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葆台漢墓發掘記
原標題：大葆台漢墓發掘記
編者按:1995年《中國文物報》連載了北京大葆台漢墓的發掘參與者馬希桂的文章，回憶了1974年的發掘過程。
一個盛夏的早晨,我因參加大葆台漢墓博物館為配合市文物局、市旅遊局舉辦的「94文物旅遊年」,推出模擬考古這項既有知識性又有趣味性活動的開幕式,早早就來到大葆台漢墓博物館。當我站在整潔、寬敞、美麗的庭院,望著乳白色覆斗形的墓室時,不禁浮想聯翩。整整20年過去了,但發掘這座規模宏大的漢墓場面和情景,仍記憶猶新。當同事們知道我是當年的主要發掘者之一時,都急切熱情地詢問當時發掘的情況,不少人希望我能講一些未在報刊上披露過的發掘軼聞。正好《中國文物報》編輯約我撰寫一篇該墓發掘的紀實,作為當時發掘和建館的主要參與者,不好推辭,只好勉為其難,追憶發掘時的往事,略抒一二,以饗讀者鑽探帶來的信息。
1974年6月8日,我正在辦公室整理一份墓葬發掘簡報,突然電話鈴響了,北京地質地形勘測處的一位工人打來電話,向我們反映:他們在丰台區黃土崗公社郭公庄大隊西南隅的大葆台村,為東方紅石油化工總廠進行地質水文鑽探時,發現木炭和木頭。他們聽過有關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報道,怕這裡也是個古墓,因而打電話向我們報告。我們接到電話後非常高興。對工人師傅關心、愛護文物,主動向我們反映情況的做法,表示讚賞和感謝。請他們注意觀察,保留現場,等候我們考古人員前往解決處理。
下午,我委派魯琪、朱志剛兩同志前去。他們到達現場後,認真聽取了工人師傅的介紹,仔細觀察地形地貌和探出的實物。鑽探地點原來是一座高9、南北長100、東西寬99米(約70畝)的沙丘,上面滿布野草和酸棗樹。勘測處工人是在距地表深6.5米處的5號鑽孔,鑽到厚約50厘米的木頭(松木)、40厘米的木炭和20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可能即是馬王堆墓中的那種白膏泥)。魯琪和朱志剛兩位同志,憑著多年考古實踐和經驗,考慮到近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為保護古墓所用木炭和白膏泥的作法,初步斷定,這裡可能是一座古墓。
東方紅石油化工總廠當時是利用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個儲油罐。這樣,既隱蔽又安全,符合當時「戰備」思想的要求,因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程。現在是先期進行鑽探,一旦上馬,則任務重,工期緊,進度快。因此,東方紅石油化工總廠要我們儘快做出能否在此進行此項工程的答覆。這就要求考古部門必須極早拿出準確意見,以利於他們工程的選址和開展。為此,於6月下旬,召開了一次地質勘測處、東方紅煉油廠和市文管處三方聯席會議。會上大家本著既有利於生產建設又有利於文物保護的原則,廣泛交換了意見。文管處考古部門代表在會上充分闡述了自己意見。如果最後確定,這裡確實是一座古墓的話,從考古與保護需要考慮,是一定要進行科學發掘的。至於發掘以後,能否仍在這裡施工,要看墓葬有無原地保存價值。將來需要誰為誰讓路,就要從生產的需要和文物的保護價值決定。大家一致主為這個意見很好,決定再請勘測處協助補探。從7月3日開始,到8日結束,勘測處在東西寬19.10米,南北長27.6米範圍內進行補探。共打了13個孔,孔距2.5一5米不等。鑽探情況顯示:除繼續探出木炭、白膏泥和木頭外,又在7號孔探出一枚漢代五銖錢和一塊厚4厘米,上髹紅漆下施黑漆的木頭。木炭、白膏泥和木頭層次清楚不亂。經考古工作者認真分析與研究,初步認定是一座大型西漢木槨墓。墓葬範圍大致為東西寬19.10米,南北長27.60米。這麼規模巨大的西漢木槨墓,是北京地區首次發現。專家的判斷這樣重要的大型西漢木槨墓,近幾十年來,北京考古工作者還是頭一次碰到,還缺乏實踐和經驗。因此,市文管處領導非常重視,也很慎重,要我們充分利用北京的便利條件和專家聚集的優勢,多請教專家,多聽聽他們的意見,請他們為我們把關,最後再下結論。
從7月10至13日期間,我們先後請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劉仰嶠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長、蘇秉琦、盧兆蔭、黃展岳、安志敏、王世民和鍾少林等專家,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教授等到現場調查並仔細觀看了已探出的實物。各位專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座西漢大型木槨墓無疑。夏鼐所長還根據漢五銖錢的發現,認為此墓應是西漢中期的一座墓葬。王冶秋局長最後指示我們:這樣一座西漢大型木槨墓的發現在北京還是首次,意義重大。就考古價值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發現要儘快進行科學發掘。
