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為何在乾隆大喪之日誅殺和珅

近些年來，和珅的形象頻頻在戲曲舞台上和電視劇中出現，引起廣大觀眾的興趣。由於這些是文藝作品，難免有「戲說」和藝術加工的成分。歷史上的和珅究竟如何，本文擬以清代檔案為據，揭示其「廬山真面目」。

八旗子弟中的出類拔萃者

和珅，字致齋，姓妞祜祿氏，生於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滿洲正紅旗人，出身於一個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納巴圖魯在清軍入關的爭戰中，以軍功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父親常保除襲世職外，曾任福建副都統。

和珅童年時期曾在家中與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啟蒙教育，十歲左右被選入咸安宮官學讀書。和珅博聞強記，不僅滿、漢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還學習了蒙古文和藏文，為日後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打下了堅實基礎。和珅的書法、詩詞、繪畫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眾多的八旗子弟學生中，和珅是出類拔萃者。

和珅於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踏上仕途。承襲三等輕車都尉，這年他20歲。第二年和珅參加鄉試，沒有中舉，23歲時被授為三等侍衛，挑補粘竿處，即上虞備用處，負責皇帝出巡等儀仗事宜。不久，他被調到鑾儀衛充當侍衛，有了接近皇帝的機會。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為乾清門御前侍衛，兼副都統。

一年六次擢升飛黃騰達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和珅27歲，任戶部右侍郎，協助尚書管理全國疆土、田畝、戶口、財谷之政令；當年三月，擢軍機大臣，開始步入中樞政務；四月，兼內務府總管；八月，調任鑲黃旗副都統；十一月，充國史館副總裁，賞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全家旗籍從正紅旗抬入正黃旗。和珅如此被破格重用和快速提升，在清朝官吏中是極為罕見的。

和珅從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四年的24年中，擔任軍機大臣23年；以軍機大臣兼步軍統領22年；以軍機大臣、步軍統領兼戶部尚書15年。在宮廷事務方面，他掌管內務府、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駟院、太醫院及御藥房等事務。在經濟上他除了任戶部尚書外，還將崇文門稅務監督大權牢牢控制在手。在軍事上，他雖一竅不通，但常出任領軍委以欽差，鎮壓農民起義。和珅長期擔任京師步軍統領等職，並控制著健銳營和火器營。文化上他曾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及《欽定熱河志》、《欽定大清一統志》、清《三通》、《清字經館》、《石經》、《日下舊聞考》等書的正總裁、總裁。他還擔任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官、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和珅逐漸掌握了清廷的宮廷事務、行政、財政、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大權，成為乾隆的左膀右臂。

握有財權藉機斂財自肥

和珅於乾隆四十五年任戶部尚書，後又任內務府大臣和崇文門稅務監督，實際操持著清政府的收支大權。

和珅聚斂財富的主要渠道與手段：

（一）獨攬崇文門稅關控制大權，從中漁利。明朝北京原為九門徵稅，清朝改為由崇文門統一徵稅。乾隆時期，為加強對這一稅關的管理，特設正副監督各一人。這樣的重任，乾隆自然要委以親信。崇文門稅關是戶部所屬全國三十個榷關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國第四。崇文門稅關名義上隸屬於戶部，實際上由內務府控制，是皇家內府的進財機構。

崇文門稅關還負責監督對京外獲罪官員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動產的變賣。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級官員犯罪，其家產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為對官吏犯罪的一種附加刑，被廣泛採用，目的是剝奪財產以抵贓或抵賠過失，所謂「不令其子孫坐享富厚之資」。查抄家產還作為收集罪證的手段，用以擴大株連。交崇文門稅關變賣的最大宗是獲罪官員在京置買的房屋、所開設的商號、銀號、當鋪等。官員獲罪，這些不動產均被查封，勘估後「交崇文門召商交價認領開設」，價銀交內務府廣儲司。

貪財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門稅關正監督任上供職八年，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在處理稅務、經手罰沒款、變賣罪官不動產等過程中，索賄受賄、貪污自肥不計其數。

（二）在罰繳「議罪銀」中中飽私囊。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罰銀」、「罰款」，是乾隆中葉逐漸形成的。重要官員（多為總督、巡撫）或因犯瀆職、違例、徇庇、侵貪、奏事等「過誤」，自議繳銀；或有過失需要「開復處分」；或根本並無過失卻被怪罪，認繳巨額銀兩，以「賄買平安」。為免革職、參處，督撫們繳納的「議罪銀」，少則萬兩，多則幾十萬兩。議罪銀一般解交內務府廣儲司。也有一些作為南巡差務的開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軍需之用。

「議罪銀」的議罰權柄由乾隆獨掌，但多由和珅從中「據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間斡旋，並掌握「議罪銀」收繳的具體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議罪銀」的收繳，使內務府的進項大增，入不敷出的內務府，在和珅的管理下「歲為充盈積，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為朝廷理財、斂財的同時，巧取豪奪，也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錢財。

嘉慶發布上諭兩天後，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和珅在獄中上吊自盡，時年五十歲。

為何大喪之日誅和珅?

嘉慶在乾隆大喪期間誅殺和珅，並非倉促決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韜晦」。正如嘉慶所言：「和珅罪之大者，蓋由事權過重」。和珅長期專擅，「弄權舞弊，僭妄多端」，嘉慶早在皇子時代便耳聞目睹。當時和珅出入宮時，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聽，雖諸皇子亦憚畏之。「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三年訓政期間，嘉慶對和珅的人品領教頗深，對乾隆朝中後期，國家財力耗竭，吏治衰敗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飭內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須儘早誅和珅。

嘉慶急於誅殺和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發生於川楚陝一帶的白蓮教起義，「經曆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而未蕆功」，嘉慶認為皆由和珅「在內蒙蔽掣肘，使軍營不得成功也」。帶兵大員掩飾虛捏，藉此冒功升賞。而太上皇（指乾隆）則被和珅用「吉祥之語」入告，況且由於「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已經沒有精力顧及此事。嘉慶即位立誅和珅，為乾隆開脫，把鎮壓白蓮教不力的責任都加在和珅頭上，以此警告後任者，全力鎮壓白蓮教，早日去掉嘉慶當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慶在大喪之日立誅和珅，儘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顯，就是通過誅殺和珅，殺一儆百，為「肅清庶政，整飭官方」，扼制「諸務廢馳」的政治頹勢尋找契機，恢復皇權的尊嚴。

嘉慶自知選擇這樣的時機殺一個重臣，必然會震撼朝野，所以嘉慶此時反覆強調，「朕所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諸事不究。」嘉慶的政治策略，就是為緩和珅當時日愈尖銳的階級矛盾，並將統治集團的矛盾、失誤完全歸咎於和珅個人的「專擅」。

嘉慶的策略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根本上講，誅殺一個和珅，是無法解決封建專制統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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