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亂到來時，什麼人最積極？

周六/新中國老照片系列/宋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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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是一本好書，它寫出了一個大的社會變動到來時，有著不同境遇、懷著不同心思的人，如何主動被動地加入或被裹挾進去，產生了不同命運變故的故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部分懷著真誠的理想投入革命的人，在革命成功前都死了，而心懷叵測為著投機目的參與的，卻大概率活到了最後，而且結局不錯。

現實往往如此。

1966年，一篇「炮打司令部」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紅衛兵、造反派蜂擁而起，衝擊黨政機關，揪斗教師、領導，進而抄家、打人、武鬥，社會進入全面的無政府狀態。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討論到的、參與反思的往往是最初沖在前面的學生，他們中的大部分懷著單純的理想主義熱血，被激發出種種暴戾的行動，但這一批人，並不是當時唯一的參與者。還有很多人，隱沒在了歷史當中，這些人，是任何大的社會變動時，都會迅速活躍起來的人。有一些論文和書研究過這些人，《中國是怎樣從文革走向改革的》書中對此作了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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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運動中的失意者，希望在新的運動中平反、復仇

文革的口號是打倒當權派，因各種原因對社會現狀存在不滿情緒的人率先加入到「造反」隊伍當中，其中有一類與1966年前歷次政治運動直接相關。

1957年後一系列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為特徵的運動使黨內外一批幹部、群眾受到錯誤處理，他們希望這次運動能改正自己所受的不公正處理，因而把矛頭指向曾經處理過自己的領導機關和「整」過自己的領導幹部。1966年底至1967年上半年，各地要求翻案的人增多。福建省一部分革命老區及原地下黨活動地區的農民進城,與造反學生、工人結合起來，批判省委負責人，要求給當年受到錯誤處理的地下黨員平反和恢復黨籍，給他們的子女安排工作，批判某些南下幹部排斥打擊地方幹部。

在安徽、江蘇等地，出現許多「四不清分子」要求重新審查、改變結論的問題。在全國範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1957年的右派、1959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求解決自己所受不公正處理的問題。有的以某種鬆散組織的形式提出「平反」「返城」及回原單位工作之類的要求。根據《「文革」時期的農民「造反」組織及其活動管窺》中的統計，在福建省農民「造反」組織的領導或骨幹分子中，有相當部分是多次政治運動中受打擊者。如「四清」運動中有所謂「四不清」問題的幹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開除或清洗的幹部，有「歷史問題」的幹部等。

2

對官僚主義和特權不滿的人

他們希望批判官僚之前不斷的階級鬥爭擴大化，以及傳統的官本位，給官僚主義、特權的滋長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造成各種形式的干群矛盾。「文革」爆發後，一部分群眾出於對官僚主義作風和特權的不滿，以為這場運動是解決干群矛盾和官僚主義的時機，他們把長期壓抑著的不滿訴諸各種批判活動，以激烈的言行向所在單位、所在地區的領導「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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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經濟訴求的人

謀求解決實際問題政治目的的參與者只是運動中的一部分，更多的人關注的是實際的利益。1966-1967年，還有很大一批人，他們只是打著「造反」的旗幟，衝擊他們不滿意的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希望解決一些關係自身利益的經濟問題，如增加工資、臨時工轉正式工、60年代初下放工人返城、下鄉和支邊知識青年要求返城安排工作、集體企業轉國有企業等等。在不長的一段時間裡，諸如此類的組織大量湧現，相當活躍。

1966年10月24日,無錫市工廠企業臨時工500多人集會成立「無錫市臨時工革命籌委會」，要求固定工作，提高工資，這一訴求很快擴大至全市。他們組織或參加了各種「造反」組織，活動非常積極。

11月間，天津「革命青年臨時工造反總部」發出題為《堅決徹底砸爛反動的臨時工制度》的傳單，認定它是剝削階級的反動制度，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要「砸爛」和廢除。12月，成都地區幾十個企業的數千名合同工組成的」鏟資戰鬥團」提出，合同工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合同工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標誌，並成為「走資派」推行「資反路線」的工具。11月至12月間，長春市100多個單位的部分炊事員成立了「長春市炊事員紅色造反團」，要求提高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增加福利和糧食定量。在全國範圍內，一些轉業、複員軍人成立了「紅衛軍」串聯、活動,要求解決工作或安置中的一些問題……

在上海，自1966年10月後，各個工廠企業的「造反隊」紛紛成立，當年11月中旬，造反派們發現許多過去要經過處、局、部層層審批的請示、報告，現在抓住一個「頭頭」簽一個字就解決問題了，於是「那一陣批鬥會開得既多又凶，批鬥會的目的往往就是要頭頭簽字，不簽就斗，一直斗到你簽字為止。

造反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給自己帶來了解決切身利益的前所未有的機會，因而組織形形色色的造反組織提出各自的經濟要求。這之後，上海出現了大量奇特的造反組織，如上海精簡去外地農村下放工人司令部、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革命造反司令部、支內返滬造反總司令部、初小畢業生造反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住房問題調查指揮部等。

當發現了「造反」的甜頭後，一些人的要求越來越高，除了漲工資、轉為正式工等外，慢慢發展到要東西、要外出造反補貼等等，「上海人力運輸裝卸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要求供應紅布，做紅袖章，「紅布共10匹，立即供應」，要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簽字，不簽就斗。

由於工業、財貿系統基層普遍增加工資和福利，1967年1月3日一天就發生幾百個單位到銀行提款，上海各家銀行僅從1967年元旦到元月4日，貨幣流失量達千萬元。根據徐景賢《十年一夢》記載，上海港的幾個裝卸區，有一批工人鬧著要發「串聯費」，結果拿了錢擅自離開生產崗位到外地串聯，致使上海港的運輸幾乎癱瘓，港口物資嚴重堆積。1月1日至9日平均每天約有70多艘中外輪船因無人裝卸而停止生產,有一天竟停了114艘輪船。外國運輸船在港時間超過規定時間，須賠償非生產停泊損失，僅此項9天就要損失好幾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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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取栗的造反者

這些人趁火打劫，更厲害的是靠著運動賺錢的。1966年12月28目，福建老區反修團一分團長在動員農民進城「造反」時說：「我們這次去螺洲，三頓上等白米飯，隨你吃飽飽的，一天七八角伙食，自已不要出一分錢，大家都可以去。今年生產搞不好，由葉飛(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負責，縣委和公社黨委要負責，誰叫他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只好放下生產去反他們。」有的「造反派「頭頭宣揚：「參加我們的反修團，到縣裡省里造反，吃飯、搭車、理髮都不要錢。」這些「物質刺激」煽動了大批農民進城開會、「造反」。

政治運動可能都有一個崇高的理想，但規則一旦被打破，就像打破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來的往往與理想無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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