領導和專家們的判斷,給我們以巨大鼓舞和信心。在以後的發掘和建館過程中,這些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曾多次來發掘工地和參加座談會,關心、幫助和指導我們的工作,為我們提出許多中肯和寶貴意見,解決我們碰到一個個學術難題。他們對大葆台漢墓的發掘和建館工作所付出的辛苦和貢獻,永遠使我們感激和銘記在心。
既已確定這是一座西漢墓,下一步就是我們如何組織力量,做好各項準備工作,進行科學發掘。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任務是艱巨的,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去完成這光榮的使命。
領導的決斷
7月初,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向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作了報告,提出發掘該墓的設想。7月13日,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向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吳德彙報了發掘該墓的重大意義,建議科學發掘這座大型西漢墓。市委、市政府領導聽了彙報後非常重視,吳德主任立即指示:「儘快做好大葆台漢墓的發掘工作」。7月14日,市革委會文衛組,立即召集市文化局、市文管處領導和主要業務幹部開會,傳達吳德主任指示,並立即著手起草發掘方案,報吳德主任審批。
1974年8月3日下午,這是首都考古工作者難以忘懷的日子。在市委書記黃作珍的主持下,召開參加漢墓發掘有關單位負責人的擴大會。黃作珍書記首先傳達了吳德主任「在發掘過程中多請示國家文物局」的指示。然後就組織領導、任務與分工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和研究。作出如下決定:
一、成立大葆台漢墓發掘領導小組,由市委書記黃作珍、國家文物局陳滋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泗、市革委會文衛組王力民、市計委洪志、市公安局劉漢成、市物資局高萬新、市文化局趙楓川、丰台區革委會蘇冰和北京衛戍區魏副參謀長等領導同志組成。黃作珍任主任、陳滋德、王力民任副主任。
二、在領導小組下,建立「大葆台古墓發掘辦公室。」其任務是負責貫徹執行領導小組的決議和計劃;組織發掘和科研工作的實施;對外宣傳和接待;協調各單位和辦公室各組之間關係和工作。辦公室由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陳滋德任主任(陳滋德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時,由國家文物局任繼奉同志代表)、市文化局文化組副組長李余秀、市文管處業務組組長趙光林任副主任。辦公室由國家文物局、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市物資局、市文管處、丰台區政府和衛戍區等單位同志組成。為了便於工作進行,辦公室下設發掘、文物保護和後勤三個組。機構的確定和建立,為各項籌備工作的及時開展和進行提供了前題和保證。
三、為了把發掘工作做好,就各單位的任務和分工做了明確安排。如發掘技術幹部由考古所和文管處抽調,衛戍區戰士協助清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可作為後備力量,根據工作需要可陸續參加。安全保衛由市公安局負責。發掘中如屍體完整並有研究價值,由中國醫學科學院負責處理和保護。發掘經費由市計委安排。所需物資由市物資局根據實際需要供應等等。
最後由黃作珍書記作了重要講話。他說:「要從政治方面著眼,來看待西漢墓的發掘。為了便於工作,要首先把辦公室、發掘組、後勤組成立起來。各組要儘早落實人力。安全保衛工作由市公安局負責,要確保文物的安全。發掘這麼大規模的漢墓我們沒有經驗,因此,辦公室和文管處的同志要虛心學習,老老實實地工作,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多向有經驗的老同志請教」
