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後為什麼再無孔子｜深讀
原標題：孔子之後為什麼再無孔子｜深讀
哲學趣談
《孔子之後為什麼再無孔子》提要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被稱為「軸心時代」，與古希臘時期差不多並行。古希臘出現了三大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既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偉大的教育家。而在中國，也出了一個」聖人「（注意，不是哲學家），也搞教育。然而，前者還是演講大師，而後者卻一生從未發表過公開演講，留下的也是教條式的隻言片語，差別很大。中西方哲學和教育可以說同時輸在這條起跑線上。後世有人問：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再也出不了思想。其實，本文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或答案。
學術演講是傳播學術思想的重要方式，一次好的學術演講不僅有助於學者擴大影響力，而且也能夠激發民眾思考的興趣，然而，自稱「述而不作」的孔子一生卻沒有發表過公開演講，這令人頗為好奇。
有人說，杏壇不就是孔子講學的地方嗎？
非也。杏壇的出處見於《莊子·漁父》：「孔子游於緇幃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依司馬彪的注釋，杏壇只是指「澤中高處也」。天聖二年（1024年）孔子45代孫孔道輔監修孔廟時，在正殿舊址「除地為壇，環植以杏，名曰杏壇」，是為紀念孔子而設，挪用了莊子寓言中的名字。
遙想當年，孔子在鄭國與弟子走散了，立於鄭之都城東門，「累累若喪家之狗」，然而，孔子卻沒有想過當場做一次公開演講，既宣講自己的思想主張，又方便弟子找到他呢？
孔子遊走列國，三過衛國，而衛靈公不用，以至於孔子喟然嘆曰：「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倘若他能做一回公開演講，說不定可以打動靈公而用他，然而他沒有。
一路上，孔子總怪人家不理解他，有一回葉公向子路打聽孔子，子路不語，孔子質問他：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呢。有一回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都聽出了他的心思：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與其自個兒擊磬解悶，為何不搞一場公開的學術演講，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呢？
不僅孔子在魯國當政期間，沒有發表過任何公開演講，就是出走魯國十四年，也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公開學術演說。
孔子為什麼不發表公開的學術演說？在孔子之前，公開演說並不少見，《尚書》中基本是誓、命、訓、誥一類的演說，或者稱「講話體」，如《盤庚》3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演說，語氣堅定、果斷，算是典型的「演說」。
這與《論語》完全不同。後人稱《論語》「語錄體」散文，也是很搞笑的，其實就是「講話體」。
後世將《論語》其作者置於孔子名下，不僅不嚴肅，而且也不恰當，如書中除了「子曰」外，還雜有大量的「有子曰」、曾子曰、子夏曰、子貢曰、子游曰、孔子曰、子張曰，這些都歸入孔子的思想，顯然是不妥的。其他如《鄉黨》篇等，基本不是語錄，而是記載孔子的容貌行為等生活規矩。
再說「子曰」，這種模式就很可疑，如果稱孔子為《論語》的作者，那麼就不會用「子曰」，就好比，市長寫的文章里出現「市長說」，這好像不大可能吧。如果將《論語》的作者歸為其他人，那麼，也只能是雜編。就好像一篇文章里出現「市長說」、「李市長說」「張市長說」，顯然「市長」是一把手，其他帶有姓氏的市長只不過是副市長的省略。《論語》這本書宋以後的很多人視若珍寶，其實很滑稽。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與千里之外的古希臘時期相當，可是稍懂一點西方哲學的讀者都知道，二者的差別太大了。
公元前399年，有西方孔子之稱的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發表了名篇《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講》，洋洋萬言，給世上呈現出一個堅持真理的哲人形象。
其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同樣也是教育家，與其師蘇格拉底等一起離開雅典到外地遊學12年，其著作《對話錄》迥異於《論語》，四十歲時創柏拉圖學院，存世900多年，重視邏輯哲學、理性訓練，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術、幾何、天文、辯證法，支配西方中高等教育1500多年。
巧合的是孔子這一派也有「孔門四科」：一是《論語·述而》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般的理解是，文指文獻知識；行指道德實踐；忠是指處世，以忠待人；信是指言語，言而有信。二是《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對比一下柏拉圖的「四科」，差距立見：文法和修辭（邏輯）是研究哲學的基礎；算術可以鍛煉人的分析與思考能力：幾何、天文，對於航海、行軍作戰、觀測氣候、探索宇宙意義重大；音樂可以培養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也於公元前335年在雅典辦了一所叫呂克昂的學校，形成逍遙學派。他被恩格斯稱為古代的黑格爾。
