋所見何孟春之感嘆、毛晉所述得書之幸並自張其本，可謂如出一轍。而前述以王注宋本亡，並將王廣謀本誤會成「今本」的錯誤認識正是因之而起。在沒有深考文獻流傳線索，亦未能詳列諸本以參稽彼此異同的情況下，學者僅通過序跋之類目錄學路徑而陳陳相因，並遽斷是非，不亦難乎？
現今所能見到的所謂「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統，分別為汲古閣刊本、同文書局所據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叢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雖說是三個系統，究其實可能只有兩個，因為玉海堂影宋本實際上就是據汲古閣舊藏，因此它與汲古閣刊本自然關係密切。不過，汲古閣刊本顯然是個經過校定的本子(今上海圖書館藏明汲古閣刻本，明屬「汲古閣校」)，故而它與毛氏舊藏的原本也不盡相同。再者，毛氏是兩次得宋本：第一次得之於「吳興賈人」，但這一次所得之本二卷十六頁以前皆已殘蝕無存；第二次得之於「惠山酒家」，但八至十卷亦殘缺無存，因前半完好，故毛氏依此本將二卷十六頁以前「倩善書者用宣紙補抄」，這樣「吳興賈人」本才勉強完整。這樣看來，為劉世珩所珍的所謂毛氏舊藏，實是拼合了兩個本子，版本屬性已不純粹。正因為是拼合二本所成，故而學者注意到該本前後差異很大，晚清大儒孫詒讓即云：「前二卷影寫宋本異同頗多，不甚可據。」玉海堂所據之毛氏舊藏業已亡失，我們只能通過同文書局所收之影宋本來考察其面貌。將同文書局本與汲古閣刊本對校可以發現，前者多出了很多注文，前人曾誤以為這些注文是宋本之舊，其實是辨之不察。今以四部叢刊所收明覆宋本校之，可以發現這些多出的所謂「注文」其實並非宋本王注，而是後人的按語、校語。如《家語·相魯》篇「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庫全書》所據毛氏汲古閣刊本「汶陽之田」下注云：「四邑：鄆、言雚、龜陰之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明黃魯曾仿宋刊本與之基本一致，但劉氏玉海堂本此處作：「四邑：鄆、言雚、龜陰也。汶陽在魯界。按《春秋傳》及《史記》：鄆、言雚、龜陰為三邑，今言雚亭、龜山及鄆皆在汶北，豈並汶而言之乎？」可以看出，劉本前半本來當系王注，而「春秋傳」以下，則當系按語，後人辨之不察，遂致王注與按語連貫而書，未加分別。如果以這樣的本子來校黃魯曾刊本，表面上似乎是黃本注文有脫漏，其實不然。劉本前面數篇此種情況可謂比比皆是，於此不能備舉。再如《儒行解》篇「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下，四庫及黃本均有王注作「隕獲，憂悶不安之貌」，而劉本獨作「隕獲，墜割也；一說憂悶不安之貌」。「墜割」之說，當非王注之舊，而「一說憂悶不安之貌」，明顯又是用類似四庫全書本及黃本來參校，其校語之跡，可謂昭昭明甚。劉本不僅多將按語混成王注，即王注亦有不若他本者。同是《相魯》篇「犧象不出門」下，四庫全書本及黃本注文作「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罇」，此處王注與《周禮·春官·司尊彝》賈公彥疏引王肅《禮器注》「為犧牛及象之形，鑿背以為尊，故謂之犧、象」，基本一致，今之學者多認為王氏此處「犧尊」之注能夠突破鄭氏從文獻到文獻的圈子，轉而以地下出土古物作證，遂成考據學之一段佳話。而此處劉本僅作「犧象，罇名」，味同嚼蠟，大失王注本意。又《家語·王言解》「田獵罩弋」下四庫全書本及黃本有王註：「罩，掩網；弋，繳射。」而劉本作「罩，魚籠；弋，繳射也。罩，陟教切」，《群書治要》本此處作：「罩，掩網也；弋，繳射也。」可證劉本之誤，不僅在於將「掩網」訛成「魚籠」，甚至還將後人的反切闌入。而汲古閣刊本在這些地方都與明覆宋本同，沒有這些按語或校語反倒是正確的。我們推測，其中校語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本載斧季跋文明云：「又借得小字宋本參校至六本篇，小字本作『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此本獨作『藥酒』，及讀《鹽鐵論》亦同，益證此本之善。」(筆者按，毛氏率爾以他書來校《家語》是不嚴謹的，今傳其他宋本及唐宋類書都作「良藥」不作「藥酒」，恰證明毛校之非，又說明即使是宋蜀原刻亦非盡善也)看來斧季對前面幾篇曾做過校勘(今同文書局所據之玉海堂本正作「藥酒」，良可證)。毛斧季作為汲古閣後人，對於這些按語及校語的性質自然是清楚的，因此汲古閣刊本並沒有把它們混成王注。就此而言，雖同為源出汲古閣，但汲古閣刊本的價值顯然要超過玉海堂影宋本，故而後來王國維在為日本寬永本《家語》所作跋語時也提到：「昔桐城蕭敬孚得此本，乃謂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歸貴池劉氏。」汲古閣校勘本在清代頗受重視，曾多有翻刻。清修四庫全書，其中《孔子家語》據四庫館臣云：「此本則毛晉所校勘」，明顯也是據汲古閣刊本。不過，四庫在收入汲古閣本時對其又有所校訂，這一點我們從《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書中就可以看出來。所以，今日學者如果要以汲古閣本為準做研究，四庫全書本顯然也並非理想的本子。