準備工作積極開展
8月7日「北京市大葆台古墓發掘辦公室」(10月改為漢墓發掘辦公室)宣告成立。從各單位抽調了33位有經驗又能幹的同志參加。成立大會上傳達了市委會議的精神;宣布任命趙學勤為發掘組組長,張寧為文物保護組組長,鄭德純為後勤組副組長,研究了』發掘前的各項準備工作與分工。調集強有力的發掘力量考古所調來有豐富田野工作經驗的鐘少林、蔣忠義、劉震偉和韓悅同志。又文管處調夾趙其昌、馬希桂、魯琪、黃秀純、趙迅、朱志剛和李瑋等同志組成強有力的發掘組。由我辦助趙學勤組長具體組織發掘工作的運作。井請北京電影製片一張先得,文物編輯部楊光海等同志協作。文物技術保護研究浙也派專家王丹、張貽義等同志,在文保技術方面給予協助和指導。古墓發掘辦公室還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意見,特別邀請的著豐富田野工作經驗的考古專家廣州市文管會麥英豪,河南省博物館賈峨兩位同志於8月26日前來指導發掘工作。尤為重要的是級特別派來北京衛戍區4561部隊工兵連參加發掘工作,這對我們的發掘工作是極大的支持。實踐證明,這支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服從指揮的堅強隊伍,成了我們發掘工作的主力軍。在發掘工作最緊張階段,文管處考古組齊心、吳夢麟和張秀雲等同志,都到發掘現場幫助工作。
為了切實做好發掘工作,8月13日,古墓發掘辦公室制訂了詳細而周密的「發掘組工作計劃」,報領導小組審批。古墓發掘辦公室於7月8日,特邀湖南省博物館周世榮、河南省博物館賈峨兩位同志,分別介紹他們參加發掘長沙馬王堆漢墓和信陽楚墓的情況。尤其著重介紹了發掘中的經驗教訓以及應當注意的問題。
考慮馬王堆漢墓女屍的出土和保護,不管此墓是否有完好屍體存在,都要做好各項技術準備,避免措手不及貽誤工作。為此,中國醫學科學院立即做好技術專家的配備和一些技術性工作的準備。
文物保護組從文管處保管部抽調一批經驗豐富、責任心強的老保管員高桂雲、郭子升、劉秀中等同志進入崗位。制訂了《文物保護組工作計劃》,明確了文物接收手續、保管方法和制度、文物的技術性保護等。還積極購置文物保護、運輸、管理所需各種物資並準備兩處存放文物的庫房。
後勤組積極向市計委爭取了10萬元發掘費,購置發掘工作所需各種物資和交通運輸車輛,以及安排全體工作人員的食住和生活,保證了發掘工作按時開工。
在各項前期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後,全體工作人員於8月15日開始,陸續進駐發掘現場,準備正式進行漢墓的發掘。
發掘前的拍照與鑽探
在正式發掘前,首先要拍好封土照片和做好測繪工作。如何把封土既完全又較好地拍攝下來是一個難題。我們圍繞封土觀察了幾次,覺得封土北部已遭破壞,面貌全非,無法拍照。南面雖有幾棵小樹遮擋,但是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把封土全景拍攝下來。於是選定南面拍照。考古所趙銓、韓悅和文管處李諱等同志商量後,認為封土堆較高大,只有高空拍攝。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新聞電影製片廠高空升降攝影車。它可以升空到8米左右的高度。立即與新影廠聯繫,很快得到他們的支持。8月15日,新影廠的攝影車一大早就來到現場,考古所高級攝影師韓悅同志,手拿高級照相機,平穩地坐在升降台上,一次成功,留下了大葆台漢墓封土全景的歷史性資料。
在拍攝封土全景照片的同時,考古所著名繪圖專家郭義孚同志,帶領我和朱志剛同志,開始了測繪工作。我們要從北京勘測處買來的千分之一的大葆台地形圖上,標出測繪點和三條測距線,以便將來墓口清出後,再把墓葬位置標在圖上。這項工作既細緻又勞累,我們僅用兩天時間就完成了。
直到8月19日發掘工作開始後,墓口在什麼地方、範圍有多大還是個謎。經發掘組研究,決定從安陽把有豐富鑽探經驗的吳友福、吳欽曳和商文同三位師傅請來,幫助我們進一步鑽探,以便找出墓口及其大致範圍。由於時間緊、任務重,三位師傅來到發掘工地,未及休息,馬上於8月19日下午開始投入緊張的鑽探工作。師傅問我從什麼地方開始鑽探,我考慮封土北部已被挖掉,窪地里的水已被抽干,北部已成一片平地,可先從這裡開始,隨著南部封土被清運後,再繼續向南擴展。一個月後,9月27日,墓口才全部探清,南北長27米,東西寬23.5米,南北各有一條墓道。墓口的探清,為我們正式發掘墓室提供了條件和依據。
