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為人類帶來了什麼？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者=黃裕生

來源=《站在未來的立場上》

近四百年來，是人類打破地理分隔而走向全球化的歷史時段。這個過程是由歐洲啟動的，也是由歐洲推動的，並且也是由歐洲引導的。所以，全球化雖然是各大洲的交會與碰撞，但是從一開始就帶著濃重的歐洲色彩。那麼，這個歐洲色彩的主色調是什麼？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作是人類不同族群從「四面八方」走向了「世界」，那麼，我們真正問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歐洲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歐洲給世界帶來的是珍貴的禮物，還是致命的毒藥？這類問題從全球化開始就伴隨著全人類，並且在思想者那裡一再被提起。旅法學者陳彥博士新作《民主與烏托邦》毫無疑問就會再次在人們心裡引發這類問題。

實際上，這類問題既是歐洲自己不得不一再反思的問題，更是所有其他大陸族群首先面臨的問題。作為一個具有本原性文化的大陸，中國的近代史就開始於追問：我們被迫遭遇到的歐洲究竟攜帶著什麼？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觀念下的洋務運動，再從「戊戌維新」到「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直至三十年前的市場經濟改革與今天思想界對自由、人權的全方位思考，其實都是這一追問的延續與深化。而這一追問的深化既是對歐洲認識的深化，也是我們自我認識的深化。換言之，我們在深入歐洲的同時，深入了我們自己。這部作品裡有一篇作者與另一個旅法學者、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對話，在這篇對話里，程先生提到了一個非常有見證意義的觀點：一個人正是在與他者進行最高度的交流時，他身上最優良的部分也才發揮出來；同樣，當我們進入另一個文化的最深處時，我們也必定能夠回到自己文化最優良的部分。

從近代遭遇歐洲開始，就一再有人強烈擔心中國在接觸、了解、學習歐洲的過程中會失去自己的文化精髓，甚至失去自己的靈魂，所以，總有一些「愛國人士」以「中國魂」守護者自居而樹立各種文化敵人，好像中國有一種封閉的、無需與異域文化交往的傳統文化。實際上，中國從來就沒有這樣一種封閉的文化。如果有，那麼它一定早已經消亡。因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本原性的文化，而本原文化作為對絕對性本原的一種覺悟和守護的文化，它恰恰永遠是一種開放性的文化，因為作為絕對的源頭，本原本身包含著一切可能性而敞開著一切可能性。正因為如此，中國文化才具有力量穿越千年歲月而開闢出了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歷史。它不僅化解了邊疆無數強悍的民族，而且化解了具有高度思想力的佛教的挑戰，還教化了整個東亞世界，而近代以來更以高超的思想力回應著歐洲的到來。中國的歷史在根本上就是中國文化自我展開、自我豐富與自我深化的歷史，同時也是與異域文化不斷接觸與交融的歷史。正如中國思想曾通過與佛教的碰撞和融合而達到了一個新的深度一樣，通過深入文化歐洲的深處，中國文化不僅不會失去自己，倒恰恰必定會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因為我們無法想像，只有中國有聖人，而歐洲或其他地方沒有聖人；我們更無法想像，與西方聖人對話，我們竟會失去了靈魂。我倒更願意相信，與越多聖人的交流，我們的靈魂將因獲得更高的提升而越健全與越自主。因為不管是何方聖人，聖人之為聖人，就在於他的偉大心靈能光照人類靈魂的最深處，能夠光照每個心靈的最高點。所以，直面西方聖人，深入歐洲深處，只會使每個中國人在靈魂深處更成為他自己，使中國文化在高度上回到它更優良的傳統。實際上，面對他者與異域，只有膚淺的靈魂才會害怕失去自己，也只有沒有深度的文化才會害怕失去傳統。

《站在未來的立場上》

黃裕生/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4年3月

即使是不同宗教之間的相遇而需要判教，在今天，也不可能以把其他宗教判定為謬誤與敵人這種方式來進行。以獨斷方式判教而把其他一切宗教拒之對話門外的宗教都不可能真正把自己維持下去，因為在人類從四面八方走向世界的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心靈和理性要求所有真理都必須在對話中呈現自己的真理性何在。換言之，只有在與其他宗教的對話中，判教才是有意義的。

