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進京趕考」與蔣介石「搬家逃亡」

原標題：1949年：毛澤東「進京趕考」與蔣介石「搬家逃亡」

1949年毛澤東進北京，在西郊機場檢閱軍隊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09年第10期

原標題：1949：毛澤東「進京趕考」與蔣介石「搬家逃亡」

蔣的「元旦文告」與毛的「新年獻詞」

1948年是國共雙方的戰略決戰年。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解放軍解放了東北全境、華北大部和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戰線推進到長江北岸。解放軍的總兵力增加到358萬多人，武器裝備也大大加強。

蔣介石的精銳主力大部喪失，總兵力只剩下204萬人，能用於機動作戰的兵力有146萬人。長期的戰爭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使國統區經濟陷入總崩潰，物價飛漲，工商凋敝，財政枯竭。軍事失敗和經濟形勢惡化使蔣介石焦頭爛額，心力交瘁。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承認「戡亂」失敗，轉而呼籲和平。他表示：「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他求。」「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南京政府「和談」之聲高唱入雲，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隨聲附和。北平的張申府教授發表《呼籲和平》，希望國共停戰。梁漱溟也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敬告中國共產黨》，表示：「好戰者今天既不存在，內戰不應該再有。任何問題要用政治方式解決，不要用武力。」

面對這些言論，毛澤東於1949年1月1日發表了氣壯山河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開門見山地宣告：「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毛澤東回顧了人民解放戰爭走過的曲折路程，筆鋒一轉，痛斥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和平」陰謀，並引用古希臘寓言《農夫與蛇》，說明共產黨人決不憐憫那些蛇一樣的反動派。毛豪邁地宣布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任務：「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

毛澤東說：「進京趕考去」，「決不當李自成」

為了制定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的各項方針政策，中共中央於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告誡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乘車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

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24日佔領了南京，把紅旗插在「總統府」上。南京政府如鳥獸散，《人民日報》發了號外，毛澤東在香山看了捷報，興奮地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蔣介石狡兔三窟，煞費苦心

當時人們認為：蔣介石的政治生涯已結束。其實，蔣「下野」已不是第一次。他意識到，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敗局已定，無力回天，只好另尋出路了。

1948年10月，蔣介石召集親信秘密會議，商討一旦戰敗，國民黨的黨政中心遷往何處。有人建議模仿抗戰時期，遷往大西南。蔣介石的同鄉、浙江大學教授張其昀主張撤往台灣。他分析：台灣海峽海闊浪高，可以暫時阻止解放軍的追擊。台灣物產豐富，有日本人建立的工業基礎，交通也很發達，有利於國民黨的統治。他的分析很合蔣介石的心意，一個重大決策在蔣的心中醞釀。

1948年12月24日，蔣介石突然下令改組台灣省政府，任命親信陳誠為台灣省主席。次日任命長子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這樣，蔣在下野之前已把台灣的黨政大權緊緊抓在自己手裡。人事安排妥當後，蔣介石開始秘密實施撤退計劃。

首先是搬運國民黨中央銀行的黃金儲備。1948年11月，蔣介石密令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庫存的黃金儲備運往台灣。而主管銀行的行政院和財政部均不知情。俞鴻鈞親自組織一個機密工作小組，將金銀裝箱。11月30日夜，上海外灘戒嚴，工人從外灘的中央銀行金庫中搬運了774箱，共約200萬兩黃金，由國民黨海軍登陸艦「美盛號」護送，12月2日到達台灣的基隆港。台北海關派專車把黃金運走，藏在秘密的地點。接著又將151箱共約57萬兩黃金和1000箱共約400萬銀元運到廈門。

第二次秘密運輸黃金是1949年1月10日。這一次是更大規模的運輸，動用了軍艦、民輪和飛機。國民黨中央彙報：目前黃金儲備，運到台北260萬兩，廈門90萬兩，存在美國38萬兩，上海僅存20萬兩。此外還有數千萬銀元也轉運到台灣。蔣介石這才定了心。有了黃金，他在台灣的經濟基礎就有了。此時，蔣看似在溪口老家遊山玩水，會晤鄉親，實際上在暗中指揮調度，忙碌不堪。「代總統」李宗仁則被蒙在鼓裡，當他得知消息時，國庫已空空如也。

在1949年5月前，蔣介石還指揮調動幾百艘貨輪和客輪，將國民黨海空軍部隊、裝備、物資和重要企業的機器設備運往台灣，破壞了上海江南造船廠的車間和碼頭。有了錢和物資還不夠，國民黨當局還制訂了搶運文物的計劃，特別是將故宮文物運往台灣。故宮寶藏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由北平裝箱起運，一路曲折到達四川。抗戰勝利後，又隨國民政府返回南京，一直沒有安定的存放地點。當時不知道能運走多少，於是先精選了120箱，於1948年11月由海軍的「中鼎」運輸艦從南京啟程，在海上顛簸月余才到達基隆港。以後又接著運第二批、第三批。第三批文物是1949年1月由海軍的「崑崙」運輸艦載運的，當時計劃裝2000箱。裝船時海軍司令部的人聽說船是去台灣的，立即攜帶家屬蜂擁而上，擠滿了船艙，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親自來動員，但無人肯下船，只裝了1244箱。最後「崑崙」艦艦長命令將船艙中的桌椅拆除，騰出地方來裝上這些文物。

