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與罪人，盪子與賢人
撰文：戴濰娜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靄理士是維多利亞晚期的性學先驅，沉沒的一代思想大師，被稱作他所處的時代里最文明的人。西方評論界認為，靄理士在「性的現代化」上作出貢獻，可以等同於馬克思.韋伯至於現代社會學，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於現代物理學。他被評價為「伍爾夫之後最偉大的英語作家」。羅素讚美靄理士的巨著是「少有的令人放心的傑作」；潘光旦對靄理士敬仰如師，自稱「私淑於今二十年」。周作人終其一生宣稱靄理士是對他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是他的「啟蒙之書」——「我讀了眼上的鱗片倏忽落下，對於人生與社會成立了一個見解」。
周作人與靄理士，彷彿一對精神上的雙生子，是盪子與賢人的矛盾體。在靄理士的映照下，周作人的內心世界得以浮出水面，他究竟是離經叛道者，還是書齋活古人？究竟是人類文明的革命者，還是與世隔絕的歸隱僧？現代中國社會是一則巨大的語病。隔著無際時空的靄理士，站在周作人這個「語病」背後，如同告解室里靜靜聆聽的精神分析師……
一個人和他的鏡子跳舞，一個人和他的替身跳舞。正如在巴赫的平衡律中，蕩漾起一支靄理士與周作人合作的圓舞曲，他們交織的舞蹈，將成為一場無意義的圓滿……
《未完成的悲劇——周作人與靄理士》（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是靄理士和周作人兩個人傳記和思想的相互發明與相互映照，它試圖融合極端的美與極端的思考。一部華麗而晦暗，沉溺乃至消沉的美學文本，掀開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傷劇幕。作為現代中國一個無法癒合的創傷性事件，周作人的變節，同時是現代文化自身分裂出的一種結果和一個危險回應。歷史的傷口，在一次次凝視中撕裂，現出它的殘暴抑或妖嬈。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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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與罪人的合體
如果一個作家半生都與刺客、監獄、政治謎案糾葛不清，身敗名裂似有隱情，又始終拒絕理解，死緘其口，一說便俗，那種不可救藥的浪漫氣質，簡直可與日本古典時期動不動就有的男女「情死」相媲美。偏執傲慢、至信至義至察至冤，同時又非常非常無情，一樣的徹底，一樣的不講道理。
早年留學日本的周作人靈魂里也吸入了日本「愛與死」的藝術氣息，寫過不少關於「情死」的茶話。古已有之的情死，在日本通稱「心中」，井原西鶴稱之為「心中死」。周作人後半生的不辯解，大約也是徹底絕望於世界的窄小，如那班子痴男怨女一樣，「被挾在私情與義理之間，好像是弶上的老鼠，反正是掙不脫」 。死也不能怎麼英雄怎麼超脫，於是活著就是不配合。「一說便俗」背後是心寂、心死。
這一場大戲，當事人早已作古，或是留下青紅難辨的證詞。其間的角色、情節，至今還是不分明。1939年元月，周作人在八道灣家中遇刺。彼時周作人正在和他的「四大弟子」之一，時任偽北京女子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員的沈啟無談天。兩名學生佯裝拜見，登堂入室，後掏出手槍擊中周作人左腹。射向周作人的那顆子彈，不偏不倚擊中他長衣的紐扣，這枚紐扣為他擋過一劫，卻同時將他送往另一個地獄。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來，北京眾多高校和學者紛紛南下躲避戰亂，多方好友都曾力邀周作人一起南下。周作人出人意料地選擇「一動不如一靜」，留守苦雨齋閉門讀書。郭沫若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中回憶了當時的情形：這時，日本人已經開始勾引他，約他見面；日本報紙《大阪每日新聞》報道周作人「於這裡，只好大概地教授關於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這問題，漸漸便會覺得到日本去是最好的」。新聞傳到大陸，文藝界就認為這是為周作人要落水吹風了。因此1938年春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抗戰文藝》上，茅盾、郁達夫、老舍等18位著名作家聯名發表了《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 ，勸周作人南下。這些人中郁達夫等跟周作人關係是不錯的。
