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圖兩代修書人妙手護國寶，讓破損古籍獲新生

「一代國手」八旬傳藝

朱振彬的老師是國圖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被譽為近現代古籍修復「一代國手」的張士達。張士達16歲來到北京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學徒。「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復以肄雅堂、肄文堂最為著名，當時京城修復高手均出自這兩家書店。」此後又曾在琉璃廠開設了「群玉齋」書店，1956年到來到國家圖書館前身——北京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

朱振彬介紹，許多文化名人與學者都曾慕名找張士達修復古籍，魯迅便是其中一位。「收藏古籍之外，魯迅還有一個愛好，就是親自修補、裝幀古籍並製作書套。由於這個愛好，魯迅在往琉璃廠購書之際與老師相識，不但向他請教修書事宜，而且還請先生為其修書。據老師講，找他修書的還有郭沫若、馮友蘭、鄭振鐸、李一氓等先生。」

1980年8月，朱振彬結束了學校的學習生活，來到北京圖書館工作。此時的北京圖書館古籍修復人才凋零，青黃不接。為此一些有識之士就想到了已經退休在江西休養的張士達先生，想請他來館為古籍修復培養人才。「當時，館裡選派了我和另外兩位年輕人拜先生為師，學習古籍修復技術。圖書館在前門大街外珠市口附近的香廠路國務院第六招待所找了一處房子，把八旬高齡的先生安頓下來，並要我們三人與他同住，一是向先生學習技藝，二是照顧先生的起居。至此，我開始了近三年與先生朝夕相處的學習生活。」朱振彬追憶，當時版本目錄學專家李致忠聽聞此事十分高興，特意在《北京晚報》上發布消息，對張士達八旬高齡仍帶徒授業表示敬意和祝賀。

在追隨張士達學習技藝的近三年時間裡，朱振彬感慨最深的就是張士達對待古籍修復精益求精的精神。比如，每一部書在修復前都有一道環節，就是配紙。張士達先生每一次配紙都需要一兩天時間，從補紙的紙性、顏色、薄厚直至簾紋寬窄都力求與原書一致。「先生常說：『看一部書修的好壞，不能看是否修復一新，要看是否古風猶在。』這一說法與古籍修復中的『整舊如舊』原則如出一轍。又比如，一部破爛不堪的古籍，書脊的上下兩角也往往由直角磨成圓角了。一些修復師在修復此類古籍時，往往在補破的同時隨手把兩個圓角也補了，使之由圓角變成直角。而先生則不這樣修，他總是把圓角還保留住，即使有的圓角出現了破損，先生也是把這部分破損的圓角補好後仍恢復成原樣。這與我們所推崇的古籍修復中不能消除其時間經歷的痕迹理念相吻合。正是因此，先生修的書仍保持著一種舊裝的『味道』。」

《敦煌遺書》一修20年

三年學成，朱振彬「出徒」面臨的第一個重大的修復項目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啟動的敦煌遺書的修復工程，至2013年項目基本完成，歷時超過20年。朱振彬說，這項工程的重大意義在於繼承了1949年開啟《趙城金藏》修復工程時提出的「整舊如舊」原則，創立了「搶救為主，治病為輔」的原則，並倡導了歐洲先進的「可逆性」、「最小干預」兩大修復原則。

在修復前，國圖的工作人員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敦煌遺書》修復狀況的調查，「目前，《敦煌遺書》在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都有散佚。而各國的修復方法都有不盡人意之處，如歐洲比較慣於採用絲網加固的方式，但由於絲網是動物蛋白，紙張是植物蛋白，而動物蛋白往往先於植物蛋白老化，因此絲網甚至會影響書頁的保存。而日本則傾向於使用中國傳統的托裱方式進行修復，這樣《敦煌遺書》許多背面的內容就被遮蓋，紙張的信息也無法進行研究了。」

朱振彬介紹，《敦煌遺書》共有1.6萬冊件，其大部分是公元5世紀到11世紀的文獻，跨度比較大，且保存狀況比較差。「學界曾有《敦煌遺書》『廢棄說』，有學者認為敦煌遺書本就是古代過度使用的書籍，由於宗教原因不能丟棄，於是全部放置在石窟內。雖然這只是一家之言，但可以說明它破損的嚴重程度。」

