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朝，士族門閥的勢力越來越弱，科舉制的出現是最主要的原因
進入《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下面，歷史就要從南北朝進入隋唐了。在這個新時代里，寡頭政治秩序也即將迎來新的洗牌，並最終走向沒落。
到了唐代，事情開始有意思了。唐朝初始的時候，唐高祖和唐太宗對門閥大族表現出了不同的反應。唐高祖李淵曾經向手下的大臣裴寂，大肆吹噓李家的祖先如何高貴。裴寂所屬的裴氏家族，是中古中國最顯赫的名門望族之一。唐高祖就顯擺說：我們李家曾經在隴西的時候，富有龜玉，到了舉兵的時候，四海雲集，才幾天而已就升為天子，咱們兩家都是了不起的大族啊。龜玉就是龜甲和寶玉，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禮器，後來被引申為國運的象徵，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擁有的。李淵對此是很得意的，但仍然不敢把自己的門第說成是超過裴氏的第一，而只是說我們是同一個等級的，可見門第等級的影響力之大，連皇帝都會默認。
唐太宗李世民，並沒有繼承這種態度，他看到氏族譜竟然把山東，也就是崤山以東的士族列為第一等，排在他們李家之前，非常不滿，使用皇權修改了長久以來默認的門第排名。唐太宗認為，人的地位應該取決於他在政府機構中的成功經歷，而不是應該源自家族的陳舊聲望。在多個場合，唐太宗明確或含蓄地主張，人們的官職和能力應該比血統更重要。他說：山東士族日漸衰微，沒有冠蓋人物，才識庸俗，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那麼看重他們。在唐太宗看來，朝堂之上的官僚，或忠孝雙全，或學藝通博，顯然應該比山東士族的破落戶贏得更多的尊重。既然人們敬重漢高祖的匹夫出身，那麼人們也應該尊崇大唐起於草莽的當朝官僚。
貞觀六年，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訂《貞觀氏族志》，全面展示了他的這個態度。《貞觀氏族志》完成於貞觀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38年，這次重修的標準非常簡單，就是根據當朝官爵的位置高下排座次，官品越高，等級越高，官品越低，等級越低。皇帝的旨意得到了徹底的貫徹，《貞觀氏族志》所依據的標準是官職，而非家族。到了先天二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時候，《貞觀氏族志》再次被修訂，命名為《姓族系錄》。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唐代最後一次由國家主持編修的官方氏族譜，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次，從此之後再也沒有官方主持排列氏族等第的著作了。
儘管如此，本書的作者認為，李唐的精神還是貴族主義的。唐太宗並不想否定士族門閥，而是想改變人們的觀念，什麼是尊貴的、什麼是低賤的要由他來重新界定。太宗利用政府的條件推出新標準，希望以此來把當朝權貴提升到更顯赫的地位，掩蓋名門大族的聲望，從而把社會的風尚和政治秩序的主導權，從這些大族手裡收回來集中到皇帝的手中。
另外，從隋唐開始，出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選拔官吏，就是我們熟悉的科舉。雖然在整個唐代，通過科舉受益的士族子弟遠遠多於普通人家，但畢竟這條晉陞渠道的開通改變了之前「出身決定一切」的狀況。唐太宗的這個傾向，在他的繼承者們手中得到發揚。作者評價說，到了8世紀，人們身份地位中的家庭因素，至少在政府看來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了，官職才是衡量人們地位的唯一因素。政府不再對於編撰士族的譜牒感興趣，因為現在是國家授予人們地位，而不是家族。在法律意義上，人們所有的地位都是直接來源於國家。
當優越的出身不再帶給人太多的好處，士庶之間的傳統差異就會微不足道了，在國家面前，人人都是平民，不再存在一個具有半排外性質的上層精英集團。作者認為，這是中國社會史中發生過的最根本性的變化之一。這個變化發軔於唐朝，到了宋代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了，那時，人們的社會出身在任官資格方面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了。
