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被罷官遣送回籍後，為何要準備一口快刀以備隨時自裁呢？

1898年5月，頑固派的重要代表奕訢去世，維新變法少了一塊大的絆腳石。翁同龢和維新派們便抓緊時機，請光緒帝下詔速定變法大計。6月10日，光緒帝令翁同龢代擬宣布變法的詔書，經過反覆推敲，翁同龢終於完成了這項名垂青史的重任。然而，翁同龢卻不知道，自己的厄運也隨之而來了。

就在翁同龢擬定詔書後僅兩天，光緒下旨讓榮祿取代了他戶部尚書一職，又三天，翁同龢被開缺回籍，從而悲劇性地結束了政治生命。剛剛出世的維新事業也因此蒙受了巨大損失。正如梁啟超後來所言：「常熟去國，與變法成敗最為關鍵」。那麼翁同龢作為光緒最信任的師傅，怎麼好端端地就被罷官革職了呢？

翁同龢被罷官，就其主要方面看，自然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勢力直接造成的，是新舊鬥爭的產物，是帝、後兩黨權力鬥爭的結果。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在這當中，翁同龢與康有為等人的思想分歧、與光緒帝之間的某種抵牾，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合力作用。

翁同龢原本是一個持重的政治家，一個傳統學術家的秉承者，在與康有為的接觸中，他一方面感到康有為的才識和膽略委實可用，並加以支持；但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他的「孔子改制」的說法，看不慣康有為輕狂不可一世的人品，及其行動操切，鋪張過甚的過激做法。

因此，他後來有意識地減少與康有為的來往，這也影響到他同光緒帝的關係。另外，甲午戰爭幾年內，翁同龢仗著是光緒的師傅，在光緒面前言談舉止不免有些託大。加上觀念跟不上年輕激進的光緒，所以屢屢有悖帝意。如1897年，光緒曾幾次勸令他赴德國使館就膠州問題進行交涉，他均為從命。

又如，1898年4月中旬，在接見俄國使節巴甫羅福一事的禮節地點等問題上，他又多次反對光緒過於隨意，不講究意見，弄得光緒大為惱火。最令光緒生氣的是，有一次，翁同龢竟拒不受命傳讓康有為再抄呈有關變法著作的諭令。

由此可見，翁同龢的確有失「臣道」，這些過失難免為頑固派和慈禧太后所知，並最終被其所利用。頑固派代表人物剛毅等人所擬的譴翁諭旨中就說：「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形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光緒與翁同龢有何分歧矛盾，他都還不至於要將自己多年感戴的恩師一舉罷官，驅趕回籍。有不少資料證明，光緒對翁同龢的罷免感到難過。顯然，這是慈禧的意思，他有苦難言，無可奈何。

翁同龢被開缺回籍後，變得十分謹慎。他時刻警惕地防範著慈禧會賜令自盡，於是便讓家人到當地著名的刀鋪買了一口快刀，以備萬一。後來，受親朋門生的捐贈，他在祖墳墓地附近建了一個住宅，取名「瓶廬」，以守口如瓶自警，又稱「松禪」，表示與世無爭、不問政治之志。他還在「瓶廬」旁挖了一口深井，隨時供自裁之用。

當然這一切都是翁同龢自己臆想出來的，慈禧並沒有加害他的心思，只是想將他趕出朝堂。1904年7月，這位飽經憂患的狀元帝師終於帶著無限的遺憾和怨憤，離開了人世，臨時之前前寫詩一首：「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又自挽一聯：「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而後予知負夫。」

翁同龢去世五年後，清廷加恩開復了他的原職，但未賜謚。又過了五年，才有遜帝溥儀於1914年賜謚「文恭」。這也算是給他做了最後的蓋棺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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