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與偽君子

原標題：君子與偽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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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國整個的歷史，可能的線索甚多，每個線索都可貫串古今，一直牽引到目前抗戰建國中的中國。「君子」一詞來源甚古，我們現可再用它為一個探討的起發點。

封建時代，人民有貴賤之分，貴者稱「士」，賤者稱「庶」。「君子」是士族階級普通的尊稱；有時兩詞連用，稱「士君子」。士在當時處在政治社會領導的地位，行政與戰爭都是士的義務，也可說是士的權利。並且一般講來，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顧的。行政與戰爭並非兩種人的分工，而是一種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時期當然如此，春秋時封建雖已衰敗，此種情形仍然維持。六藝中，禮、樂、書、數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時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訓練。

由《左傳》《國語》中，可知當時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不上陣的。國君也往往親自出戰，晉惠公竟至因而被虜。國君的侄兄弟也都習武。晉悼公的幼弟揚干最多不過十五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輕，以致擾亂行伍而被罰。連天子之尊也親自出征，甚至在陣上受傷。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當兵絕非如後世所謂下賤事，而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平民只有少數得有入伍的機會，對於庶人的大多數，當兵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無上權利。

在這種風氣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鍛鍊出一種剛毅不屈、慷慨悲壯、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殺而不可辱」，在當時並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頭禪，而是嚴重的事實。原繁受鄭厲公的責備，立即自殺。晉惠公責里克，里克亦自殺。若自認有罪，雖君上寬恕不責，亦必自罰或自戮。鬻拳強諫楚王，楚王不從；以兵諫，楚王懼而聽從。事成之後，鬻拳自刖，以為威脅君上之罪罰。接受了一種使命之後，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復命，必自殺以明志。

晉靈公使力士麑去刺趙盾，至趙盾府後，發現趙盾是國家的棟樑，不當刺死，但顧到國家的利益，就不免違背君命；從君命，又不免損害國家。所以這位力士就在門前觸槐而死。以上不過略舉一二顯例，類此的事甚多，乃是當時一般風氣的自然表現。並且這些慷慨的君子，絕不是純粹粗暴的武力。他們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樹，並且都能賦詩，都明禮儀，都善辭令，不只為文武兼備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後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藝，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與後世的酸懦絕非同類的人物。

到戰國時，風氣一變。經過春秋戰國之際的一度大亂之後，文化的面目整個改觀。士族階級已被推翻，文武兼備的人格理想也隨著消滅。社會再度穩定之後，人格的理想已分裂為二，文武的對立由此開始。

文人稱遊說之士，武人稱遊俠之士。前者像張儀以及所有的先秦諸子，大半都是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用讀書所習的一些理論去遊說人君。運氣好，可謀得卿相的地位；運氣壞，可以招受奇辱。張儀未得志時，曾遭楚相打過一頓，誣他為小偷。但張儀絕不肯因此自殺，並且還向妻子誇口：只要舌頭未被割掉，終有出頭露面的一天。反之，聶政、荊軻一類的人物就專習武技，誰出善價就為誰儘力，甚至賣命。至於政治主張或禮儀文教，對這些人根本談不到。所以此時活動於政治社會上的人物，一半流於文弱無恥，一半流於粗暴無狀。兩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徵。

到漢代，遊俠之士被政府取締禁止。後世這種人在社會上沒有公認的地位，但民間仍然崇拜他們，梁山泊好漢的《水滸傳》就是民間這種心理的產品。

漢以後所謂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屬於戰國時代遊說之士的系統。漢武帝尊崇儒術，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變的地位。純文之士，無論如何誠懇，都不免流於文弱、寒酸與虛偽；心術不正的分子，更無論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遺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種臨難不苟與臨危授命的精神。但有這種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個遍及社會的風氣。因為只受純文教育的人很難發揮一個剛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別優越的天然稟賦。可惜這種稟賦，在任何時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於多數的士君子，有意無意中都變成偽君子。他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身體與人格雖非一件事，但一般地講來，物質的血氣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氣也不易發達。遇到危難，他們即或不畏縮失節，也只能顧影自憐地悲痛嘆息，此外一籌莫展。至於平日生活的方式，細想起來，也很令人肉麻。

據《荀子》記載，戰國時代許多儒家的生活形態已是寒酸不堪。後世日趨愈下。漢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於自己宅後的花園，由此被人稱讚。一代典型之士的韓愈，據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謹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學興起，少數才士或有發揮。多數士大夫不過又多了一個虛偽生活的護符而已。清初某理學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數步之後，恍然悟到行動有失，又回到開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搖大擺地再走一遍。這個人，還算是誠懇的。

另外，同時又有一位理學先生，也是同樣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見指摘之後，立刻掏腰包賄賂那人不要向外宣傳！這雖都是極端的例子，卻很足以表現一般士君子社會的虛偽風氣。這一切的虛偽，雖可由種種方面解釋，但與武德完全脫離關係的訓練是要負最大的責任的。純文之士，既無自衛的能力也難有悲壯的精神，不知不覺中只知使用心計，因而自然生出一種虛偽與陰險的空氣。

我們不要以為這種情形現在已成過去，今日的知識階級，雖受的是西洋傳來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於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並未學得。一般人民，雖因兩千年來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順民，但經過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後，多數都能挺身抵抗，成為英勇的鬥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證。至於知識階級，仍照舊是偽君子。

少數的例外當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識分子，在後方略受威脅時，能不增加社會秩序的混亂，已是很難得了。新君子也與舊君子同樣地沒有臨難不苟的氣魄。後方的情形一旦略為和緩，大家就又從事雞蟲之爭；一個炸彈就又驚得都作鳥獸散。這是如何可恥的行徑！但嚴格講來，這並不是個人的錯誤，而是根本訓練的不妥。未來的中國非恢復春秋以上文武兼備的理想不可。

徵兵的必要，已為大家所公認，現在只有辦理方法的問題。目前的情形，徵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級教育的人，而對知識較高的人幾乎一致免役。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況之下，雖或勉強情有可原，但這絕非長久的辦法。將來知識分子不只不當免役，並且是絕對不可免役的。民眾的力量無論如何偉大，社會文化的風氣卻大半是少數領導分子所造成的。中國文化若要健全，徵兵則當然勢在必行，但偽君子階級也必須消滅。凡在社會佔有地位的人，必須都是文武兼備，名副其實的真君子。非等此點達到，傳統社會的虛偽污濁不能洗清。

【摘自：《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雷海宗/著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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