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那時候，城裡的知識分子是怎麼過日子的？

天下 10-13

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社會，經歷遷都後兩年多的停滯性通膨之後，進一步表現為生活消費普遍低落的通貨緊縮局面。但對消費者而言，物價下跌代表同樣的錢可以購買更多商品，形同個人實質所得增加。

正是在這一階段，北京開始進入知識群體認為的「物價低、服務好」的文化古城階段。20年代末去北平旅行的陳存仁感嘆，北平的物價「樣樣都便宜過上海，有時兩個人一天的話費，還用不了一塊錢」。

而此一時期的上海，則面臨通貨膨脹、生活指數偏高的局面。「現在物價的增高率，逐步驟漲，已經成為只有增加，沒有退縮的定律了。人生的要素衣、食、住之外，還有日常的零星什物，試問那一件東西不是貴了若干倍。越是日用的食品，越是貴的倍數多。」

艾迪和晏陽初先生一家，1932

上海生活指數的高漲，一個主要的反映就是住房開銷增大。「一·二八」戰後，大量人員湧入租界避難，由此帶動租界地段房屋租金成倍上漲。「滬地生活程度至高，房租尤為昂貴。藉以謀利者甚多。故對於避難來滬者，每索值奇昂，較平時增加數倍。聞租界中某里竟有一亭子間索租金二三十元者。」

而租界與華界居住人口的不對等，也造成城區不同地段房屋租金的不均等。施蟄存回憶，在當時的上海，一幢石庫門房子每月的租金，「在鬧市區，例如南京路至廣東路一帶，房子造得考究些，租戶用來開設字型大小，租金每月就要二三十元」；

「在離市區遠的里弄內，一般月租只有十五六元。大約一個每月工資在六七十元以上的職工，一對夫妻租住一幢石庫門房子，可以生活得相當安逸」。

民國時期的西式洋房，1919

經濟上處於下層的知識分子無疑只能選擇最為廉價的亭子間或低檔里弄住宅。柔石初到上海時儘管每個月有20元收入，但「尚需負債十元，以廿元只夠房租與飯食費」。浦風在中國公學大學部念書期間，與同學合租房子，對高漲的房租心疼不已。

我和趙是七號晚方才返校的，八號又慌忙趕到滬埠租房子。好容易我們於永安里第一街找到了一個可住三人的前廳，言定每人七元，合共二十一元，有行軍床二張，桌一張，凳子二張。九號的晚上，房東來收房金，我們忍痛地把錢給他了。除了房金，還於附近定了飯菜，言定每人每月十一元。——統計起來，這一次搬來搬去的結果，每人平均起來必須二十五元左右，和一千二百人計算，共總憑空花去三萬元左右。當局諸公大約未曾計算及此罷！可憐的我們只有在他們的威力下耗費父兄們掙扎得來的一點血汗了！

而經濟條件寬綽的高校教師及知名自由撰稿人、報社主筆等知識分子，自然有足夠能力支付不菲的住房開銷。

抗戰前夕，即使不計算大學教師中有人有來自薪金以外的兼課或寫作收入，上海公立高校教師賬面上的薪金收入也已經足以負擔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開支，並且綽綽有餘。上海第一醫學院一位教授回憶了抗戰前的居住狀況：

住房因當時第一醫學院的宿舍較少，所以在外面自租單間三層之樓房一幢與人家合住，計住二層（二間），廚房公用，房租共付30圓，連水電費等在內，每月不超過40圓。傢具為中等之木器傢具，皮沙發等均系陸續添置。

日常飲食也是消費支出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於柴米油鹽等日常開支，經濟條件較差的知識分子通過各種方式盡量節省。

30年代林默涵在報社工作時，報社老闆因賭博輸錢而扣發工資，使林默涵生活得頗為艱苦：「我每天幾乎只吃一頓飯。這頓飯是零點以後上夜班的人的工作餐，不要錢，白天我就到街上買幾個小生煎饅頭充饑，兩個銅板一個，買十個要花二十個銅板，或者頂多吃碗面，喝碗開水。」

西式午餐，1919

「左聯」成員齊遠負責籌資在虹口區辦工人夜校，與一個名為林耶的由東北南下的「左聯」成員同住。

「那時我和林耶的生活是這樣的：早飯一人一碗豆漿，一個包油條加了點白糖的飯糰，每人幾個銅元；中午在小飯館內，米飯、黃豆豆腐、豬肝菠菜湯約二十二枚銅元；晚飯喝粥加碟小菜約十來個銅元，總之每人每天兩角錢就夠。」

陳白塵回憶起30年代住在上海西愛咸斯路317號時的情形：

兩毛錢可以支持兩個人一天的生活，這在現在似乎不可思議，在當時卻是事實：一斤麵條，加上醬油、麻油和辣椒醬，可能不到兩毛錢，多下兩個銅板，還可以在牛肉鋪里換到一點牛肉末，這就足可以填飽兩個人一天的肚皮了。不過這有個前提：即在打汽爐子里有煤油的情況下。否則要分出錢來打煤油，就無法買麵條了。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打了煤油燒開水，以燒餅充饑也是可以的。