其實，這部著作的作者與程抱一先生就是大膽走進歐洲深處的案例，他們以各自傑出的成就見證著通過深入歐洲傳統而深入中國傳統的道路，見證著通過走進歐洲文化深處而升華自己靈魂、深化自己心靈的道路。實際上，近代以來，具有這種見證意義的個案並不鮮見。從嚴復、胡適到牟宗三都是典型的範例。

那麼，歐洲深處究竟有什麼？毫無疑問，歐洲曾帶給世界殖民與戰爭。如果說一切戰爭與殖民都是出於追求特殊利益與特殊優越而言，那麼，歐洲曾給世界帶來的就是特殊性事物——特殊主義觀念與特殊價值觀。但是，這並非歐洲帶給世界的全部，我們甚至要說，這並非歐洲給世界帶來的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歐洲還給世界帶來了普遍性事物，那就是普遍主義原則與普遍價值觀，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自由、民主與科學。這也是歐洲深處最基本的東西。如果有人以為這是老調重彈，那麼，我要說，他一定壓根還不知道自由、民主與科學究竟是什麼！

雖然科學實際上是有界限的，但是，在這個界限內，科學的普遍性是無庸置疑的。所以，今天很少會有人質疑或否定科學知識的普遍性。但是，對於自由與民主是否具有普遍性，卻仍有人（在個別地方甚至是大部分人）持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被歐洲殖民的國家或地區據以反抗與擺脫殖民統治的旗幟和理由恰恰是來自基於自由的相關理念，諸如關於個體擁有平等的尊嚴與權利，以及主權在民、民族自決等普世性思想。否則，人們憑什麼理由反抗殖民壓迫與外來統治？又憑什麼理由尋求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實際上，近代發生於各大洲的反殖民鬥爭與民族解放運動無不以產生於歐洲的普世價值為旗幟。正是拿起了產生於歐洲的權利思想，各大洲才最終突破了歐洲的殖民統治。

這裡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關於自由、權利與民主的思想雖然首先產生於歐洲，但是，歐洲首先也只是在各自國家範圍內緩慢地實踐這些思想，而並沒有同時把它們當作全球性的普遍原則來遵循與踐行，否則也就不會有殖民統治與販賣黑奴這類充滿血淚與罪惡的歷史。倒是基於這些思想的反殖民運動反過促使了歐洲逐漸自覺地把這些思想當作看待與處理全球關係的普遍原則，並因此加速了殖民時代的結束。

在這個意義上，殖民時代的終結既與各大洲被殖民者的反抗和鬥爭相關，也與歐洲殖民者在政治理性上走向成熟也即走向普遍價值原則相關。作者有篇題為《殖民歷史與集體記憶——法阿殖民史反思》的文章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直接的歷史印證：1962年法國戴高樂政權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簽署了停火協議，結束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132年的殖民統治；不過，這並非因為法國在軍事上的失敗而不得不退出阿爾及利亞，而是「當時戴高樂政府作出的……順應世界大勢的政治選擇」。什麼世界大勢呢？基於自由的人權原則、平等原則、主權在民原則、政治民主化原則成了越來越多國家處理國內與國際問題的法則，簡單說，基於自由的那些原則越來越成為全球性的普遍法則。這就是世界大勢！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曾謂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大勢！

正如近代各種偉大的科學發現產生於歐洲一樣，有關自由的思想以及基於自由之上的那些普遍原則是由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家確立的。不同的是，重大的科學發現大都很快被用來改造這個世界，但是，那些由啟蒙思想家確立起來的自由原則卻需要經過多個世紀的曲折才在實踐中逐漸得到遵循與踐履。不過，正如各種科學知識具有普遍性，因此雖然人們可以違背它，卻必定會付出代價一樣，啟蒙思想家以科學方式確立起來的自由思想與自由原則也同樣具有普遍性，因此，哪裡遵循並踐履這些原則，那裡就必定是一個更公平、更正義、更光輝的國度，相反，哪裡拒斥乃至違背這些原則，那裡就必定要付出不得不忍受一個充滿不公、不義的腐化社會的沉重代價——這是近代之前人類幾千年來一直付出的代價。如果說一個國度有古代與現（近）代之分的話，那麼這個時代分界線不在具體的某一年，而在這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領域裡是否開始遵循並貫徹這些自由原則。在這個意義，我們把這些自由原則看作是國家的現代性原則。