1938年夏天，西南聯大和中央研究院的葉公超邀請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和周作人南下昆明，周作人亦以家庭拖累為由婉拒。遠在倫敦的胡適聽說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飯店正式召開的「更生中國建設應洽會」，漂洋過海寄來一夢：「藏暉先生（胡適自稱）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周作人回詩：「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箇中滋味，耐人品咂。
北平已不太平。一有事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就叫用人摘下八道灣大宅門上的「周宅」，改換「羽太寓」的牌匾，插上日本旗，以示這是日本人住宅，求得安穩。 至「元旦刺客」事件一出，周作人愈發被推入了複雜危險的政治棋局。據周晚年在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錄》中的自辯，刺客系日本軍警指使，為的就是逼他就範。民間流傳的另一個說法是，刺殺者自稱「天津中日學院學生」，憤恨賣國賊，殺周作人是「鋤奸」計劃的一環。 「抗日鋤奸團」的來源十分複雜，不少都有國民黨中統或軍統背景，十分敢想敢幹。當時周作人雖沒有當漢奸，但為防止他落水，先行斬斃。大難不死的周作人於當月12日出任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次年12月9日被正式任命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穿梭於各類學術會議、講習班，發表講話、訓示，冒天下文人之大不韙，攤出「以親仁善鄰」的親日姿態。隨後，他又作為汪精衛隨員參加偽滿洲國慶典，與陳公博、褚民誼等頭面人物推杯換盞履舄交錯。共事之人，雖同在衙門，卻各懷鬼胎，立場曖昧。一些地下黨力勸周作人出任偽職，因周作人出任總比其他人出任要來得好。而在出任偽職期間，周作人也確實照顧過一些故舊，日本人意欲逮捕陸志偉、張東蓀、趙紫宸等，都被周作人出面斡旋解救。還有一說他曾營救過地下黨。南京師範大學主辦發行的《文教資料》1986年4期發表了一組《關於周作人的史料》，裡面傳播了一個說法：周作人當年出任偽職，是中共北平特派其打入。一時謠諑紛起，海外甚至有人把事情誇大為中共給周作人平反，藉此攻擊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 坊間各路傳聞，如今看來大多不足為信，但其間透露出的各方勢力間的微妙關係及複雜多變的國內外政治格局，均叫後人不得不以最大的審慎來掂量其中的抉擇與無奈、妥協與平衡。
某種意義上，日本侵華期間，這位苦雨齋老人成為了敵營中最後的文化留守者。任職期間，周作人保全了北大的圖書、儀器，也曾因發表有利中華民族的言論被日本軍國主義文人斥為「特殊之文學敵人」「反動老作家」 。北平的教育並沒有隨著淪陷而奴化。關於其附逆期間的精神結構、心理紋理、行為邏輯，至今仍有諸多不明難查之處，各路當事人在50年代的政治壓力下全不講實話，後人的推演往往建立在虛偽供詞之上。誠如黃開發所描述：「他的附逆與前期人格表現的反差實在太大，附逆期間他也並沒有真正替日本人賣命，甚至還做了一些於抗戰有益的事情，過後他的『不辯解』主義為之塗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神秘色彩。」 而周作人究竟何思何想，據許寶騤《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經過》一文，他曾對許寶騤說過一句：「我現在是站在戲台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
抗戰勝利之後，周作人以漢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南京監獄熬過兩年牢獄之災，後被保釋先回到上海，再回到了他已不識的北平。對於附逆之罪，絕口不辯，只道是「凡大哀極樂，難寫其百一，古人尚爾，況在鄙人。深恐此事一說便俗，非唯不能，抑亦以為不可者也」 。