幾位探工師傅不僅工作認真技術熟練,而且為人熱情厚道,工作之暇我們常在一起閑聊,才知道吳友福師傅原來30年代曾參加盜掘商代司母戊方鼎。大家一定要他講講當時盜司母戊方鼎的情況。他講日本人知道這件國寶,曾千方百計地要把它搞到手,吳友福等師傅又儘力隱藏加以保護,終未叫日本人得逞。為此,他們還吃了很多苦,總算將功補過為中國人保護了國寶。距此已經十幾年過去了,可當時介紹的每一細節,至今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機械清運墓葬封土
8月19日,辦公室決定正式發掘漢墓。
大葆台漢墓存封土高8米,底徑東西50.7米,南北約90米。據初步估算,現存封土有土方量約為36000立方米,出土量很可觀。一些人主張採用機械施工的辦法清運墓葬封土。一些人反對,認為如果使用機械施工,可能會出現損壞文物現象,也有可能出現出土文物地點被擾亂而失去科學性。領導要求清理速度要快,這是因為當時政治的需要,要用這個現實的、形象的墓葬,去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和儒法鬥爭教育。考古發掘也要為當時強調的「為政治鬥爭服務」。因而當辦公室把兩種意見上報到領導小組後,很快批准用機械施工方法清運墓葬封土。
在機械清運封土前,我們在農民取土後造成的封土大斷面上,從東到西作封土的橫剖面,划出土層。從土層顯示,中間部位封土已經下沉呈鍋底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們分析,封土下沉部分可能是在墓室部位,一定是墓室頂部塌陷,以致封土隨墓頂塌陷而下沉,形成現在形式。由此,使我們對墓室的完整性表示擔憂和不安。
在我們把沙丘上的酸棗樹和雜草清理後,是一層厚度不同的歷代堆積而成的風積沙,尤其是面向永定河一面的鳳幟沙堆積最厚。風積沙下才是漢墓封土,封土高約7米,為五花土,是一層一層堆起夯實,每層都非常清楚,厚10—25厘米,夯窩直徑4—5、深1—1.5厘米。我們提取了一塊30×30厘米的夯土作為標本收藏。
北京市機械施工公司第三施工處承擔施工任務。他們派兩輛鏟運機,一台推土機和5一7輛翻斗車,在發掘組的指揮下,參加大葆台漢墓封土的清運工作。自8月27日起,這些機械陸續進入發掘現場,清理出的黃土被運至黃土崗公社改良砂質土地。這時,發掘組要求每位同志要盯在發掘現場,注意觀察,一旦發現文物或考古現象要及時記錄和提取必要的資料。在封土中陸續出土屬於商周至戰國時代的遺物36件。這些遺物可能都是隨土而來。其中較為重要的有蚌鐮、紅陶繩紋紡輪、灰陶紡輪、雙翼銅鏃、三棱銅鏃、銅蓋弓帽、燕明刀和銅削刀等。9月2日,拉鏟機在清運封土時,在距封土頂深1米處,發現一件無底夾砂紅陶罐。3日繼續下挖時,又在同地點發現數件夾砂紅陶罐,多數無底,且多殘碎,罐外壁有煙薰的痕迹,有的內壁也有煙痕。從器物堆放情況觀察,並非亂扔到封土中的,而是有意識堆放在一起的。是挖墓者當時使用的器物,用後堆於此處,還是造墓時有意識放的祭物,當時尚難斷定。9月4日,距封土頂深1.20米處,出土一件西漢一字形鐵口啰,長14、寬5厘米,保存完好。我們認為,無論夾砂紅陶罐或鐵口啰都應是當時造墓者使用的器物。
隨著封土的清運,不斷在封土南部發現一些金代遺物,如白釉刻花盤、碗殘片、漢白玉殘菩薩坐像、因金大安三年(1211年)承信校尉守玉畫縣醋務總監大公墓碑、獸面紋瓦當、溝紋條磚和花紋方磚等。9月7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頂深1.50米發現一具馬骨架,在馬架旁出土一枚金「大定通寶」和一些金代碎瓦。馬頭已不在原位,一支腿也放在馬脊椎上部,當不是很正規埋葬。在將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時,又在墓道右側發現一座破壞較為嚴重的金代建築遺址。1975年4月,在發掘二號漢墓時,又在兩墓之間發現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磚井,井內還出土一些金代遺物。上述種種說明,漢墓封土曾被金代建築所破壞。是什麼時候破壞的呢?我們查閱文獻,在《析津志》中找到如下一段記載:「葆台在南城之南去城三十里,故老相傳,明昌時李妃避暑之台,無碑誌,有寺甚壯麗,乃故京師藥師院之支院」。「明昌」為金章宗完顏璟的年號,此遺址可能即為「李妃避暑之台」。
封土的清運工作進展順利,至9月27日,大規模地清運封土工作暫告一段落。據初步估算,自8月27日開始,至9月27日結束,共運走封土13130立方米,一個月的時間運走這麼大量的土方應說是高速度的。因此,9月14日王冶秋局長來工地檢查和了解發掘情況時說:「在發掘方法上使用機械施工是個創新,要總結一下經驗,不要走老路。」對機械施工給予肯定。1974年12月12日,北京漢墓辦公室在給市委、國家文物局、衛戍區的「關於大葆台漢墓發掘工作的報告」中,把採用機械與人工結合的施工方法,作為一條收穫與體會寫進報告中。這也算考占發掘中的一種新的嘗試吧!