實際上，一個國家或民族，只有當它通過自己的學者精英在思想上確立起那些普遍的自由原則時，它才有可能自覺地在實踐中遵循並踐履這些現代性原則。而當一個國家一旦自覺地踐履這些自由原則，那麼它將不僅以這些原則作為處理國內與國際事務的普遍法則，而且也將以這些原則作為理解和反思自己的歷史與行為的基準。德國與法國在二戰之後之所以能夠各自對自己歷史上的黑暗和不光彩行為作出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檢討，它們之所以有勇氣直面自己歷史上的污點並向受害者作出真誠的道歉，不是因為別的，只因為那些自由原則不僅已被它們的知識精英們確立起來，而且已成了它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努力要自覺地加以遵循與維護的原則。根據陳彥先生在《承擔歷史黑暗與民族心靈叩問》一文介紹，法國在二戰的貝當政權期間，曾主動在全國搜捕猶太人，把七萬六千名猶太人押送到德國納粹集中營。對於這一不光彩的歷史，法國經歷了迴避、承認到反思自醒的過程。1995年時任法國總統的希拉克宣布了法國作為一個國家在這一事件上負有的責任。他表示：「法蘭西，啟蒙思想的祖國，人權的誕生地，……在那個時候卻犯下了不可挽回的罪行。她違背了諾言，將那些受其保護的人送交給了劊子手。我們對他們欠下了永遠不可償還的罪責。……承認國家也犯過錯誤，不遮掩我們歷史上的如何黑暗，不是別的，僅僅是為了維護人之理念，人之自由，人之尊嚴。」

這是多麼鏗鏘有力的反思，又是多麼令人感動的檢討！然而，如果沒關於人之自由的理念的確立，如果沒有關於人之尊嚴的自我覺醒，因而如果沒有自覺地把那些自由原則當作人類普遍的實踐原則來維護與貫徹，那麼，如何會有這樣的反思與檢討呢？比照今日之日本以及東亞世界，這一點不就更顯而易了嗎？

的確，其他大陸曾經利用基於自由的那些現代性原則來反抗與擺脫歐洲的殖民統治，但是，這些原則卻沒有在這些地方的思想文化中被確立起來，簡單說，這些地方沒有經過思想啟蒙的洗禮。因此，在亞非拉國家的社會政治實踐中通常是以功利主義態度來對待和理解這些自由原則，以至這些原則或者成了只是宣傳與動員的旗幟，或者成了可以隨意加以解釋的概念（如民主竟成為一個與法制或集中相對應的概念），甚至成了自欺欺人的幌子。所以，這些現代性的自由原則並沒有隨著這些地方的國家獲得獨立而被自覺地遵循與踐履，更沒有成為這些國家理解與審視自己歷史的道義原則。

在東亞世界，特別是在日本，情況尤其如此。在美國的佔領與主導下，日本雖然建立起了現代民主的社會政治框架，但是，作為現代民主之精神基礎的自由理念以及那些現代性的自由原則迄今仍未在它的思想文化中得到真正的確立與自覺，所以，日本迄今仍然完全是以國家利益去肢解和利用普世價值和自由原則，而不是以它們去理解和規定國家利益。對於這樣的日本，世人如何能期待它在政治實踐中能自覺地去遵循與貫徹自由原則？又如何能期待它能夠像德法那樣把這些自由原則作為反思和審視自己歷史的道義原則？