舒蕪注意到戈爾特堡曾經評價靄理士「在他裡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 ，周作人公然引以自擬：「這句話說的最妙。並不是我想援靄理士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還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躊躇地將這冊小集同樣地薦於中國現代的叛徒與隱士們之前。」
就是這位周作人反覆引用的倫敦隱士，悄然在書齋里策划了一場至今仍在轟轟烈烈進行的革命。
靄理士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寫書公然為同性戀辯護的作家。在他之前，同性戀被看作「疾病」和「犯罪」，也有「男同是體內囚禁了女性靈魂」等一干歪理邪說。靄理士通過同性戀行為在動物中廣泛存在，論證了「同性戀」的自然性；他同時列舉了大量同性戀偉人，包括米開朗基羅、薩福、達·芬奇、伊拉斯謨、切利尼等。 有意思的是，他深入細緻地觀察「男同」和「女同」不一樣的心理生理機制。在這一點上，女同性戀妻子伊迪絲給了他獨一無二的學術體驗。
早年，他加入「新同志」組織（The new fellowship），成為了其「最年輕，興許也是最狂熱的成員」，並由此結識了愛德華·卡朋特，他們的友誼隨後持續了四十多年。卡朋特就是一名同性戀，他在靄理士那裡找到了同性戀合理存在權利的最強力證。像周作人力挺郁達夫一樣，靄理士也曾為那個時代寫「黃色小說」的哈代（Hardy）辯護。他為同性戀權利奔走，並試圖干預影響當時的法律。這個純粹的舊傳統習俗的攻擊者還與西蒙茲合著了一本關於同性戀的書：西蒙茲負責其中的歷史溯源，包括案例整理；靄理士則發揮他的醫學功底，負責其中的醫學理論部分。眾所周知，西蒙茲是個同性戀者，他還未等到完稿就不幸辭世，留下靄理士獨自面對這本書帶來的無邊麻煩。
靄理士生活的大不列顛，擁有著世界上對同性戀懲罰最嚴酷的法律。德國和奧地利的法律向來以嚴厲著稱，但在實際執行中較之英格蘭，卻被認為有著更為寬鬆的尺度。而熱情奔放的義大利，早在1889年就廢止了對同性戀的懲罰，只要其中不涉及暴力和對未成年人的侵犯，同性戀就被視作默認的合法存在。 然而，在守舊的大不列顛，赫赫有名的《拉布謝爾修正案》（Labouchere Amendment）正將同性戀人紛紛逼入黑暗的絕境。《性心理學》的第一部分《性倒錯》，頂風作案刊發出版，散布廣泛的同時，時刻有著被查禁的危險。對此，周作人在對靄理士的譯介中還有過一番感慨：
德國大燒性書之年而靄理斯的一冊本《性的心理》適出版，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八月十三日《獨立評論》六十三期上有一篇《政府娛樂》說得很好，其中有云：因為我們的人生觀是違反人生的，所以我們更加做出許多醜事情，虛偽事情，矛盾事情……靄理斯的《性的心理》第一卷出版於一八九八年，就被英國政府所禁止，後來改由美國書局出版才算沒事，至一九二八年共出七卷，為世界性學上一大名著，可是大不列顛博物館不肯收藏，在有些美國圖書館裡也都不肯借給人看，而且原書購買只限於醫生和法官律師等，差不多也就成為一種禁書，至少像是一種什麼毒藥。這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常態罷，本來也不必大驚小怪的。但是到了今年忽然刊行了一冊簡本《性的心理》，是紐約一家書店的「現代思想的新方面」叢書的第一冊（英國怎麼樣未詳），價金三元，這回售買並無限制，在書名之下還題一行字雲學生用本，雖然顯然是說醫學生，但是這書總可以公開頒布了。
1898年，倫敦警察盯上一個名叫「合法性聯盟」（Legitimation League）的社會組織。這個成立於1895年的社團，公開倡導反對一夫一妻制的「自由婚戀」，其間充斥著新潮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素食主義者、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以及大量的無政府主義者——幾乎兼容並蓄了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在警方的一次伏擊中，該組織的秘書長貝德洛夫（Bedborough）因散布「淫穢」書籍被捕。