明覆宋刊本署「歲甲寅端陽望，吳時用書，黃周賢、金賢刻」，此為明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黃魯曾刊本，莫友芝說此本即《天祿琳琅後目》之宋刻本十卷，其實是明仿宋刻。就目前所知材料來看，此本是明代王注《家語》十卷最早行世且流傳至今者。據此本後所附黃魯曾之《孔子家語後序》云：「余頗惜王肅所注之少播於世，力求宋刻者而校讎之，僅得十七八。雖宋刻亦有訛謬者也。」看來此本系經黃氏校勘之本，其所據「宋刻」之來源則未明。黃氏在明代前期宋本王注《家語》流傳極稀的情況下，為搜求王注《家語》可以說付出巨大努力。將該本與汲古閣刊本互校，可以看出它確實不完整，有所脫漏、錯訛，尤其以此本後面為甚。比如最後一篇《曲禮公西赤問》之最後四章該本殘掉無存，該篇前面數章內容又誤入上篇，另外，像《七十二弟子解》等篇也有不少脫漏。正因為此，自毛氏汲古閣本出，學者多揚毛本(包括劉氏玉海堂本)而抑此本，其實失之草率。需要指出的是，此本後面之錯訛，可能系技術性的寫刻過程中之疏失，而並非其所據本即如此。比如清陳士珂撰《孔子家語疏證》，其所據底本當與黃魯曾本源出同一系統(末一篇最後四章亦殘掉無存)，但陳本卻並不存在後篇內容誤入上篇的情況，說明其所據本雖總體上與黃本同出一系，但局部甚或勝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黃本雖於後面局部略有瑕疵，但整體上還是頗可信據的，將其與汲古閣刊本比較也是大同小異，甚至有些地方黃本還要優於汲古閣本。孫詒讓曾校汲古閣本，有不少地方明確指出汲古閣本之誤，但我們看在這些地方黃本卻每每不誤，即是黃本價值的絕佳證明。所以，今天雖然汲古閣本(包括劉氏玉海堂本)大為流行，但此本仍然與之並行於世而終不能廢。
上面提到，汲古閣本系拼合二本而成，尤其是二卷十六頁以前系影抄「酒家本」足之。「酒家本」雖亦系大字本，但也未必就與「吳興賈人本」恰是一書，因此，其版本屬性已不純粹。另外，將汲古閣刊本與劉氏玉海堂影宋本二卷十六頁之前比較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文互有出入，正文也不盡相同，而正文汲古閣本倒是每每與黃本悉合。看來作為校定的本子，毛氏很可能用了黃本進行校勘，說明汲古閣本的版本屬性就更加複雜。還有更複雜者，我們發現汲古閣本每每存在以他書及唐代註疏引《家語》校改正文者。如今汲古閣本《家語·好生》篇云：「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劉氏玉海堂本與之同，但黃本無「入其邑」一句，何所為證？我們看《藝文類聚·卷二十一·人部五》引《家語》也是沒有此句，而且同書卷六十五《軍器部》再次引此章，同樣沒有此句，看來黃本所見當比前二本為優。又按，《家語》此章所載，又見於《詩·綿》毛傳，而毛傳所載與前二本同，亦有此一句。看來汲古閣本、劉本所見，當系據毛傳妄改，原貌當即如黃本及《藝文類聚》所引。且孔穎達之《詩·綿》「正義」也說《家語》所載「與毛傳小異大同」，這「小異」的存在，說明孔氏所見之《家語》很可能亦與《藝文類聚》一致，而汲古閣、劉本參考毛傳而妄改，可成定案矣。又，汲古閣本《家語·正論解》「招虞人以弓，不進」，劉氏玉海堂本同，但黃本「弓」作「旌」。宋楊簡《先聖大訓》卷三云：「《孟子》及《孔子家語》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傳『旌』作『弓』。」楊氏所見自當屬「宋本」，而汲古閣、劉本雖以「宋本」相標榜，此處卻與《左傳》同，說明其已不復「宋本」原貌，此處「旌」作「弓」，又說明它們據他書妄改《家語》正文(二本下文之「旃」，顯然是「旌」之形訛，又說明改之未盡也)。比較而言，倒是黃本更忠實於宋本原貌。前人曾說，明人喜刻書而善本亡，以上述汲古閣及劉本據他書將「宋本」改得面目全非看，此論不能不說切中肯綮。所以，如果說縱向上王肅注《家語》的流傳鏈條始終未斷、迤邐至今，終是幸事的話，但王注本橫向上並陳的幾大版本，能夠擁有較為純粹的版本屬性的可能只有黃本。劉氏玉海堂本事涉拼湊和按語混入，而汲古閣刊本則後人校改之處又多。要之，今之治《家語》者，絕不能唯某一版本是從，而必須於眾本間折中去取，必要時還要參考唐宋註疏及類書中所引以定是非，如此則離《家語》文本之原貌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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