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
文/劉守華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這是７０年前作家何其芳對延安的描繪。
其實延安原本只是黃土高坡上的一個小鎮，幾百年來一直處於貧瘠、封閉、破敗不堪的狀況。北宋范仲淹駐守這裡時曾留下「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燕去無留意」的詩句。但是在７０年前，這裡卻「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
動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延安有什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寫道：「在青年們的嘴裡、耳里、想像里、回憶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
這曲「洪亮的動人的音調」就源於這裡是主張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初步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遷到延安，寂靜的小鎮從此變成了革命的聖地。
在當時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山河的淪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趕到南京，希望能參加報效祖國的工作，但他們的抗戰熱情在這裡卻沒有得到回應。有一位叫白刃的華僑青年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戰，到了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卻冷冷清清，花名冊上只有一個人名。他和同伴要報名，管事的卻讓他們找殷實的商家做擔保，並且說，現在漢奸到處活動，沒有擔保就不讓報名。這讓白刃非常憤慨，轉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憶道：「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里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在陪都重慶，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經濟上，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軍事上，正面戰場接連失敗。這一切都使大批愛國青年對國民黨政府喪失了信心。
而中國共產黨卻堅決抗日、主張建立統一戰線。同時，延安還有與國統區、淪陷區形成鮮明對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寬鬆氛圍，有「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丁玲在１９３７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一些喪失了工作和學習機會，或者要擺脫家庭束縛和包辦婚姻的人，似乎也在這裡看到了光明。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感到，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
延安，這個遠在西北一隅的小鎮，儘管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依然不妨礙它成為溫暖、明朗、堅固和蓬勃向上的聖地，成為青年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當時很多青年是從《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等書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畫家看過書後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官兵平等、軍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並且辭掉了在上海一家銀行的工作，經香港、廣州、重慶和西安，輾轉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就這樣，伴著連天烽火，衝破重重險阻，「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這股潮流進入高峰，成為當時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６萬人，延安一時間真可謂「天下英雄豪傑雲集」。
途徑：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並沒有遇到過多的障礙，只需要體力的付出就能到達目的地。因為１９３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３８年上半年，全國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蔣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對延安也沒有進行封鎖。那一段時間，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暢通無阻，大批青年從五湖四海結伴而來，沿途歌聲、笑聲不斷。但是到了１９３８年秋天，情況發生變化，蔣介石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路上分段設卡，盤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務抓去，下落不明。
當時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徑：一是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二是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為吸引知識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過北方局、長江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以及一些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引導疏通，組織知識分子前往延安。由於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很多，他們雖有革命願望和抗日熱情，但畢竟未經過系統的革命理論訓練，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思想狀況更是複雜多樣。因此，怎樣在較短的時間內把他們培養成堅強的抗日幹部，就成為根據地緊迫而艱巨的任務。基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把幹部教育作為工作重點，把創建幹部學校作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個辦法。於是，各抗日根據地相繼辦起了各類幹部學校。僅在延安，就先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
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陝北公學在全國發布由校長成仿吾署名的《陝北公學招生簡章》，報考地點設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成為負責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經《新中華報》刊載後，各地青年踴躍報名。
１９３８年１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抗戰》連載了舒湮的《邊區實錄》，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等方面情況作了系統報道。隨即，他們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讀者來信，詢問抗大及陝北公學的招生情況。《抗戰》馬上刊登相關內容，告訴有志於投考這些學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徑。鄒韜奮還專門撰寫了時評《青年的求學狂》，介紹了陝北公學的特點：課程內容切合抗戰時期的需要；投考年齡擴展至３５歲，使年長失學者也有機會；兼顧「具有同等學力者」，並不以文憑為絕對條件；一律免交學費；應非常時期的急切需要，學習時間只有半年到兩年；畢業後介紹到各地參加適當工作。這一系統報道對引導國統區、淪陷區的青年奔赴延安發揮了極大作用。
１９４０年２月，魯迅藝術學院通過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發布了第四期招生簡章，規定了考試科目，包括政治測驗、政治考核和各系藝術測驗。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還有自己特殊的專業考試項目，如戲劇系要考戲劇常識、發音讀詞和表演技術；音樂系要考音樂常識、器樂，進行技術測驗（聽音、記譜、指揮、試唱）；美術系要考美術常識、寫生、創作（宣傳畫、漫畫、插畫任選一種）；文學系要考文學常識、平時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報上看到招生簡章後奔赴延安的。１９３６年，正在重慶讀初三的李莫愁，由於家境衰落，加上對舊式教育的不滿，自動放棄升學機會。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日浪潮迅速高漲，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陝北公學、抗大招生的廣告。這正是她一直嚮往的學習抗日救國的地方。於是，她與同窗好友相約，集合了九個人，於１９３８年春節過後啟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三天，又分批來到西安。在這座古城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操著各地鄉音準備去延安的青年。他們找到青年幹部訓練班辦事處，負責人說，延安一時還不容易去，動員他們先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一期（三個月），然後再到延安。在青訓班的學習結束後，他們步行５０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處打聽去延安的汽車，晚上就睡在青訓班辦公室的桌子上。後來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幫助下，又步行了四天，來到離延安更近的位於旬邑的陝北公學分校。三個月的學習結束後，李莫愁向組織提出希望報考延安的魯藝，並終於在１１月初的一個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籠罩的寶塔山。