令人掃興的消息——發現盜洞
發掘工作開始後,整個發掘工地熱火朝天,鏟車和汽車在清運封土,探工師傅在鑽探,考古人員在清理、照相和繪圖。9月3日,在清理北「墓道」填土時,在墓道南端清出一件鎏金銅鋪首,鋪首已殘缺環,造型渾厚,形象生動。在它的旁邊同出一枚五銖錢。9月6日,又在鋪首附近發掘一件漆器,長58、寬37、厚2厘米,似為漆案,施紅漆,色澤艷麗。文物保護技術研究所專家胡繼高同志,親來現場進行技術處理。從器物出土情況觀察,這幾件器物均非原來放於此處,而是由別處移來的。因而,我們懷疑此墓已被盜過。為此,我們暫停清理,請探工師傅在器物周圍進行鑽探,發現土層已被擾亂,最後斷定是一個直徑2.5米的盜洞。隨後我們將盜洞進行清理,又發現一件鎏金小銅鋪首、繩紋筒瓦和20枚五銖錢。鋪首背面還留有朽木和麻布痕迹,應是器物上的嵌件。這些器物顯系盜墓者所遺。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當然希望自己所發掘的墓葬沒有被盜,而且能夠有豐富、珍貴和重要文物出土。所以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時,頓時感到有些掃興和失望。但是我們相信,這麼大的墓,即使被盜也不可能盜得那麼乾淨,總會留下一些隨葬器的。何況科學的考古發掘不是挖墳取寶,不是只看墓內有無文物,墓室結構、棺槨及其所反映的葬俗、葬制等等,也都是很有價值的科學資料。
隨著清理的進行,更證實這墓已經被盜。盜墓者正是從地面下挖的這個盜洞進入北側外迴廊的。清理時北側外迴廊題湊的西北角,有數根黃腸木已被移動原位,在黃腸木上還發現一把盜墓者使用的鐵刀。進入後室時,又發現北側內外槨後壁板有幾塊被移至西側。西側內外槨壁板北端被盜墓者鑿了一個方洞,並發現一件盜墓者使用的鐵鑿。這座墓不僅被盜,而且盜掘後又被焚燒,以便滅跡。後因缺氧,墓室燒到一定程度就自然熄滅,使木結構部分大部分得以保存下來。在西部題湊頂端的黃腸木和大扁平立木上,都可以找到被焚燒的焦木。
這座墓葬究系何時被盜的呢?我們估計,大概是在西漢末年戰亂年代被盜的。這也可以從屍體的保存情況略知一二。發掘時,屍休已不在棺內,而是被拖至棺外,頭東腳西的放在內槨底板的北部,屍休的肌肉雖然已腐爛無存,但骨骼的部位大部分尚未散亂。說明盜墓者向外拖屍時,肌肉尚未腐爛。在死者的頸部發現一段殘繩,大概就是用來拖運屍體的。
科學的墓宜保護
在南部還在繼續清運封土時,我們於9月22日開始在北部清理墓坑填土。填土即將清完時,發現一些木炭,越往下清木炭越多,而且連成一片直向南伸。木炭多已成為粉未狀,也有一部分是保存較好的塊狀木炭,我們揀了幾塊較好的木炭,晒乾後點燃,還可以燃燒取暖。這層木炭厚薄不一,大約是40—70厘米。隨著清理的推進,發現木炭不在一個水平面上,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也有的地方又有中斷。說明木炭下面的承托物也是高低不一,不在一個水平面上。
清完木炭層後,是一層呈淺綠色的泥土,土質膠粘濕潤,呈綠色,一經鳳吹日晒,水分蒸發色變灰色,板結堅硬,厚薄有別。我們推想,這大概就是與馬王堆漢墓中起同樣作用的「白膏泥」吧!後經中科院地質研究所化驗,證實就是白膏泥。在白膏泥下面又是一層木炭,狀況、厚簿與上層木炭近似。
在以後的清理中,除墓坑南部與北部有相同的木炭和白膏泥外,墓室也放1—1.5厘米厚的木炭,但無白膏泥。墓坑底部鋪了一層厚50—70厘米的白膏泥和20厘米厚的木炭。正是因為墓的上下和周壁均使用了木炭和白膏泥,起到防滲隔水和密封作用。加之造墓時又將封土層層夯實,就使該墓的木結構部分得以較好地保存下來。
高大壯觀的木牆(黃腸題湊)
在清理墓坑北部木炭和白膏泥時,首先在西北部發現木炭下面有殘木板。有些木板還被火燒過呈炭狀。木板下是條木,越往下清理條木越多,而且多向外傾倒。據觀測,這些條木很象有意識一根根疊起來的。條木長約90、寬、厚各為10厘米。條木多已腐朽,保存不太完好,兩端頭多呈尖錐狀或蜂窩狀。我們沿著這些條木向它的兩側又清理了一段,發現也有同樣疊起的條木。再轉向北側清理,情況相同,且擺放更為散亂。木炭、白膏泥、殘木板和條木的發現,說明墓室的清理工作將進入關鍵階段。僅用一周時間,我們就將四麵條木全部亮出,使全貌豁然明朗。原來四面都是用條木,頭向內,層層壘起,形如木牆,南面正中有門。四麵條木保存高矮各異。唯南邊保存最高,為2.52米左右。中間門上發現橫樑一根,寬3.8米。