而這批「淫穢」書籍名錄里，靄理士的《性心理學》第一卷赫然在列。隨後，謠言四起，甚至有小道消息稱靄理士也一同被捕了。事實是，靄理士並未入獄，但卻因此官司纏身。後世對當時身陷重圍的靄理士多多少少有振臂一呼的期待，他理應藉此跳出，一改壓抑狹隘的時風與人心，然而靄理士並沒有表現出人民想像中的英雄主義，他只有在書中是一個王者、一個精神界的鬥士。到了公眾的視野里，他就成了那個畏縮的軟弱文人，他無力也無興趣在滾滾的亂世順應民心，扛起大旗。這一點，在他後來對待戰爭的極端漠不關心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明顯。「貝德洛夫審判」 成為了靄理士個人生活的滑鐵盧。他正值盛年，還有鴻篇巨製等待書寫，卻—時間白了少年頭，眼目昏花。經濟短缺和婚姻壓抑像兩條毒蛇，狠狠地咬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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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合作者，抑或「文化種子」？
歷史自有蹊蹺之處。《性心理學》的第一部分《性倒錯》發表之時，恰逢奧斯卡·王爾德從獄中釋放。這個著名的因同性逸事獲刑、被上流社會趕出的紈絝子弟出獄之後，幾近孤立無援。靄理士成為了他沉默的盟友。以上歷史的節點，已到達將同性戀問題置於嚴肅討論的關口。在大不列顛，歷史選擇了靄理士和王爾德。他們沉默地攜手改變僵死的文化氣候，當初最為不堪的奇談怪論，在這些先驅的推動下日益變身為今日的文化共識。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全國婚姻平等，同性戀者紛紛結婚。在古希臘和古中國，同性之愛更多是一種社會風尚。古希臘的哲人認為，那是比異性的凡塵之愛更為高尚純粹的情感形式——一個大師與一個美少年間的愛戀，不僅創造歡愉，更承擔著師說與秘傳。歷史常有變卦和反覆，相較於同性之愛的漫長革命，我們關於「漢奸」「合作者」「民族主義」的思索挖掘還其修遠兮。周作人「落水」因為文化，被「寬恕」因為文化，如今回頭再去理解他，並非執著於個別非凡的個體，而是對分裂的現代文明的惡果的咀嚼。
「漢奸」的觀念源於古代的胡漢相爭。按古時的華夷之辨與華夏中心論，或者說，按照接受儒家文明的程度，中原為華夏，日本、高麗、越南為小華夏，滿蒙皆為夷狄，而西洋皆為禽獸。在明代書籍的插圖人像中，日本、高麗等地的人物還屬人像，南洋諸國的人則大都畫成不穿衣服、遍體黢黑、滿身長毛的野人，身邊往往伴有老虎、大象或叢林，幾乎與猩猩、猿猴無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韓愈在《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狄禮，則夷狄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身為章太炎的弟子，從小接受了排滿思想的周氏兄弟，在他們心中，日本不論多麼為敵，總是比滿蒙更為親近的。然而滿蒙為中，日本是外，周作人由此必為「漢奸」無疑，他頭腦中缺少現代國家和民族的觀念。
靄理士
熱心於人類學的靄理士，也鍾情於被基督教和現代文明破壞之前的原始生活藝術，他曾細緻入微地描繪現代國家建立之前的烏托邦式的部落文明：生活在羅亞爾特群島上的里富人本能地追求「修養美」，男人花很多時間修飾自己，女性則講究實際。他們注重保護嗓音，個個如演說家般善於辭令，敬重老弱，將年長作為一種光榮。戰爭中一方有六個戰士受傷，則另一方首領命令停戰，他們不像現代文明人那樣先制定戰爭規則，再用戰爭去破壞這些規則。征服者必須向被征服者予以賠償，里富人相信，需要安慰的是弱者。戰爭結束後，所有人又一起快樂生活，不分敵我。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頭腦中也還沒有植入「身份認同」和「民族國家」觀念。楚國大夫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因信讒言所殺，他由此憤而引吳兵平滅楚國，並掘楚平王棺木鞭屍三百為父兄報仇。諸侯分立的天下，此等復仇事件中倒戈者並未被扣上「楚奸」的帽子遺臭萬代。民間公認的著名漢奸石敬瑭、秦檜、張弘范、洪承疇、吳三桂、李鴻章等也多有爭議曲折。比如金名將張柔之子張弘范，世居河北定興，出生時北宋已滅亡二百多年，他後來降元，頂多是認同自己是金人，而非宋人。李鴻章的「漢奸」之說更是冤枉，只有他去簽約才能砍價，別人簽則賠得更多。再說秦檜公案，根據鄧廣銘的《岳飛傳》論述，高宗趙構的本意是為削減韓世忠的勢力，可岳飛出身行武，政治經驗不足，惹得趙構滅他並讓秦檜來背黑鍋。周作人晚年大有為秦檜翻案的意思，其中也暗含了他自己不足為人道的屈辱與苦衷。