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而且對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也一律歡迎，不加一點限制。當時抗大招生名額滿了以後，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杆上貼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還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來，他們來後仍然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沒有一個人被拒絕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隊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隊則在甘肅慶陽建校，一些學生還被安排到旬邑縣的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抗大今貌
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專門設立了交際處。一般來說，青年學生到了以後，先由交際處負責安排食宿，登記造冊，然後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安置，絕大部分青年都是先進入各類院校或培訓班，經過學習和培訓後，再分配工作。
旅途：穿越布滿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進入陝甘寧邊區，西安是必經的門戶，所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承擔了橋樑和堡壘的作用。據統計，僅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延安輸送的青年就有２萬人，這裡成為眾多愛國青年參加革命的起點。１９３８年上半年以前，由於國共合作形勢好，各地青年來西安的特別多，辦事處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負責人伍雲甫不得不親自坐在門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學生。１９３８年４月，抗大、陝北公學、青訓班都派人在辦事處設立專門的招生點，中共中央還批准辦事處成立「招生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學習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後，食宿、路費都成了問題，辦事處在經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擴充了招待所，以解決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難。而且還對沒有路費的青年學生給予補助，女青年給予乘車的便利。
當時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車，有的人能幸運地搭上汽車，大部分人則是步行。油畫家王式廓從武漢到西安後，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編入到一個十幾人的隊伍，步行奔赴延安。他們穿上布鞋，帶上草鞋，每天天剛亮就啟程，一直走到天黑。剛開始每天走幾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館，後來要走１００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縱橫的溝壑中走了１２天，才到達延安。電影藝術家陳荒煤是１９３８年９月到達西安的，他運氣不錯，搭上了一輛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車，開始了自己的延安之旅。卡車卷著黃土走走停停，開過咸陽、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年輕人都背著背包，徒步行走，渾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滿了黃土。他們這輛卡車上爬上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擠在一起，在車上搖搖晃晃地顛簸著，但情緒卻隨著目的地的臨近而愈加興奮，最後大家索性扯開嗓子唱起歌來。
從１９３８年下半年開始，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難，八百里秦川變成了封鎖線。國民黨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後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攔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的畢業學員。或是把他們送往集中營監禁殘殺，或是強迫他們充當特務，手段十分卑鄙惡劣。１９３９年６月間，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詭稱「招待赴陝北公學、抗大青年，幫助青年赴陝北求學」，派出特務在咸榆線上綁劫了２００多名愛國青年，並在咸陽北門外成立所謂「干四團特訓總隊」，公開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學生」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輕者關禁閉，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議和全國人民的聲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脫虎口，到達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經失常或遇害。
曾經導演過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的著名導演王濱，１９３８年４月從上海來到武漢，準備轉道西安設法北上延安。他的十天旅途頗具傳奇性。那時火車必須時時給軍車讓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達河南省澠池縣時，王濱在等待中閑得無聊，跑到一個土坡上曬太陽。朦朧中見有刺刀逼在胸前，原來這裡是炮兵陣地。士兵將他抓去審問，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被釋放出來。他和好友于敏連夜上路，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達西安。黎明時，又發現盤纏已被偷竊一空，他倆只好當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車錢和店錢後，就只剩下三元錢了。可巧，他們在街上碰見一位熟人，這位朋友慷慨地資助他們３０元。靠著這筆錢，他們開始向延安開拔，走了七天才到達進入陝甘寧邊區的第一站——洛川。這時，于敏已累得體力不支了，突然一輛卡車卷著黃土開過，車上一人竟然打開車門大叫著王濱的名字，原來這是一位上海電影界的同行，籌備了一些經費正準備到延安拍新聞片。於是，最後兩天的路程縮短為４個小時。１９３８年５月１日下午，他們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後來，于敏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視紅軍長征，不過是泰山與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說明，一代青年為尋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皖南事變後，在重慶的音樂家賀綠汀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提出去延安的請求。１９４１年初，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通知：目前國民黨封鎖很嚴。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難，現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軍家屬的名義去延安。賀綠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決定由妻子帶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著行李，來到辦事處。負責同志告訴他們，去延安的大卡車明早就出發，東西不能多帶。因為是家屬的身份，要裝作是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所以口袋裡不能有鋼筆、照片，而且要改名換姓，以防國民黨軍隨時檢查。
就這樣，一批女同志作為八路軍的家屬，乘坐四輛大卡車，從紅岩村出發了。剛剛製造了皖南事變的國民黨軍，怎麼會讓這支車隊輕而易舉地從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過？果然，車到漢中，國民黨軍便截住車隊，讓車上的人都下車接受檢查。但並沒有查出什麼違禁物品。國民黨軍仍不甘心，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將他們押往城內，並且讓這些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貼著城牆站成一排，舉起槍對準他們。後來，周恩來得到消息，打電話給蔣介石，要求他下令對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蔣介石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有所收斂，他們扣留了一輛八路軍幹部乘坐的卡車，其餘車輛放行。
由於難以通過層層封鎖線，組織上為了安全起見，直到１９４３年４月初才通知賀綠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賀綠汀特意留起了八字鬍。他改名陳益吾，換上新做的長衫，儼然是個買賣人，來到了上海。在這裡，他花錢讓人幫助辦了一張華北通行證，開始北上。從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幾經周折，來到離石縣的八路軍地區，被送到縣政府。那裡的人對這位穿著長衫，留著八字鬍，自稱是從新四軍那裡來的人非常懷疑，幸虧縣政府有個幹部曾聽過賀綠汀教歌，才給他解了圍。那一夜，賀綠汀睡得特別香，想想穿越敵偽區的經歷，每日每夜都提心弔膽，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抓，現在總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過黃河，經吳堡縣、綏德專署，直奔延安。
可以說，７０年前，每一位愛國青年都是懷著「朝聖」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們每個人的延安之旅背後，又都有著一段歷經坎坷、驚心動魄的故事。所以到達目的地後，許多青年都十分動情：一過邊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聞，用嘴親吻，甚至躺在黃土地上高興地打滾。就這樣，「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摘自《我要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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