對這些拮据的知識分子來說，節假日之際，手頭較之平日稍顯寬裕，稍加改善生活的場景就成為深刻的記憶。陳白塵對1929年元旦當天的情形印象深刻：

1929年元旦這天，生活顯得比較寬裕些：除了還清房租、水電費和米店得欠賬等等之外，還剩下五塊多錢。我們燒了一碗牛肉，又花了一百八十文買只熟豬耳朵下酒。因為我依舊沒有冬衣，近來學會以二兩白乾禦寒了。

有些知識分子由於對吃有著特殊的偏好，因此在其衣食住行的開銷中「吃」的比重較大。郁達夫就是如此。王映霞回憶了郁達夫在上海居住期間的飲食開銷情況：

在衣食住行中，郁達夫最講究的是吃。他常說：「我們無產者惟一可靠的財產，便是自己的身體。」又說：「文章做不出事小，身體養得好好的，這是第一著。」當時，我們家庭每月的開支為銀洋二百元，摺合白米二十多石，這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都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一元可以買一個大甲魚，也可以買六十個雞蛋，我們比魯迅家裡吃得好。

鮮牛奶、洋狗、花磚、雪茄煙、沙發等，上述所引文字勾勒了一個有著西化生活方式的大學教授悠閑愜意的家庭生活場景。可見，經濟條件處於中上水平的上海大學教員與知名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知識分子，他們的日常消費相較於下層要寬裕許多，不但日常飯菜里常有牛奶、雞蛋及魚肉等，而且其服飾打扮與住房條件也較為優越，有的還有餘錢僱傭人。

穿西式服裝的行人，1933

上海第一醫學院一位教授回憶抗戰前的飲食情況時說：「抗戰前的物價很低，1936年米價約10元一石，布1元2角左右一尺；豬肉約4角一斤，每天都有魚、肉等葷菜，小菜只需要7、8角錢，還經常吃雞蛋、牛奶、水果等。」

當時身為暢銷書作家的蔣光慈收入可觀，除每月固定匯錢到安徽老家和支付日常生活的各種開銷外，還時常幫助經濟困難的友人。吳似鴻回憶起1930年蔣光慈因工作過度而到法租界養病時的生活情形：

在法國公園（即現在的復興公園）旁邊的環龍路（南昌路）上找了一間樓房，租金三十元一月，伙食費四十元一月（營養品在內）。每天有牛奶、雞蛋、可可茶、奶油湯，以及牛油、麵包、盆菜，不是牛肉餅，就是烤什麼……當進餐之前，光慈必把一瓶補力多擺上餐桌，準備餐畢服用。

汽車一度被視為近代工業文明的象徵。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汽車的日益普及，上海的都市交通已經十分發達。「上海灘的人，都要購置幾輛汽車，便是買不起汽車的窮小子，也歡喜坐公共汽車，野雞汽車，過他們的汽車癮。」

出租汽車相當流行，街頭到處可見，隨手一招就來了。在市區內，不論遠近，計程車均一律付銀洋一元，另給小費一角或二角。然而，有些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並不習慣這種西式交通工具；有些是經濟條件不允許。

蕭乾回憶道：「那時報館（《大公報》上海版）設在愛多亞路，宿舍則在霞飛路——即現在的淮海路。為了鍛煉身體，也為了看看市容，我每天上下班都步行。」唐弢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從住處到郵局，總是走著去上班，保持讀書時候的習慣，很少坐電車或公共汽車」。

關露回憶：「周揚同志有一陣住在北四川路。他經常到法租界來跑一趟，工作之後，沒錢坐車回家，來找我借幾毛錢做車錢。」

柯靈感嘆城市之大給路人帶來的不便：「除非你是有車階級，出門只靠步行，那麼不但行人如鯽，市虎可畏，會增加緊張和疲勞，如果走得乏力，雙腿酸痛，寸步難移，你絕對找不到一個立錐之地，讓你歇一歇腿，緩一口氣。

擁擠的街道，1932

大都市中有的是交通利器，卻大抵和路人無關。公共交通之擁擠，令人望而卻步。」

柳亞子在致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們今天下午出去修頭髮（新新公司），並環遊三公司，可謂闊氣矣。用去電車費八百八十文。」而有些則是生活習慣的差異。王映霞回憶了郁達夫的出行習慣：

郁達夫在交通上很節約，捨不得多花錢，從未坐過出租汽車。在上海期間，每次出門，路途遠的坐電車或公共汽車。如魯迅住在虹口，我們住在滬西，相距很遠，來往就坐有軌電車。當時，電車分頭等、三等（沒有二等）。頭等座位是皮製的，坐得比較舒適，車票價格比三等高二、三文，所差極為有限，而郁達夫斤斤較量，偏偏要坐三等電車。三等車多半是拖車，顛簸得很厲害，而郁達夫則處之泰然。路途近的，我們就坐黃包車。當時，黃包車很多，一叫就來到你的面前。郁達夫告訴我，坐黃包車，要坐老頭拉的車，車錢不會太大。因為他自知氣力不及青年人，車錢就低一些，我們樂得省幾個錢。年輕力壯的車夫，雖然拉得快一些，但車錢必然要花得多。

而經濟條件優越者，如邵洵美，甚至能夠自行購買汽車以供日常出行與接送家人、朋友之用。徐志摩在致友人的信中不但提及自己買車的用途，還透露周邊許多同仁皆已購車：「坐汽車誠有其事，舒服等情亦無可飾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