上述「希臘三賢」都以雄辯的演講大師著稱，柏拉圖很重視演講技巧，亞里士多德的演講理論還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中國古代歷史上辯士也不少，張儀、蘇秦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六國，諸葛亮於東吳舌戰群儒，大家印象深刻，但是幾乎沒有出現演說家，更少有學術演講。中西方哲學與教育，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演說需要有辯才，但辯才不一定就是演說家。不僅戰國縱橫家中沒有出現演說和演說家，就是秦漢至清代幾千年間，也很難發現演說家，更難得一見公開的學術演講。是不是中國的土地上不喜歡學術演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南宋時朱熹、張栻兩位大儒於嶽麓書院設壇講學，成為學術史上享有盛譽的「朱張會講」。期間有學術闡釋，有詰難辯論，有思想碰撞。深受歡迎，「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張二人還稱不上是演說家，因此，二人演講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被記錄下來，若是雄辨之士，其講學肯定更為精彩。
縱觀《論語》，發現不出孔子的辨才，也不能據此斷定其無辨才。因為《論語》基本上是孔子斬釘截鐵的「斷語」，既少對話，更無演說，基本上是孔子對弟子高高在上的「教誨」，不容置疑的訓示或講話，或對權貴的答問。在孔子面前，對方根本沒有辯論的可能或權力。這些剝離了當時的語言環境的話語，就成為後世反覆引用的「名言聖諭」。而在西方，「蘇格拉底方法」（即問答法）至今還是重要的教學方法。
孔子為什麼不公開演講，與其自己的定位和處境關係重大。就定位而言，孔子從來沒有想過做思想家，他是一心想從政的，哪怕給他一個像中牟、費那樣小到不能再小的地盤，他都想一展其理想抱負。就處境而言，孔子是遭遇到一連串不被用的失敗後，才授徒講學的。這與古希臘三賢旨在傳播學術文化思想而辦學完全不同。
孔子自己並沒有想做教育家。就教育而言，孔子一開始是將其教育定位為培養從政的人才，「學而優則仕」，也即如何治天下，幫助他實現未竟之業。他所謂的君子小人之辨，也是就從政者這個範圍而言的。
因此，孔子需要的是「聽話」的弟子。舉個例子，《史記》中記載，孔子受困於蔡國之野，絕糧，隨從者大多生病。孔子也沒有給大家公開講學，而是「講誦弦歌不衰」。圍繞著詩經中一句詩「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孔子發出「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的感嘆，先後召子路、子貢、顏回三個弟子入室發問。
先是子路入見。子路認為，人之不信，因為沒有達到仁的境界；人之不行，因為沒有達到知的境界。孔子不同意，假如仁者必信，哪裡會有伯夷叔齊？假如知者必行，哪裡會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子貢認為，孔子之道太大了，天下容不下，不如稍微降低一些。
孔子不滿意，良農善於種莊稼，卻未必能保證有好收成，良工擅長技藝，卻未能必迎合所有人。你不修道卻只追求被人接納，志趣不高啊。
子貢出，顏回入見。顏回認為，思想不被採納有何問題，正是不被接納才見出君子本色，道不修，丑在我；道大修而不被用，是當政者之丑。
孔子對顏回的解釋非常滿意：好孩子，將來你發達了，我給你當管家。
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喜歡顏回這種能夠理解他內心，並且幫他疏解心裡困惑的弟子，對質疑他的弟子不感冒。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三代師生都成為哲學家相比，孔門弟子中再也沒有出現能夠與之比肩的學者，也就不難想像了。孔子「做管家」的小目標與希臘哲人的「理想國」這一大目標相比，自不待言。
孔子反對「巧言令色」，柏拉圖也反對智者的巧辯。但二者懸隔也很大，前者不講邏輯，後者反對的恰恰是不講邏輯的辯論。《論語》中完全看不出什麼邏輯關係，連基本的辯證法都沒有。
離開了文法、修辭等基本的哲學思辨邏輯訓練，孔子自然也就沒有能力發表公開演講。與孔子同時並非沒有對手，如年長他的老子，齊國的晏子，魯國的少正卯等。老子，他向其拜師；孔子三十歲那年，晏子隨齊景公到魯國訪問過，五年後， 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景公問政於孔子後，「欲以尼溪田封孔子」，遭到晏子的反對，以「不可以為下」、「不可以為俗」、「不可以為國」這「三不可」將孔子批駁得一無是處，然而，奇怪的是孔子竟然沒有反駁，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少正卯在做魯國大夫之前也和孔子一樣招徒授學，多次挖了孔子牆腳，很多弟子紛紛投奔他而去，應該算是孔子強勁的競爭對手。但是，孔子於魯定公十四年擔任大司寇（司法部長），代理宰相後，上任才七日，就將少正卯誅殺，並且曝屍三日。子貢等人質疑，孔子回答，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五惡：「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其實說起來，五惡並沒有違法的實行，不過是被孔子指認為品行不好，有著惑眾造反的能力而已，就是後世的「莫須有」。其中所謂「言偽而辯」（可以理解為講述道理透徹深刻，也可以理解為強辭奪理善於狡辯）恰恰是孔子所匱乏的能力。
孔子開了一個不好的頭，也給自己挖下了一個坑。儘管孟子、荀子好辯、善辨，但都沒有發表過公開演講。後來五種人被韓非子視為五蠹：學者(指戰國末期的儒家)，言談者(指縱橫家)，帶劍者(指遊俠)，患御者(指依附貴族私門的人)，工商之民，儒者被排在首位。
此後，《韓詩外傳》提醒君子要小心躲避三種鋒利的東西：武士的鋒端、文士的筆端、辯士的舌端。東漢王充說天下有四毒，除美酒、蜂蜜、美女外，辯士是其中之一。在這種強烈的反辯士的文化氛圍里，基本就沒有演講、對話、辯難的市場，古代中國絕少出現演說家，也就不難理解了。
後來，很多人有個疑問，為什麼在中國，孔子之後再無孔子？《史記》《論語》都記載有這樣一件事，久已被人所忽視：魯國司馬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是的，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中國人說：吾愛吾師，吾師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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