在秦檜問題上有獨到見解的學者還有呂思勉，他的部分成果至今還未出版。民國時，南京政府曾經呈請教育部通令查禁呂思勉的《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周作人於1935年3月21日寫了《岳飛與秦檜》一文，認為呂思勉的著作「在字句上不無可以商酌之處，至於意思卻並不全錯，至少也多有根據」 。而1935年10月7日和1936年7月，他又寫了《談油炸鬼》和《再談油炸鬼》。油炸鬼在北方多是指油條，傳說是人們為了出氣「油炸秦檜」，由此訛誤成「油炸鬼」並傳至今。周作人憤恨道：「有廚怨恨，乃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此種民族性殊不足嘉尚。」 此番言論日後也成了他的罪狀。
德語中有一個專門的辭彙「zeitgeist」，即時代精神。把握一個時代的脈搏，不僅限於史實的復原，更重要的是體會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氛圍、節奏，以及存活於其中的個體的種種心態、感知與抉擇。歷史上，一些鬆散的文人團體，可能崛起為智識界的交際中心，從而塑造一代人的歷史感知與靈魂質地；另一些智識圈子，則可能集體沉淪噤聲，後世再難窺其「孤僻的盛況」。細察下來，周作人在淪陷時期有個獨特的朋友圈子——不是京派，不是海派，而是京海兩派中有遺老文化情結的一批文人，多集中在上海淪陷區汪偽政府背景的《古今》雜誌周邊。《古今》是上海淪陷後出版的第一種文史類期刊，由周黎庵主編，起於1942年3月，止於1944年10月，共出57期，初為月刊，自第9期改出半月刊。
細考其主帥幹將，《古今》雜誌社長為朱朴（朱省齋），主力撰稿人有周黎庵（周劭）、冒廣生（冒鶴亭）、瞿兌之（瞿宣穎）、徐一士、徐凌霄（二徐為兄弟）、周作人、沈啟無、何挹彭、謝國楨（謝剛主）、謝興堯（並稱大謝小謝）、紀果庵（無得）、李釋戡、龍沐勛（龍榆生）、吳湖帆、柳雨生（柳存仁、吳商）、文載道（金性堯）、周越然、陳乃乾、潘予且（予且）、馮和儀（蘇青）、陶亢德（怡然）、張愛玲、譚正璧、黃裳等。雜誌刊登了大量高質量的文史類稿件，但因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等眾多汪偽政府高官在上面發表文章書畫，後來被定性為「漢奸」雜誌，撰稿人也多被貶為漢奸文人，後多身陷囹圄，不被提及。其中朱朴為汪偽政府高官，與葉恭綽、張大千、譚敬、周作人關係極好，周作人曾兩次給他寫對聯。而周劭和金性堯原本是《魯迅風》的作者，卻與他們親近，為此橫遭厄運二十多年。而黃裳直至晚年也不承認自己與《古今》雜誌有關聯。周作人交往的多是這個朋友圈子裡的人，某種程度上，亦是同行同止。這個相對固定的作者群幾乎是論語派、京派、海派的混搭。早在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乙刊》時期，這一團體就初具雛形。其與謝興堯主編的《逸經》和《逸文》、金性堯主編的《文史》、蘇青主編的《天地》等幾乎同為一個作者群。這批人可謂個個通才，京城坊間多有掌故，文章與為人俱奇。此處存在一個哀感頑艷的困局：緣何舊派文人多成了「漢奸」，他們原本雄渾壯闊的學術生命萎縮消亡，沒了傳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眾多文化老人一時沒了活路，被周總理安排成立了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各級文史館員撰寫回憶文章結集出版，按月領上二百塊錢。然而這批珍貴史料多有不實之嫌，材料、口供、姿態含雜時局下的無奈，遺老們對自己的經歷諱莫如深，在「漢奸」問題上陷入羅生門。
在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建造的廢墟之上，文化論述扮演了自由意志的鎖鏈。就像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寫的那樣，不論是什麼時期，不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對於文化人的「一刀切」，使得文人喪失了最為基本的原則：忠誠、真實和人性。這是歷史的可悲之處。在激進而單一的思潮下，意識形態怪獸蠻橫粗野地「扣帽子」，導致人們喪志了學術的真性與探究真實歷史的能力。