近代以來，日本雖然在科學技術上直追歐美，但是在思想文化里，在靈魂深處，日本遠沒有真正確立起普遍的自由理念與現代性原則，遠沒有對人的絕對尊嚴與普遍權利的覺醒，簡單說，遠沒有深度的啟蒙思想，所以日本人迄今仍以自己對東亞的擴張行為與殖民統治為榮。也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會把侵入中國說成「進入」中國，會把強征東亞女性為日軍提供性服務說成為東亞女性提供工作機會，而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甚至認為「侵略迄今在國際社會沒有定義」，「殖民不等於侵略」，「到靖國神社祭拜英靈是日本人的自由」等等。試想，如果真正懂得並承認主權是基於不可侵犯的民權，還會把自己國家軍隊肆無忌憚地開入另一個國家說成是「進入」而不是「侵入」嗎？還會出現一個國家的政府首腦竟會認為「侵略」迄今沒定義這樣的笑話與妄論嗎？如果真正懂得並承認人的尊嚴就在於其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與權利，還會振振有詞地把在刀槍下被迫提供性服務說成是工作嗎？如果懂得人類的真正自由要以尊重和維護他人同樣的自由與權利為界限，否則就是否定人類的自由本身，那麼，還會把那些曾經殘酷地踐踏東亞人民的自由與生命的甲級戰犯當作英靈來祭拜嗎？允許日本人祭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無異於允許德國人立祠祭拜希特勒。歐洲允許德國人這樣做嗎？世人允許嗎？為什麼不能允許？因為祭拜希特勒與祭拜日本甲級戰犯一樣，表明祭拜者毫無反思地認同被祭拜者的暴行，甚至以之為榮，表明祭拜者不僅無視希特勒與日本甲級戰犯對人類的自由、尊嚴與生命的嚴重踐踏，甚至認同他們對人類的這種犯罪。對於這樣的祭拜者，世人如何能夠期待與之友好相處？

安倍上台之後，一再聲稱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應糾纏於歷史，而應面向未來。但是，人類的歷史與它的未來並非沒有關係，因為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直接影響到如何去理解和構建自己的未來。一個沒有道義勇氣去直面、反思自己的歷史罪行的日本，如何有能力以道義原則去擔當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可靠未來？一個不願意誠實地承認並反思自己的歷史錯誤的日本，如何能夠不在未來重犯一樣的錯誤？一個無視自己國家的歷史罪行的日本，也就是一個無視人類普世價值與普遍自由的日本，如果說這樣的日本還能談論與其他國家的未來，那麼這不是無知，就是自欺欺人。

這並不是說，在啟蒙與實踐上，東亞其他國家都做得比日本好。實際上，相比歐洲，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東亞國家，都還沒有在自己的思想文化中真正達到對自由、權利與尊嚴的普遍自覺，因此，東亞國家都未能在自己的社會政治實踐中自覺地遵循與維護那些基於自由和權利之上的現代性原則，更未能自覺地以這些原則去看待與反思自己的歷史。

人類總有相當一部分人經常生活在身腦分離狀態：身體雖然已進入了世界的新時代，而腦袋卻停留在舊時代。如果說近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那麼，這個新時代的根本標誌就是自由理念與權利原則在人類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覺悟與確立，並因而成了人類的一切行為與歷史的合法性根據。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和東亞世界就仍處在身腦分離的狀態，因為整個東亞世界還徘徊在基於自由與權利的新時代邊緣。那麼，東亞世界的出路在哪？

這個出路就在康德所說的「出口」——啟蒙。整個東亞世界都仍需要深度的思想啟蒙。而這個任務需要由中國來承擔，也只有中國能擔當起這個任務。因為整個東亞世界是由中國的思想文化教化出來的，因此，只有當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對自由與權利的深度自覺而完成徹底的深度啟蒙，並在社會政治實踐領域自覺地遵循與維護現代性原則，才能既在思想與價值觀方面，又能在實踐道義上贏得對日本的優越性，從而才能推動日本的反省與新生，並因此才能推動整個東亞結束身腦分離狀態而完整地走進由歐洲開闢的現代性世界。在這個基礎上，東亞才可能走向基於自由與民主的可靠未來。

這也是歐洲能帶給東亞與世界的禮物。不過，這個歐洲禮物不是現成的，它需要每個個人、每個民族在自己的思想深處完成光照與啟蒙才能得到。所以，這個歐洲禮物不在歐洲，也不在別處，而在每個人的身上，在每個民族的靈魂深處——這個禮物實際上就是自由。而人類一旦覺悟到自由，民主政治就是人類不可避免的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民主是歐洲禮物的一個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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