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客死莫斯科的前前後後

知識 10-12

來源 |《往事與舊聞》2010年第11期

赴蘇三年治病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時任中央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的王明到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況，回到北京後，他就病倒了，沒有出席此次會議。

同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在北京召開，王明出席了會議，並在會上作了7個小時的報告。會後不久，他再次病倒，住進了北京醫院。

其間，王明收到七屆三中全會《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註：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有一個明確的決議，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書面檢查，但王明始終沒有作出書面檢查），要他「對於他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及抗日時期所寫的各種文章、小冊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此次聲明寫好後，應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並在必要時，提交以後的中央全會討論」。

8月17日，王明致信毛澤東，以病重等各種借口拖延寫聲明書。次日，毛澤東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聲明書應在七屆四中全會以前寫好。」可是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去蘇聯治病的請求。

當時，中央考慮到王明確實有病，而且，當時蘇聯醫療設備條件和技術水平都比我國強，所以，最終同意了他的要求。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慶樹（王明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以及北京醫院保健醫生保姆一行6人，在王明秘書田書元的護送下，乘火車赴蘇。

王明在莫斯科養病期間，中央領導對他也很關心。1952年1月10日晚，劉少奇趁赴蘇訪問之機，專程到王明養病的寓所看望，與他進行了談話。

可是，王明後來在他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卻說，毛澤東趁1950年10月25日晚志願軍通過鴨綠江大橋入朝參戰，麥克阿瑟已經下令美國空軍集中轟炸從山海關到滿洲里的整條鐵路線，讓他乘火車赴蘇。他和孟慶樹幾經商量還是決定冒險前行。

其實，王明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之後，中央立即與蘇聯方面進行交涉，並給斯大林發了電報。接到斯大林的同意回電後，中央辦公廳即將中央的意見和同蘇聯交涉的結果通知了王明，王明也開始了赴蘇治療的準備。10月23日，王明向劉少奇和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得中央辦公廳通知，一切準備好了，我可於日內起行。如主席和少奇同志對我有須當面吩咐之事，請於今明兩日內通知我，以便前往聆示。否則我即不去辭行了，因您們忙得夜以繼日，我不願去耽擱你們寶貴的時間，謹此敬禮，並祝健康。」

此次，王明赴莫斯科治病養病3年多。1953年12月9日，王明病情好轉後，回到國內，繼續在法制委員會工作，仍舊住在北京孟公府衚衕2號寬敞幽靜的四合院里。

父親病逝也不回國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通過了憲法，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從此，政務院更名為國務院，撤銷了一些部委，政法委員會也被撤銷，改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未擔任任何職務。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召開之前，王明讓孟慶樹代筆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中央並毛澤東。信中表示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向中央請假」，而且在信中提出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已不適宜，請求解除他中央委員的職務。

這時，王明的身體十分不好，是肝炎、膽囊炎和心臟病連續發作。於是，他向中央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經中央同意後，於1956年1月30日乘飛機前往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北京醫院用擔架把他送到機場。孟慶樹、；兩個孩子，以及保健護士、警衛員、保姆一起同行。後來根據王明的要求，中央又派兩名針灸醫生前往蘇聯協助治療。

由於中央的大力支持和蘇聯方面的精心治療，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轉。

1956年，「八大」召開之前，中央曾於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狀況許可的條件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從莫斯科致電劉少奇並轉中央和毛澤東，表示身體狀況還不允許回國，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

雖然此時王明仍然沒有向中央寫出聲明書，但毛澤東仍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此次會議，王明雖然當選為中央委員，但在97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最少，因此，在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員名單中，王明被排在最後一名。

王明赴蘇治病後，王明的寓所（註：北京東皇城根騎河樓孟公府2號）留下了四位老人，即王明父親陳聘之和繼母黃蓮舫，王明岳父孟募州夫婦。王明當時的工資是行政五級，應領372.5元，黨員高幹實領342.7元；孟慶樹是行政八級，應領270元，黨員高幹實領264元。他們每月有600多元工資收入。王明夫婦和兩個孩子去蘇聯後，他們的工資由秘書田書元換成盧布寄往蘇聯。另外，國家給四位老人一定的生活補助費，每位50元。

1957年5月11日，陳聘之病逝。王明沒有回國，喪事由國家機關事務局一手操辦。辦喪事時，王明弟弟甘寧特意從天津趕來，拿出幾十元錢交給田書元，田書元沒要。最後由國家給安葬於八寶山。

此後，國家給王明繼母黃蓮舫700元安置費，另將每個老人的生活補助費提高到150元。

不過，王明呆在蘇聯未再回來。

1974年，客死他鄉

「文革」爆發後，作為早已定性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自然受到了國內的批判。對此，王明在莫斯科發表言論表示反對，同時，他還寫詩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後來，王明在莫斯科通過各種途徑了解了個別親屬在「文革」中遭受株連的情況。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說：

「文革」剛開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現了大標語：「打倒蘇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幫、大叛徒王明！」從此以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還有《紅旗》雜誌，經常選擇王明作為頭號攻擊和誣衊對象……此外，紅衛兵還按照毛澤東的命令，對埋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親陳聘之進行鞭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紅衛兵抄了王明的家，把他80多歲、年邁的繼母黃蓮舫打得半死，還把她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幾十份手稿和藏書不是燒了，就是扔了……

事實上，王明去蘇聯後，他的手稿和藏書都在家中保存完好。儘管「文革」開始後，他的秘書田書元被撤職，但王明的手稿和藏書並不是被燒了或扔了，而是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收繳了。不過，從1966年下半年，國內再沒有給王明夫婦寄工資和藥品。

為了表達自己的「憤懣」，從1969年開始，已經進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創作「高峰」，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攻擊黨和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產黨黨報《加拿大論壇報》上發表了《論中國事件》。

同月31日，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又將這篇近4萬字長文作為小冊子出版。

1970年4月，他為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抱病寫完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該書由《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以及《「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孤僧的命運和毛澤東的十大》四篇文章彙集而成，約20萬字。該書完稿後，王明就重病不起，並於四天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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