然而，雖然在國家層面上風光不再，唐代的大家族仍然一直在進行一件事，那就是繼續編纂譜牒，這顯示了他們具有完備的歷史存在感和高度的自我認同意識。唐代的譜牒與宋代及其以後的譜牒是截然不同的，宋代的譜牒就跟我們現在的家譜差不多，羅列了家族裡的所有成員，但是唐代的譜牒並不包括所有的親族成員，只收錄那些衣冠人物，沒有社會聲望的人是不被收錄在譜牒里的。與此同時，唐代譜牒是呈網狀擴散的，收納得極為廣泛，經常把關係疏遠的氏族成員收錄在內，形成一個集團。這樣的氏族，如果世世代代湧現高官，也可以被視為門閥大族，保持著聲明赫赫的社會地位。
因此，中古時期的氏族譜牒不僅僅是界定一個氏族，它同時也在界定一個更大範圍的大族。一個沒有出現官僚的氏族房支，就不會被譜牒所收錄，進而就會自動被淘汰掉。這就激勵大族紛紛發明了很多方式，來訓練他們子孫的能力。氏族的領導權也取決於成員的成功，而不是血統，氏族的主導權可以從一個房支轉移到另外一個房支，只要後一個房支的成員在擔任官職方面更為成功，這種靈活的權力轉移機制，更加像是一個良性競爭機制。
另外，就算這些大族一度聲名赫赫，他們也不敢完全的高枕無憂，不僅因為這些大族的紈絝子弟令某個房支蒙羞，而且還因為他們如果與國家政權發生衝突，整個氏族就會被斬草除根。這就說明一個基本的事實，自唐代以來，國家掌握了社會精英階層的認證標準，在政治秩序中只有一個決定性的維度，那就是國家意志，大家族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已經一去不復返。所以，雖然唐朝的社會也是由一個精英階層把持，但這種寡頭政治和之前的寡頭政治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但我們並不能說，大家族主導的寡頭政治在唐代就終結了，儘管有很多大歷史學家持這樣的觀點，比如陳寅恪先生。他認為在武則天時代，出於統治需要，大力清洗門閥代表的舊勢力，破格選用人才來培植新的國家官吏，這就標誌著新興官僚階層取代傳統的門閥士族。而日本的學者內藤湖南則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宋代才是近世專制政治的開端，晚唐五代則是轉型和過渡時期。儘管唐代採用科舉制選拔官吏，這個制度卻被大族高門所主導，依然具有貴族主義的彩色，這個情況直到王安石變法才徹底發生變化。
關於這兩位先生的觀點，本書的作者姜士彬分析了唐宋兩代大族參政的比例，發現唐代大族的參政比例，相對兩晉南北朝而言確實有些滑落，但是依舊是個很大的基數，舊族門閥仍然是政治上的統治階層，大族一直到唐末都統治著中央政府，但是到了宋初，一切都不一樣了，在宋代四十名宰相中，三十一名明確與唐代大族毫無關係。所以，姜士彬認為，舊的門閥士族在五代時期喪失權力，這不光是因為五代亂世中他們遭受了肉體上的消滅，也是他們作為一致的共同體局面的終結。
毫無疑問，這些舊族的很多後裔仍然生活在宋代，但是他們顯然不是士族精神的繼承者：他們不再是一群自認屬於一個特定家族的人物，不再依循傳統支配其生活方式，不再共享崇高的社會聲望。其中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家族譜牒的散失。我們可以判定，中古中國的舊族高門在整個唐代維持其權力，但是，他們在宋代已經消失無蹤了。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科舉。毫無疑問，科舉制是一項重大的創舉，大多數學人簡單地認為，科舉制的推行意味著賢才政治原則的登場，而事實上，歷史並不是這麼簡單。在唐代，每年通過明經科和進士科考試的士子，遠遠少於政府每年所需要的新官僚。在此之外，科舉登第的士子，只是意味著取得任官的資格，並不能直接擔任官職，很多士子要在通過科舉考試之後等待數年才能任官。這種情況很難在官僚機構中培植出新興勢力。這樣，我們基本就可以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引發了大族的邊緣化，但是真正實現大族的消亡，要等到宋代。當然我們必須再強調一下，這只是本書作者的觀點。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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