條木保存最好的是西南靠北頭的一片,有27層,高2.67米,木質堅硬如新,呈棕褐色,有些表層還留有一層蛋黃色樹脂油,時時散發出一種木質的芳香。我們在清理條木時,在一塊條木上發現一根竹簡,覆置於條木正中,上墨書漢隸「樵中格吳子運」六字,簡長20.5、寬0.7、厚僅0.1厘米,為墓中帶有文字的三件實物之一,因此尤感珍貴。條木開料比較規整平直,表面打磨的比較光滑,個別條木尺寸稍大,有20×20、或20×10厘米的。大條木的平面端頭上,有的留有清晰的「十」字形墨線,扁平木的扁平面上,有的留有墨色直線。這些線都劃的很直,說明劃線時已使用墨斗之類的劃線工具。劃好線的條木,原來都準備開成10×10厘米寬厚的標準條木,不知何故,劃線後尚未開料就壘在牆中了。各層條木之間無榫卯固定,多為單擺浮擱,故顯得不夠牢固。整個木牆用10×10×90厘米條木致壘,按現有高度推測,約萬四千根,合成材122平方米,每根凈重約8.1公斤,其中最大的一根重達32公斤。僅此一項木牆,用材之多,令人驚嘆。
面對用這麼大量木頭壘起的四面木牆,大家茫然不知何物,在過去的考古發掘中也未曾發現過,大家都在思考,請教。正在此時,我處於傑先生給吳夢麟同志寫來一封信,他說:「從葆台歸來,反覆思索,覺得此墓結構鮮見,甚感興趣,夜來細檢王國維《觀堂集林》和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得數則,似與此墓形制有關,抄析如左供參考。」他不僅抄錄了幾條文獻中有關這方面的記述,而且還明確提出我們當時稱之為「條木」的即是「黃腸」,「木牆」即是「黃腸題湊」。於傑先生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在北京從事文物考古工作30餘年,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尤其熟知北京史料,文獻基礎雄厚,是我們業務的帶頭人和導師。
於傑先生提供的資料非常及時和重要,使我們茅塞頓開,急切地翻閱文獻資料。《漢書霍光傳》載,霍光死後皇帝賜給他「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是最早所見「黃腸題湊」一詞。三國魏人蘇林對「黃腸題湊」一詞作如下注釋:「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劉昭對「題湊」一詞也作過「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的注釋。據此可知,「黃腸」是指材料和顏色(柏木黃心);「題湊」是指木頭擺放的形式和結構(木頭的端頭向內)而言。依此,與發掘遺迹對照,不管那個方向的木牆,它的每根條木的端頭都是向內的。這正與注釋中的「題湊」相一致。致於「黃腸」,為了搞清條木是否「柏木」,我們立即請江西省木材工業研究所予以鑒定,得到的答覆是「柏木」,而且是柏木的心子。這就證實,「木牆」應是文獻記載中的「黃腸題湊」。為此,大家都非常高興,因為過去文獻中雖有記載,但未見實物,人們對此毫無所知。這次發掘,首先向人們揭示了實物。這在考古發掘中應當說是一項重要發現,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墓室的清理
木牆(黃腸題湊)頂部清理出後,下一步應進行木牆內側的清理。國慶節後,我們將在南北17.40米、東西12.70米的範圍內和南墓道,同時進行大面積的發掘清理工作。為了科學、圓滿地完成此項工作,10月6日晚召開了現場會。領導要求木牆內側的清理工作要全面揭開同時進行。這樣,發掘面較大,工作難度也較大。由我帶幾位同志負責清理北部。由魯琪同志帶幾位負責清理南部,部隊戰士參加清運填土工作。從南向北一次推進亮出木頭。清理、繪圖和文物保護穿插進行,要做到詳實、科學和準確。該取的資料和數據不要遺漏。
從10月8日開始,全面揭開墓室的工作緊張而有序地進行。南部在填土、木炭和白膏泥清走後,露出東西向擺放著的一根根圓木,有的還很完整,有的則斷為數節。北部比南部率先清出圓木,這裡圓木由於下面有承托物,形成中高兩邊低,有如覆置鍋底狀。南北兩部分放置的圓木不在一個水平面上,而是南低北高,相差70厘米。至10月12日,木牆內側的填土、木炭和白膏泥全部清走,露出一排排圓木。
