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到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為何驚訝不已？

原標題：1944年，初到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為何驚訝不已？

1944年下半年，美軍觀察組共18人分兩批先後抵達延安。這個正式名稱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的代表團，由美國軍官、外交官、醫生和專業技術人員組成，是「美國同中共領導之間正式接觸的開始」。

在這次接觸之前，美國人對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邊是斯諾等西方進步記者報道中的「紅色延安」，一邊是國民黨政府對外宣傳的「反動延安」。

真實的延安究竟是什麼樣？美軍觀察組剛到延安第一天，就被驚呆了。

1944 年，美軍觀察組空降延安。

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時30分左右，晴空萬里，包瑞德等8名觀察組成員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

說是機場，其實只是一條相對平整的臨時跑道，地面並沒有任何導航設備，飛機駕駛員錢皮恩能依靠的，只有山頂上矗立的黃色寶塔和黃土高坡上熱情歡迎的人群。簡陋的機場上，錢皮恩操縱著飛機穩穩地著陸了。不料，就在飛機要離開跑道停下來為後面的護航戰鬥機讓道時，「砰」的一聲巨響，飛機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來，周邊頓時塵土飛揚。包瑞德和錢皮恩跳下飛機一看，發現飛機的左輪陷入了一個無人留意的舊墳坑裡，飛機與地面相撞，左邊的螺旋槳和機頭被撞壞了，螺旋槳像方向失控的尖銳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飛機的駕駛員艙位。如果不是螺旋槳切入飛機的剎那，錢皮恩正在俯身關掉發動機，他很可能就要因此喪命了。

此前，接到美軍觀察組即將到延安的消息後，毛澤東就極其重視。延安許久沒有飛機往來，延安軍民花了好幾天時間，才平整了廢棄許久的機場跑道。毛澤東還專門把懂航空的同志請到自己的窯洞里，研究美軍飛機的安全著陸問題。隨後，他在7月4日親自草擬了一份電報，詳細介紹了機場的長度、寬度和走向等情況，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轉達。

準備工作如此細緻，竟然還是出現了意外，歡迎人群陷入了一陣混亂。但很快，觀察組成員依次走下飛機時，就看到了恢復鎮靜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上前握住團長包瑞德的手，坦誠地說：「組長，一位英雄負了傷，我認為您的飛機是一位英雄。很幸運，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沒有受傷。毛主席要我向您轉達，他對您的安全到達表示慰問。」52歲的團長包瑞德上校在中國生活多年，能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他引用了《論語》中的一句話回答道：「傷人乎？不問馬。」一場緊張的意外就這樣化為了輕鬆的笑談。

當天下午，觀察組的成員被安排進窯洞住宿，而延安軍民迅速開始修整機場跑道。觀察組成員很快發現，中午還在飛機旁迎接他們的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竟然也在整修機場的勞動人群中。美國人幾乎驚呆了，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軍官，在重慶，就算是營長或連長，也不會這樣和士兵百姓們一起干粗活。受到感染的美國人挽起袖子，和中國人一起勞動起來。

這一幕被觀察組成員約翰·高林用相機記錄了下來，而這僅僅是他們看到的延安新鮮生活的開始。

謝偉思（右前）等觀察組成員幫忙修整簡陋的延安機場。

由於飛機受傷，本來計劃隨後就到的第二批觀察組成員，直到8月7日才抵達延安。前後抵達的18名觀察組成員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門外的幾孔窯洞，窯洞由條石砌成，洞內地面鋪上了灰磚，外面還設有木柱組成的走廊，用當時擔任觀察組翻譯的凌青的話來說，「是當年全延安最豪華的窯洞賓館」。但美國人開始仍不適應，在他們看來，窯洞只是「凹進陡峭山坡約15英尺深的淺洞」，室內擺設「像斯巴達人一樣簡樸，一張粗糙的桌子，一兩把簡易木椅，每人一張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個搪瓷洗臉盆架和一個毛巾架，沒有地毯。」房間內外根本沒有什麼水管，廁所被安排在與住房距離比較適當的地方，這還是特意為外賓們建造的。

開始時觀察組成員不會生爐子，常常是爐子還沒點著，整個窯洞里濃煙瀰漫。觀察組的醫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觀察組成員，不要在燒炭時關閉門窗，他不止一次將包瑞德等人從煙霧中拯救出來，令人哭笑不得。但是開著門窗，又會有蒼蠅、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進窯洞。

物質條件無疑是艱苦的，好在，觀察組成員非常清楚，「我們就沒有打算在這裡過舒適的生活」。並且，對於觀察組的衣食住行，中共領導人無微不至地一一過問。有一次，觀察組成員換洗衣服後問是否有熨斗，當時中共領導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寬大衣裳，上面還三三兩兩打著補丁，熨斗是極為罕見的，但楊尚昆還是讓人給他們找了一個燒木炭的老式熨斗。

為了照顧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中央辦公廳特意調來了學過西餐的廚師。李耀宇就是這個時候被安排到延安的，他曾回憶說，為了給美國人改善伙食，他「把一隻汽油桶改造成烤爐，烤起了羊肉和整雞。延安無鴨，我們就用烤鴨和脆皮雞的混合工藝，烤出皮脆肉嫩、純香四溢的『延安雞』。大廚把豬肉剁碎，加入調料，放入烤爐，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鮮美的碎肉餅。『延安雞』和烤肉餅餐餐都被美軍官兵吃得一乾二淨。」

儘管生活相當簡樸，但延安軍民所呈現出來的精神面貌，還是給觀察組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十年後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憶錄中這樣陳述他對中共的印象：「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麼人在站崗，這對於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如果什麼人打算暗殺毛澤東，在我看來似乎是非常簡單的，但事後逃脫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毛澤東、朱德與美軍觀察組成員在延安。

觀察組成員對國民黨區域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徵兵當局用繩子將壯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這種被捆著去當兵的人，包瑞德從未見到過。他還回憶說：「在華服役期間，我有好幾次看見國民黨的軍官其中包括一位兩星將軍抽打士兵的耳光，這種情形我在共產黨區從未見過。」

觀察組的另一名成員約翰·高林則對隨時出現在街頭漫步的中共領導人印象深刻，他寫道：「領導人輕鬆地在他們的人民當中走來走去，並且經常和邀請他們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軍官在輕鬆的同志式友愛氣氛中，相互談天和開玩笑。在集會上不安排座次，在討論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簡單地被稱作『同志』。」

這一切，讓包瑞德不由得發出感嘆：「在我們這些人看起來，倒似乎是共產黨控制區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謝偉思則在他來到延安的第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民主模範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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