《古今》雜誌的發刊詞中寫道：「同人等都是些一介書生之類，一面雖是憂國傷時，可是一面卻又是力不從心。說句老實話，我們除了一枝筆外簡直別無可以貢獻於國家社會之道。因此，我們就集合了少數志同道合之士，發起試辦這小小的刊物，想在此出版界萬分沉寂之時，來做一點我們所自認尚能勉為其難的工作。」 這話極有周作人為自己辯解的色彩，也許這些同人在創刊之初就預料到未來的厄運。在民族危機存亡時不宣傳抗戰，固守舊派文化，「革命時代的士大夫們」 終無處躲藏，無可安放。
1937年的冬天，當一名遊離於時代烈焰之外的局外人，已是最不可實現的奢望。此刻，無論多麼軟弱與冷漠的個人，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和利益權衡，都要被迫作出種種毫無妥協餘地的選擇。通敵，乃是其中的一種。「完全拋開個人的好惡是滑稽可笑的……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去挖掘淺層次閱讀中一些由於文化所確立的道德準則（這些準則可能是當時的，也可能是現在的）而可能被忽略的模稜兩可的東西。」 然而，周作人大約是沒有資格進《貳臣傳》的。他在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都沒擔任過高官，算不上臣服過不同的政權。他的潛意識中，仍然存有古代文人做門客、食客、策士、幕僚的思想，他只是做不成方孝孺罷了。1945年11月23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處理漢奸案件案例》，就在兩年前，周作人隨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聯名請辭而解職下台，繼任者名叫王謨，幹了兩年多，也沒有幹什麼壞事，後即被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處決。相形之下，周作人被判處十年徒刑，還算是留了情面。按照《處理漢奸案件案例》，以下人員，一律視為漢奸，應厲行檢舉：（一）曾任偽組織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或薦任職之機關首長者（汪偽政府官員分為選任、特任、簡任、薦任、委任五級）。（二）曾任偽組織特務工作者。（三）曾任前兩款以外之偽組織文武職公務員，憑藉敵偽勢力，侵害他人，經告訴或告發者。（四）曾在敵人之軍事、政治、特務或其他機關工作者。（五）曾任偽組織所屬專科以上學校之校長或重要職務者。（六）曾任偽組織所屬金融或實業機關首長或重要職務者。（七）曾在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八）曾在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主持電影製片、廣播台、文化團體，為敵偽宣傳者。（九）曾在偽組織新民會、協和會、偽參政會議類似機關參與重要工作者。（十）敵偽管轄範圍內之文化、金融、實業、自由職業、自治或社會團體人員，憑藉敵偽勢力，侵害他人，經告訴或告發者。 如此來看，周作人的漢奸罪，也是他官高一等的緣故了。對解放戰爭結束後的敵偽人員，一般科長以下或軍隊里連長以下的都不追究，但被記入檔案，始終無法逃脫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文人於日本佔領期間，替日本人鼓吹宣傳，充當筆杆子，這自然算作漢奸，在上述第七條中已有明確規定；而僅僅在淪陷區編輯、審閱、校對稿件，出版作品，從事與政治無關的文藝活動又是否算漢奸？這在今天依然意見不一，其關涉到對文藝職能的不同理念。早先，日本方面遞呈關於北大、北師大等大學的聘任、宴請和約稿，周作人都一一謝絕，他怕和日本人走得太近。繼而，他開始為日偽教育部委員會審閱材料，每月領取車馬費一百元。在周作人的心目中，這大概不算為日本人做事。此後，他觀念逐級放鬆，接受偽職，卻始終不認為在佔領區從事文化教育文學藝術活動屬漢奸行為。當初汪偽政府的文聯也設立了各種文學獎。凡是民國時名氣很大，後來突然間不再被研究提及的人物，除了部分是跟國民黨過從甚密，其餘很多都頂著文化漢奸分子的嫌疑。