從10月13日開始,我們用了3天的時間,集中繪製平面圖。由於墓室面積較大,為了縮短繪圖時間,我們分成四組進行。東北吳夢麟、張先得,東南趙其昌、黃秀純,西北麥英豪、賈峨,西南齊心、朱志剛、張秀雲。然後將四組分別繪製的平面圖拼接成一個完整的。剖面圖由蔣忠義、趙迅繪製。南墓道由馬希桂、魯琪繪製。為了將來做復原模型,魏群、鞏俊俠兩同志,也到發掘現場繪製所需圖樣。攝影師和新聞電影製片廠李翰祥同志,還進行了考古攝影和新錄相,以留取必要的資料。
墓室全部亮出來之後,發掘工作將進入關鍵時刻。為了聽取領導和專家意見,把下一步重點發掘工作做得更好,10月14日下午,在黃作珍主任主持下,召開了第二次領導小組會議,對前一階段工作進行彙報並對下一步工作進行安排。王冶秋和夏鼐等同志與會並做了發言,10月15日傍晚,在辦公室主任陳滋德處長指揮下,試起南部圓木一根,把它編為零號,並把編號標在平面圖上。圓木起走後,發現五枚五銖錢和一片金箔,說明圓木下已是墓底。16日繼續清運一根根圓木,編號至25號後,大家感到這種編號沒有什麼意義,決定自25號以後不再編號。圓木運走後,又陸續發現一些文物,如花斑紋殘石器、鎏金銅馬腿、殘陶片、殘竹席和獸骨等。這些圓木多已糟朽。有長有短、有寬有窄、也有折成數節者。如編號為12的一根圓木折成5節,總長730、寬20—25、厚20厘米。是南部現存圓木中最長的一根。最短的一根編號為8,僅長60、寬12厘米。在這些圓木中,夾有幾根大扁方木,如編號為33的一根,長350、寬40厘米。一端底部有榫,榫長7、寬16、厚5厘米。它的南面還有一根殘長110、寬25厘米的帶榫扁方木。這種扁方木是幹什麼用的,當時還不清楚。清理完畢後,知這部分應是前室,其頂部結構應是三梁四柱形式。扁方木即是四柱之一。
隨著圓木的清理,陸續出土一些隨葬品。在前室東南部出土一件銅小豹,豹作回首半卧狀,一爪上鑄有一圓孔,可能是器紐,神態生動有力,不失為一件藝術珍品(見圖)。在南部近門處和中部,出土四枚牙棋。六面長方形,邊緣有陰刻直線為框,二枚的六面框內有陰刻飛龍,二枚的六面框內有陰刻奔虎,雕工精巧,形象生動,是幾件精美的雕刻藝術品。與它同出的還有一件石案,近正方形,為碎屑石灰岩質,四角有低矮的「L」形圭腳,石案打磨極其光滑平整,疑為六博棋盤。在南端出土一件白玉螭虎飾件和圓壓石。螭虎玉質細潤,琢工精巧,它是在一塊長方玉上半浮雕一個爬狀螭虎,觀之似為嵌件。圓壓石,底光平,面呈八棱傘狀,基性火山岩質,石質光滑明潤。在南部同時出土很多鎏金銅馬腿,鎏金銅包角、鎏金銅帽釘、鎏金銅扣和瑪瑙飾件等,初時對其用途不甚知曉,經研究,判定都應是漆器上的部件。尤為重要的是,在中部近棺床前,出土兩件大漆床。一件雲紋漆床,楸木胎,床面施黑漆,周邊用硃色繪雲紋,床四邊底有牙子已殘,上繪雲紋及飛舞夔龍,長27.35、寬2米。經故宮博物館精心修整,現以新貌陳列於大葆台漢墓博物館。另一件是「黃熊桅扣(神)」漆床,床面施黑漆,周邊繪硃色雙線紋,其上朱漆隸書「黃熊桅扣(神)」四字,長3、寬2.2米。這種大型漆器在北方漢墓中很少發現,即使葬有漆器亦難於保存。因此,這兩件文物的出土,就具有一定的文物價值。
北部木炭、白膏泥下面是一層帶樹皮的圓木,般長6.1米,最長的一根為7.33米,直徑為15—20厘米,多折為數節,西南部圓木端頭,有兒恨被火燒過,與西側木牆被火燒的位置相同。圓木之間空隙處,又以未颳去樹皮的木頭填實,有的木頭下還加墊刨花或小薄木片。這些都是為了使圓木層保持平整。圓木一根根運走後,露出來的是東、西兩端各有一根南北向方木,兩木相距5.1米。方木殘長,東為6.2米,西為4.3米,寬、厚均為2.5厘米左右。兩根方木下面,是一層東西向排列整齊的方木,共25根,松木,木質完好堅實,至今可改作它用。長一般為5米,寬16—27厘米。北部有一根長8.40米,寬、厚各為27厘米。西南部有幾根方木端頭被火燒過。方木中間折斷呈「人」字形,折斷處出現一條南北向縫隙,長4.76米,寬4—20厘米。這層方木下,發現一根南北向長條木,殘長4.70米,寬38、厚14厘米。再往下清理,就是槨蓋板了。
