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著儒將往火坑裡跳，溫和的鄭洞國終於也疾言厲色了一回

文 ｜ 馮傑

1948年10月，長春死氣沉沉，天空中的太陽在東北「剿匪」副總司令兼第1兵團司令官鄭洞國（字桂庭）眼裡早已失去往日光芒。16日上午，兩架P51戰鬥機飛臨長春投下一個通信專用的紅色布袋，「桂庭吾弟勛鑒：迭送函電，迄未見弟部行動，焦慮無已，中（正）為我全體官兵安危生死及弟等各將領前途成敗榮辱計，熟悉至再，突圍時機未有如今日之安全者，此誠千載一時，稍縱即逝之良機，切勿延誤。」鄭洞國閱後略加沉思，當即電話通知兵團副司令官兼第60軍軍長曾澤生、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新7軍軍長李鴻和參謀長龍國鈞等人召開緊急會議。

四面楚歌，孤立無援

長春位於東北腹地，中長鐵路縱貫南北，長圖鐵路、長白鐵路橫亘東西，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洲國奠都於此，改稱「新京」。日本關東軍經營數年，在市區、郊外分別構築了碉堡、壕溝、坑道、瞭望台等防禦工事。尤其是市中心的關東軍司令部、在鄉軍人會、陸航司令部及大興公司，雄踞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樓房的地下室，都有鋼筋混凝土的堅強坑道通過大馬路，彼此相連，更有笨重的鐵閘門，可以彼此阻絕。再往南走，偽滿洲國中央銀行撲入眼帘，也是一幢龐然大物，全部外牆都用花崗石砌成，厚度達一米以上。抗戰勝利，國民黨軍接收長春以後，又在原有工事基礎上添修了許多地堡，整個市區儼然成了一個現代化軍事要塞。

國共內戰進行到第二年，解放軍已從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特別是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漸漸招架不住，只得集中兵力防守瀋陽、錦州、長春三大孤立據點。戰事每況愈下，蔣介石和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圍繞瀋陽撤守問題爭吵不休，鄭洞國預感情況不妙，提出胃病發作希望前往北平就醫，意圖請假離開是非之地。衛立煌不僅沒有同意，反而希望鄭洞國堅守長春，兼任第1兵團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此時的長春已被解放軍團團包圍，除了城郊大房身機場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均告中斷。「不管怎麼講，長春我是不去的！」鄭洞國有些動氣。衛立煌解釋說：「要你到長春，不是我個人的意見，委員長（蔣介石）也是這麼主張的。」

1948年3月，鄭洞國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飛往長春，正式宣布兼任第1兵團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等職。第1兵團主要由新7軍和第60軍組成，合計約6萬人。新7軍下轄新38師、暫56師、暫61師，其中新38師最為精銳，雖然幾次遭受打擊，但基本上保存了駐印軍時期的老底子。第60軍屬於滇軍系統，下轄第182師、暫21師、暫52師，其中要數第182師戰鬥力較強，抗戰那些年打過幾場硬戰。如果再加上長春警備司令部、吉林保安司令部等單位，長春守軍兵力大約10萬人左右。

考慮到長春軍事力量構成複雜，蔣介石勉勵鄭洞國：「兩軍官兵和愛與團結之精神，而以高級將領間，更需同舟共濟與生命整個不能分的覺悟尤為重要，對於曾澤生軍官兵更應加以優先。」在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中，鄭洞國頗具儒將風度，性情溫和、平易近人。侍從副官李國禎說：「無論在前方後方，在戰時或平時，從未見過先生正言厲色，而總是和善待人。對同輩將領，先生均能推誠相處，屈己待人。在嫡系與非嫡系將領中，始終起調和融洽作用，表現光明磊落。」經過一段時間相處，鄭洞國保薦曾澤生升任兵團副司令官，仍兼軍長。不過為了糧食補給問題，新7軍與第60軍的摩擦不斷加劇。

長春起義後，60 軍軍長曾澤生（右一）與東野領導蕭勁光（中），蕭華（左）在一起

長圍久困，滇軍起義

解放軍對長春實行長圍久困方針，通往城區的各交通路口均設有檢查哨卡，禁止糧食、蔬菜、燃料等生活用品入城，重點實行糧食封鎖。新7軍駐紮長春時間久一些，或多或少有點儲備。第60軍從吉林市調來長春，除了向新7軍借糧外，只得去挖一些酒坊醬園的陳年酒糟充饑。鄭洞國焦急萬分，「我再三哀請蔣介石和衛立煌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電報催得愈急，飛機來得愈少。開始每天還有十幾架，以後減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陰天下雨就停飛」。

空投杯水車薪，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負責統籌分配糧食，實際供給新7軍較多，導致第60軍牢騷滿腹，「對中央軍照顧有加，對我們滇軍就隨便給一點。」除了糧食，燃料也缺，第182師師長白肇學整日唉聲嘆氣，曾澤生請示兵團司令部如何是好，得到答覆「自己設法解決」。滇軍只好蠻幹，大量拆毀民房做燃料，結果引起老百姓怨聲載道，鄭洞國不得不溫和阻止：「你們部隊拆得太凶了。」高級將領之間在一定範圍內還能溝通、協調，難以撫平的是中下級官兵的對立情緒。新7軍炮兵營緊靠第60軍防區，大米、白面一直不斷，滇軍看在眼裡，心頭憤憤不平，「他們是皇太子，我們是抱養兒，打仗就由他們去打好了。」

1948 年 10 月 21 日，國民黨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被迫率部投誠，長春解放

眾所周知，中共素來重視敵軍工作，為了爭取滇軍早日放下武器，朱德、劉少奇親自布置任務，指示從三個方面展開「統戰」：一是依靠滇軍中的中共地下組織，從滇軍內部做工作；二是依靠解放軍的威力和共產黨政策，在前方不斷開展政治攻勢；三是利用各種可能，直接與滇軍將領接觸。劉浩是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黨員，他的妻子祿時英同滇軍將領盧浚泉都是彝族，還是本家親戚，通過這層關係，劉浩藉機接近暫21師師長隴耀，「希望你為了雲南父老，為第60軍幾萬官兵著想，站到人民一邊來，同我們一道打倒蔣介石，打回雲南去，解放全中國。」隴耀厭惡內戰，不止一次發過牢騷，承諾「條件成熟時，考慮反蔣起義」。

曾澤生內心又何嘗不是這樣想的，「死守長春，其結果必然城破被殲；向瀋陽突圍，其結果必被解放軍殲滅於半途；反蔣起義，參加革命，向人民贖罪，只有這一條才是活路。」9月22日晚上，曾澤生通知白肇學、隴耀密商大計，但一時又不知道如何啟口說破。「軍座，我們共患難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難得今天還有什麼不好講的？」白肇學首先打破沉默。「商議什麼！軍長怎樣決定就怎樣辦嘛！」隴耀表現急切。在兩位師長鼓勵下，曾澤生終於攤牌：「我認為，我們應該率部反蔣起義！」隴耀激動得幾乎跳起來：「我早就想著你會這樣決定！」白肇學贊同起義，只是情緒相對低落，「我年少從戎，本想為國為民，禦侮安邦，但是幾十年來，我所看到的卻是自相殘殺，我不是鐵石心腸，我的心傷透了。」

這一晚，曾、白、隴三人各自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心境雖然有所不同，起義方向基本一致。第551團原團長張秉昌和第544團原副團長李崢先奉命出城聯絡，張、李二人之前被解放軍俘虜後釋放回來，沒有實際職務，擔任和平使者再合適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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