故宮南遷文物的精品，95％運到了台北。這些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本應屬於全中國人民，卻長年存放在台灣一隅，難得回歸了。

蔣介石於1949年4月25日離開溪口老家，在象山港登「太康」艦離開大陸。蔣經國在日記里記述那個傷心的時刻：「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

美國政府密切關注中國大陸的變化。雖然對國民黨政權已經失望，但也不希望共產黨得到台灣。因此，美國政客又想出了一個「國際託管」台灣的辦法，想仿照德國、日本的例子，由聯合國授權管理。蔣介石獲悉美國策劃廢掉他的陰謀時，萬分憂慮。此時，他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如果台灣也守不住，他到哪裡去？一向很少出國訪問的蔣介石，卻在這個非常時期出訪了菲律賓和韓國。7月，蔣介石與菲律賓總統季里諾會談，討論一旦台灣失守在菲律賓成立流亡政府等問題。8月，蔣介石與韓國總統李承晚會談，要求開闢空中通道。這是為了台灣失守前的再次逃亡。

蔣介石狡兔三窟，煞費苦心。

劉少奇秘密訪蘇，身負三項使命

新中國將實行什麼樣的外交政策，是毛澤東思考的重大問題。建國前夕確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也不急於取得西方國家的外交承認。毛澤東比喻這是「另起爐灶」，「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

解放軍進入南京不久，司徒雷登與共產黨方面開始接觸，但最終失敗。美國政府緊接著發表對新中國不無敵視的白皮書。毛澤東極為憤怒，連續寫了4篇評論，嚴厲批判美國政府在中國推行的侵略政策，並說：「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美國和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敵視和封鎖，使毛澤東需要尋找新的途徑，打開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交往。1949年１月，斯大林委託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華，在西柏坡會見了毛澤東，詳細了解中國革命的情況和中共中央的政策。美國政府的立場，使毛澤東確定了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7月，他派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劉少奇與斯大林進行了幾次會談，詳細通報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和新中國籌建的情況。

劉少奇此行負有三項重大使命：

一是學習蘇聯國家行政體制。斯大林完全滿足了中方的要求，劉少奇考察了許多政府部門和地方行政機構，與各級官員進行座談取經。新中國的政府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蘇聯的模式。

二是尋求蘇聯的經濟援助。蔣介石捲走了大陸幾乎全部的資金，給共產黨留下了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新中國怎樣恢復破碎的經濟？啟動資金從哪裡來？如何應對西方世界的經濟封鎖？這些都是極為嚴重和迫切的問題。斯大林表示：儘管蘇聯也處於戰後重建的困難時期，但為了幫助新中國的建設，準備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幫助中國建設一批工業項目，還答應派蘇聯專家來中國進行協助和指導。

三是尋求蘇聯的軍事援助。隨同劉少奇訪蘇的有空軍司令劉亞樓、海軍司令蕭勁光。我方希望蘇聯幫助中國建立空軍和海軍，提供先進的戰鬥機、艦艇，特別是提供幫助解放台灣的空軍部隊。斯大林答應先在中國開辦航空學校，為解放軍培養飛行員和技術人員。斯大林對新疆十分關注。中蘇兩黨會談中，劉少奇表示中共準備在1950年進軍新疆和西藏。斯大林提出：希望中共及早進軍新疆，並表示願意提供殲擊機、運輸機和汽車，幫助解放軍迅速解放新疆。

8月中旬劉少奇回到北京，毛澤東對訪蘇成果非常滿意。中蘇結盟，不僅使中國打開了外交局面，而且對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投降者的一個絕妙比喻：「重新嫁人」

1949年10月１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大典。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朱德總司令號召解放軍指戰員繼續努力，向國內未解放的其餘地區進軍，實現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蔣介石還想依託西南的險要地形，以圖東山再起。８月24日他飛到重慶部署防禦。雖然國民黨軍在西南的兵力尚有90萬人，但胡宗南、宋希濂等都喪失信心，認為根本沒力量守住川黔滇三省。

為解放大西南，一野由關中入川，二野由湘西入黔，四野一部由鄂西入川，一場跋山涉水的長途追擊開始了。湘鄂川黔地區崇山峻岭，行軍極其艱難。牲口摔死大半，戰士跌跤的不計其數，多的一天摔30多次，但這都阻擋不了解放軍的高昂士氣。

10月29日，解放軍二野先頭部隊進至重慶市郊，向白市驛機場逼近。這天夜裡，蔣氏父子逃離重慶。蔣經國回憶：「前方戰況猛烈，情勢危急。林園後面已槍聲大作，而周圍之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吵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西南守不住，蔣介石只好再次逃離大陸。

眼看大勢已去，西南國民黨軍紛紛起義投誠。一些軍官不甘心就這樣不戰而降，痛哭流涕。有的軍官看清了形勢，不願為蔣家殉葬，說：「投降就要有個投降的樣子，有什麼哭泣留戀的！這好比一個女人嫁了一個敗家子丈夫，本來早該離婚。現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時候，我們重新嫁人是應該的，還有什麼哭的！」

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的爭取下，原新疆地方官員陶峙岳、鮑爾漢通電起義，宣告新疆和平解放。10 月中旬， 一野開始了向新疆的大進軍。幾萬官兵歷時3個月，冒著風沙嚴寒，穿越天山戈壁，把紅旗插遍南疆北疆。

1949年底，除西藏外，中國大陸基本解放。一輪紅日在新中國的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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