教育水平較高的地方知名人士，是遭受道德審問的首要焦點，民眾寄予他們厚望，期待這群知識精英能在抗敵事業中發揮出普通人難以企及的強大力量，況且，他們的經濟條件較之普通民眾更寬裕，逃離淪陷區更容易，所以當他們做出通敵選擇時，通常讓民眾難以接受。「不認真考察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去譴責這些人貪婪和叛國，是再造他們被迫通敵的政治土壤：假定每個人都進行了抵抗，這弄錯了抵抗劇本的情節。」 歷史行為總是難以遠離各種民族主義情緒的束縛、單方面的道德預審。然而，歷史事件終歸該回歸到難以確定的偶然性之中，回到「薛定諤的貓」揭開蓋子前的那一瞬間——隨機的粒子還游移在不確定的世界。如同一些研究者們發現的那樣，「通敵的真實經歷，與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設想的畏縮的通敵者相比，在效果上更模稜兩可，在實踐運作中更困難」 。若以後人的道德訴求，來判別處於選擇前夕的歷史人物的心理動因，或以行動者難以得知的結果，來評判他們的行為本身，便很容易犯下荒唐且常見的以論代史的錯誤。
周作人曾在給陶亢德的信中寫道：「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 弟子廢名大約最能懂得他的傷心，他在小說《莫須有先生傳》中，借著主人公莫須有先生的口吻寫道：「無求生以害仁最為難。不欺自己才是求生者的功課。求有益於國家民族才是求生者的功課。他只注重事功（這或者是他的錯誤），故他不喜歡說天下後世，倒是求有益於國家民族……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知堂先生如有過，大家知道了，有什麼關係呢？只求有益於國家民族。」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判決以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從輕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剝奪公權10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庭必須生活費外沒收。1946年11月28日，周作人上訴稱自己年老，量刑過重。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將其減刑至十年，這已經是最低年限了。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寫了將近六千字的長信作辯解，這封信發表於1987年6月的《新文學史料》上，題名為《周作人的一封信》。根據魯迅博物館原館長王士菁回憶，此信轉到了馮雪峰手上，但馮雪峰認為是周作人糊塗，並沒有把信往上轉，周恩來沒有看到。之所以寫信給周恩來，大概是因為周恩來在1938年武漢舉行的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曾說：「在血統上我也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身浙江紹興城的周家。」 1952年周恩來也對許廣平說：「排起輩分來，我應該叫你嬸母哩。」1969年周恩來又對周建人說：「我已查過哉，你是紹興周氏20世孫，我是紹興周氏21世孫，你是我長輩，我要叫你叔叔哩！」 至於兩家是否同宗，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但周作人心中仍有一絲希望，認為自己保全了北大理學院的房子，收回了北大圖書館、文史研究所和北平圖書館等，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在長信中，他辯解道：「我不相信守節失節的話，只覺得做點於人有益的事總是好的，名分上的順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國民政府的委託去做『勘亂』的特務工作，決不能比在淪陷區維持學校更好，我的意見有些不免是偏的，不過都是老實話，但是我所顧慮到的只是學校學生一方面，單為知識階級的利益著想，未能念及更廣大的人民大眾，這當然是錯誤，我也是承認的。與敵人合作，在中國人中間大概是很少的，虛與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爭，自然更不是了。」 這封長信最終沒有收入周作人自編文集中，他大約希望這唯一的辯解之詞隨其罪人之身，一同湮滅於無情的人間。
3
「反常」與「天才」的逆向辯護
