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戰爭中的性暴力：施害者真的快樂嗎？

10月5日，萬丈矚目的諾貝爾獎落下了帷幕。人權組織評價說，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是多年來「最贊的」。

這一次的獲獎者分別為剛果（金）醫生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權活動家穆拉德，「反對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努力」是他們獲獎的共同原因。

「戰爭時期的性暴力」常被解釋為在武裝衝突、戰爭或武裝佔領期間，通常作為戰利品的，由戰鬥員實施的強姦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但有些時候，特別是在宗教衝突中，這種現象有著更廣泛的社會動機。戰爭時期的性暴力也包括輪姦和用異物進行強姦。這與在軍隊中實施的性騷擾和強姦不同。 戰爭時期的性暴力同樣包括女孩和婦女被佔領方強迫為娼和成為性奴隸的情況。」

戰爭中的性暴力並不僅僅限於女性，男性對男性實施的強姦其實也很普遍，而礙於社會各方面的原因，男性受害者其實會比女性更隱蔽。

還記得那些留下了童年陰影的抗日神劇嗎？

戰爭與性暴力似乎一直是已經如影隨影。這種「病態」行為，從古至今就有，從戰火點燃的那一天起，凡是有戰亂髮生的地方，就有性暴力在蔓延。女性也成為了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僅在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就犯下了2萬多起強姦案。

即便在當今，強姦在衝突地區仍然普遍存在。

攝影師Lynsey Addario鏡頭下的戰爭性暴力受害者

「戰爭中的性暴力」是一種支配幻想

為什麼戰爭中總是無法免除性暴力？僅僅只是因為士兵的性慾無處安放嗎？其實不然。戰爭中的性暴力也是一種支配幻想。

千百年來的男人一直受到「男人至上」的傳統思想的支配，在戰爭的特殊性環境下，這種惡劣思想被無節制地放大。

田村泰次郎是1940年11月田村被召集入伍的一名日本士兵，曾被分配到山西遼縣。他曾第一人稱記錄下了自己作為侵略軍的軍旅生活，其中在他1946年所作的《肉體的惡魔》中有極為露骨的描述：

「1942年八路軍女兵張澤民被俘，作為日軍士兵的我暗戀上了她，並誘惑其與自己發生了關係。在這過程中，我不僅滿足了性慾，同時又看到張苦惱於自己與侵略軍的這種關係，我卻因為讓張感到苦惱而感到無上的喜悅。」

田村的內心想像著有理性的女性由於肉體關係而被男性控制，男性則滿足於對女性的征服感，並由此而產生虛榮感。其次，把對女性的暴力看作是男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攻擊敵人並進行復仇的手段。田村在書中寫到:「你一夜之間從革命的鬥士轉變為叛徒。一個侵略軍的士兵和抗戰愛國的少女的肉體互相追求並結合在一起，這是多麼殘酷的諷刺啊!」

在他的表述中，強姦與其說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性慾，不如說是在摧毀女性的理性同時，讓他們感受到一種征服的優越感，並以此達到控制女性的目的。同時，在當時，這是一種進行權力鬥爭的道具，成為攻擊敵對政黨、進行報復的手段。從這角度看來，戰爭性暴力滿足了施害者「征服」的政治幻想。

在戰爭中，很容易把人們的意識這樣引導：所有人，包括婦女和兒童，都始終是敵人，因此交戰方有權利征服他們，包括對敵方實施性暴力。所以

在戰爭中，強姦女性甚至常常作為

當強姦女性變成衡量貢獻和成功的一種方式，

女性在這個過程中已被「物化」，男性可以無視她本身的思想和尊嚴，而享受這種非對等關係帶來的快感，這本身就是一種女性人權的一種無情踐踏。

而

戰爭時的性暴力也被定義為有「種族屠殺」的意義，基於

女性在人類繁衍過程中有不可代替的意義，男性

對於女性殘害，

事實上也在

殘害人類的未來。

性暴力的施害者受到了怎樣的心靈衝擊?他們真的快樂嗎？

戰後，田村曾寫道:

「日軍對村民們令人毛骨悚然的作為，這在我長達七年的戰場生活中見到過好多場面……我正因為從那一凄慘的場面活了過來，所以即使在戰後十年的現在，即使再次叫喚要挽回民族優越的自信，但對於我來說已經根本沒有那種心情。我不再相信作為日本人之一的自我本身，同時也無法輕易地相信人類全體。對於日本人不相信的念頭恐怕貫通我的生涯也不會改變了吧。」

侵略者們在戰爭環境下做出違背人性野獸般行為之後，當他們回歸現實生活時，對自己的民族包括對人類產生的不信任感也深深烙印在了心裡,他們也難以重啟對生活的信心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戰爭中從來就沒有勝利者，人類都將為他們的罪行食下惡果。

戰爭性暴力的「後遺症」

從戰爭性暴力的泥潭中走出的人們，他們面臨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破壞和創傷，並且他們也面臨著很高的心理問題風險，這種心理問題包括了焦慮,恥辱,自我厭惡等，並且他們將難以再重建一段正常的親密關係，這種危害有時甚至是致命的。

同時她們很可能還會遭到社會的二次傷害。受過敵方傷害的她們，很可能還會遭受周圍人的一些敵意，比如：遭受身邊的人異樣的眼光，可能被家庭和丈夫拋棄，被一個村莊或者社區歧視，往後餘生她們可能都活在被虐待之後給她們帶來的陰影之中。

而這種長期危害常常被掩蓋，其嚴重後果經常被低估。由於社會文化風俗等原因，受暴者常被覺得是不潔的，性暴力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庭乃而言都成了一個難於啟齒的話題。由於擔心招來更多的詆毀和排斥，致使更多受害者選擇沉默，施害者的罪行也難以浮出水面。

而在戰爭中，這種「後遺症」也常常延續到她們的下一代，特別是因強姦而出生的孩子，他們無法確認自己的生父，作為是無辜的戰爭下的產物，生活中可能被當成異類，他們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都備受影響。

甚至有的母親也本身也難以接受這個孩子，這些孩子彷彿她們是受辱的陰影；加上戰爭時經濟困難，很多孩子也難逃被拋棄的厄運。

然而這些孩子是無辜的，被侵犯的人也是無辜的，原本已經受創的他們為什麼還要承受更多無端的傷害？為什麼遭受戰時強姦會被看成一種屈辱？為什麼性暴力的受害者常常要承受社會眼光帶來的二次暴力？

在這場二次暴力裡面，社會上的無論男女都是脫不了責任的共犯。間接暴力，難道不也是一種暴力嗎？有時候人們作為潛在的受害者，同時也曾擔任了一個加害者的角色。

2014年安吉麗娜朱莉「反對戰爭衝突中性暴力」峰會上致辭，強調「性暴力的倖存者不應該感到恥辱，應該感到恥辱的是施暴者」

隨著國際人權保護制度的發展，世界上的人們普遍認識到性侵犯這種作戰手段人類深遠的危害，這種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也被各大國際法律立為戰爭罪項下的一個分罪名。

但僅僅有法律的保護是遠遠不夠的，戰爭中的性暴力，是需要整個人類承認的罪行。

而消除性暴力的「後遺症」和消除性暴力一樣，任重而道遠；讓戰後倖存者們在社會過上有正常的生活，需要每個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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