正是由於時間跨度寬廣、體量龐大、破損程度嚴重，在修復的過程中，文獻學家趙萬里的學生冀淑英先生提出了「搶救為主，治病為輔」的原則，其內容就是突出重點、先修復「病入膏肓」的書籍。「另外，在修復過程中，我們有意識地保留了前人修復的痕迹。比如，有許多破損之處，我們的古人用麻線縫合，這種方式雖然很原始，但是一段歷史的見證。」

修《永樂大典》發明「掏補法」

朱振彬指出，古籍的修復和保護既有悠久的歷史，也有時代的創新。說到悠久的歷史，我國的古籍保護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在中國最早的古籍——簡冊的時期，就有古籍保護的意識。那時的書籍，在記錄之前，有一個必要的步驟——『殺青』。也就是竹木加工完成後，需要把竹木在火上烤一烤，再進行書寫。這個步驟又叫『汗簡』，讓古籍『出出汗』，這樣水分沒有了，在保存時就不容易招蟲蛀。」

而說到修復技藝的創新，朱振彬則舉了國圖《永樂大典》修復的例子。《永樂大典》是明永樂一朝的大部頭皇家文獻，曾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正本已亡佚，殘存於世的是嘉靖副本。「明代原裝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東西更是罕見，《永樂大典》的散佚是由於火厄及戰亂，並不是被人看壞的，國家圖書館現藏的224冊《永樂大典》里有100多冊都是原裝文獻。傳世的明代刻本中很多裝幀都不是明代的，但《永樂大典》絕對沒有問題。」由於《永樂大典》的完整性，文獻修復組決定在修復時要保持裝幀原狀，不能像修復一般古籍一樣，將書脊拆開，把書頁分成單張修補。「如果把書拆開修復，書皮和書脊都會遭到破壞，想要復原就更困難了。」

在修復《永樂大典》時，國圖的修復師創造性地發明了「掏補法」，將補紙按照書頁破損形狀撕好，蘸上漿糊，伸進折頁中間，一點一點「掏」著修補。「本著『最小干預』的原則，我們保留著《永樂大典》原本的樣貌，雖然在平整度上稍遜，但卻散發著舊書獨特的味道。」 國慶前，「曠世宏編·文獻大成」 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在國家圖書館開展。展出的十二冊原件中，有四件為朱振彬所修；隔著玻璃，記者看到，十二冊真跡彰顯著皇家氣派，熠熠生輝。

朱振彬認為，如今古籍的修復是一個涉及化學、美學、版本學、印刷造紙等的綜合學科，而年輕的傳承者也擁有較前人更廣闊的途徑——培訓班、院校學科教育、傳習所等等，「可以說，跟我們當年比，如今的古籍修復，視野和前景更開闊了。」

師徒南圖再續一段緣

今年，朱振彬來到位於南京圖書館的國家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江蘇傳習所擔任導師。為什麼選擇在這裡「收徒」？朱振彬說，這和自己的老師頗有一番淵源。

1957年，文獻學家趙萬里為編《中國版刻圖錄》在全國重點圖書館搜集善本時，發現南京圖書館的「十大鎮館之寶」之一——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已破損不堪。於是，趙萬里與南圖協商，把此書帶回北京圖書館，請張士達對此書進行修復並配置了楠木書盒。修復完成後，在第一冊護葉中間寫有「一九五九年一月張士達裝」跋文。張士達曾回憶：「楠木盒是用原故宮造辦處的楠木料做的，而跋文是趙萬里先生為我寫的，寫好後由我自己粘貼上去的。」幾年前，朱振彬的同事出差到南京圖書館，回來後跟他說：「看到你的老師修的一部書。」」。從那時起，朱振彬就萌生了想親眼看看這部老師修復的珍貴古籍的想法。

今年借在南圖「收徒」的機緣，朱振彬圓了這個夢。「過去修復古籍，是不會留下修復者的痕迹的，也沒有修復檔案。就算是1949年開始修復的珍貴古籍《趙城金藏》，也只留下了一本簡略的『流水賬』。這部《蟠室老人文集》可以說是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留有修復者痕迹的古籍。」

在南京圖書館，朱振彬看到了這部古籍，「真的彷彿是隔著時空，跟老師進行了一次親密地對話，太珍貴了。」江蘇傳習所開辦的首個任務是修復與《蟠室老人文集》並列「十大鎮館之寶」的顧炎武手稿——《天下郡國利病書》，作為導師參與其中的朱振彬說，「感覺這是延續了師父的腳步，是一段很奇妙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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