對中國「國民性」的看法，周作人並不比魯迅更為溫和。兄弟二人對待青年也有著全然不同的態度。周作人並不相信「青年享有掌握真理的優先權」，認為對青年的「指導是完全無用的」，所謂「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對於魯迅、劉半農等人熱心的青年導師的職責，他完全是一種超然與大傲的冷淡。這種冷淡甚至同時體現在了他的子女教育上。雖身在象牙塔，卻懶於問扶「醉人」，其疏離冷漠的背後，說到底是絕望。
1938年至1944年間周作人四次引用余懷《東山談苑》中的一則故事：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即使對周作人深懷熨帖的同情心的舒蕪，都認為這是以莫測高深來自欺欺人，更毋論從不想真正理解誰的民眾，以及那一班想方設法窘辱他的「正義之師」了。
「道德」與「不道德」，「真誠」或「欺騙」最終取決于衡量他們的時間標尺。「毀於時世」的周作人，高冷得不願與時代為伍，用一個反覆引用的元鎮的故事拒絕時代的採訪，那莫測高深背後也許不是高級騙子的選擇性相信，而是他對民眾智力上的不信任。過度的精英主義，令他根本不期待自己不同歷史時間尺度下的道德觀和民族國家觀念能為庸眾所理解。「蓋常人者無特別稀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識，即是向來所謂人情物理，尋常對於一切事務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見故較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遠與大多數的意見相左，有時也有反被稱為怪人的可能。」 他寂寞獨嘆：「哀怨雖刻骨，旁人那得知。」
對大眾的深刻不信任，在靄理士身上也同樣可以找到，且不同於一般的精英主義。弗洛伊德將同性戀作為一種「病理」進行研究，靄理士則更多地將其視為一種「突變」，甚至是一種「天賦」。同性戀在他那兒不僅不是低人一等的患者，而且被視為天資超出常人的獨特者。靄理士早已不將他們作為弱者來維護，而是作為「特殊人才」加以保護。他的「頌歌」即便在今天看來也頗為反動。
他認為我們可以將「同性戀」和「雙性戀」稱作「反常」，就好像我們可以將「天才」和「罪犯」稱作反常一樣。「反常」乃是一種天性，與此相反，所謂的「正常」才是一種刻意的人為產物，是那些荒唐的、噁心的、犯罪的原始狀態的現代異化。正常行為僅僅是那些最可怕的、令人厭惡的、本能的墮落行為的修飾形狀。事實上，世上多數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真正享受「正常」的性。他發現多數所謂「變態」性行為在動物中都能找到樣本，只是人類的「潔癖」作祟才對它們皮裡陽秋。此外，許多道德審判乃是出於認識上的謬誤。比如，阿克頓（Acton）、費雷羅（Ferrero）、龍勃羅梭（Lombroso）、卡夫·艾賓（Krafft Ebing）、摩爾（Moll）等靄理士之前的性學專家，他們統統認為女性的性需求遠低於男性。學界通過30年大量的調研，最終證明了這一傳統觀點的謬誤。對女性慾望的正視是20世紀性學革命的一大突破。在靄理士的世界中，女性應當全然擁有官能的享受，女性是男性奏出完美音樂的美妙樂器。
某種意義上，他對於逾矩的異類和天才型的犯罪，保留了最大的寬容與讚許。弔詭的是，《性心理學》第一部《性倒錯》的出版商，居然就是個膽大包天的詐騙犯。而在靄理士眼中，他卻一直是一個傳奇的神秘天才。這些辯論與判斷，終究是人類自己的想像。靄理士所作的有關「罪犯」和「歐洲天才」的研究，說到底都是關於人類生理、心理、道德、藝術的「反常」和「極限」研究。
「人究其本質不過是一個語病」，現代中國社會則是一則巨大的語病。隔著無際時空的靄理士，站在周作人這個「語病」背後，如同那個告解室里靜靜聆聽的精神分析師。如今，依然可以通過他的獨特眼神，來解讀這個沉入黑潭中的複雜背影，觀看他人生的轉向，辨識其中的缺口。用靄理士來觸摸他，映照他，直至敞現。
周作人的失語是一種疾病，他的落水是一種犯罪。告解室鏤空隔板背後的靄理士，大概會聽到一個啞巴深淵般的世界。對於一生致力於保護文化瀕危物種、激賞懸崖邊的天才的靄理士，他也許會看到一個「啞巴的偉大」，那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口中「所有人和所有時代都能聽到的天才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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