從清理的遺物、遺迹觀察,南、北部分都有一層圓木,南部圓木似比北部的少。圓木以下,兩邊情況不同。已清理的這些木構件,都似墓室頂部的結構,由於木牆向外傾倒,架於木牆上的墓頂也隨之塌下,封土下沉呈鍋底狀,正是墓頂坍塌所造成的。由於墓室坍塌,被盜又焚於火,頂部木構件又不全,所以墓頂是什麼樣子,當時實難說清。散秦、破損的棺槨將墓頂方木與橫木清完後,於10月18日開始,清理南北向條木下的長方板木。這層長方板木共七塊,每塊長340、寬50—60、厚24厘米。板木與板木之間以子母扣合,由北向南疊壓。從遺迹觀察,向北還有兩塊,但已殘損短缺,而且被移動過。它的西北角,發現一件長5厘米的三角形鐵塊和一件直徑8厘米的陶圈,用途均不詳。這種長方板木下還有一層長方板木,不過比前者短,每塊長228、寬50—60、厚20—22厘米。板木之間搭扣方法同於前者,僅扣壓方向相反。在三塊板木外側西面,各鑿有「二下」、「三下」、「四下」符號等。在它的西北角,也發現一件陶圈,已碎為四塊。一件雲紋形玉片和半個殘玉環等。據觀察,兩層長方板木,應是內、外槨蓋板,它外髹黑漆內塗紅漆。兩層槨板搬走後,發現它的兩側放置一些向外或向內側傾倒的長條木,這大概就是槨幫。棺槨之幫既已倒塌,棺、槨蓋、底板,可能已疊壓在一起。估計,棺槨有可能已遭破壞。由此,希望獲得完整的棺槨已不可能。10月19日下午,一些領導和專家,倪志福、黃作珍、吳忠、萬里、王冶秋和夏鼎等,來發掘現場視察和指導工作,給我們很大鼓舞和支持。大家表示,不管該墓所遺文物多少,破壞如何嚴重,也要按考古發掘的要求做好清理工作。為此自內外槨蓋板起,決定採取固定座標,層層疊壓繪圖的方法繪製每層平面圖。為了加快清理進度,考占人員不顧疲勞,往往是白天清理,晚上挑燈繪圖,有時一直工作到深夜一、二點鐘。
自發掘工作開始以後,廣大群眾(尤其是大葆台附近群眾)對這座漢墓的發掘都很重視和關心。不少機關、工廠和學校,陸續組織幹部、工人和學生前來參觀,每天接待參觀者都在四、五百人左右。當時正值批林批孔高潮,這座墓的發掘,被用夾做為緊密配合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活生生的實例。突出表現了考古科學也要為當前政治服務的色彩。
第一層棺(外棺)蓋板在內槨蓋板揭取後就暴露出來,它長282、寬140厘米,由五塊木板拼成。外塗黑漆,漆重色艷。在外棺蓋板北端偏西處,發現31枚五銖錢。揭走這五塊棺蓋板後,又是一塊由兩塊板木拼成的棺蓋板(中棺),板向東偏斜,板上斜紋木杖(鳩杖)一根,柄西尾東已壓扁,為天然木略加工而成,上塗一層薄漆。第三層棺(外棺)蓋板長222、寬70厘米。蓋板上斜紋八棱銅兵器一件,已彎折,長48.5厘米,製作精美別緻。器身鐵心外包黃銅,頂和木柄端包銀,器柄鐵心外嵌金箔一圈,金箔兩側緾以絲繩,周身錯菱形銀紋和紅銅絲渦紋。此器過去極少見,可能是《急就篇》中稱之為可置袖中的「悅」這類兵器。
三層棺蓋板揭走後,下面便是一層層棺槨底板。首先清理的是內棺底板,它是由兩塊木板拼成,棺底與棺幫下連為一體,說明是一塊木頭刳成。我們仔細尋找,在它的東側發現了一塊寬11厘米的棺幫,正好與下段棺幫拼成一個完整的棺幫,兩塊板木之間以子母扣相扣合,里外再用細腰加固。內外均髹黑漆,施漆講究,它首先在木板上抹一層油泥,然後施以麻布,再於其上施1厘米厚的大漆,漆色厚重光潤,至今色澤艷麗。內棺底板清走後,是由兩塊板木拼成的中棺底板,它內髹朱漆外塗黑漆。當清理到底板南側時,發現有一堆用絲綿和絹包裹的硃砂,色鮮艷鬆軟,用途可能是防腐。外棺底板用四塊規格不一的板木拼成。在底板內側及棺幫上,殘留寬13厘米的絲帶兩條,其間是數道絲繩。在絲帶外側尚殘留一塊折壓在一起的絹織物,花紋朝下,色彩仍很艷麗,當時疑為棺衣。這個墓出土的絲織品,經考古所高級研究員王和王亞蓉同志耐心、細緻的工作和研究,認為有絹類、刺繡、漆紗和組帶四種。絹類多為漢代稱之為紈素的高級平紋絲織物,編織密度僅次於滿城劉勝墓出土的細絹。刺繡為絳紫地刺繡,色調沉重、艷麗、織造得很結實,是戰國以來名貴一時的「齊紫」傳統染法染成的。花紋是典型的漢代式藤本植物圖案。漆砂和組帶出土於內棺北端。是一種絲織編結的手工藝品,編織加工難度大,工藝水平高,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產品。與近年來在武威磨嘴子,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漆紗冠的形制可能大同小異。與漆紗同出的有經編的組帶殘片,它是冠上的附屬物一組纓,即冠的帶子。它的發現給組名和識別,得到了肯定的證據。這些絲織品的出土,是這次考古發掘中的一項重要收穫。
三層棺底板清完後,就是內槨底板。它是由長234、寬36、厚22厘米的七塊木板拼成。在板的東側,每塊板上均鑿有「下三」「下四」至「下九」等符號,「七」則鑿成「十」,除「下五」為橫行鑿刻外,余均豎刻。在內槨底板上,有南北向三條窄木板,寬16—18厘米,厚度已壓扁僅2厘米,板上塗一層油脂,已成黑色。每塊板用2—3個木橛固定,中間一條板上一枚木橛自原位被拔出向北推出30厘米後斜放於底板上,板上壓出一道很深的滑槽。底板上的符號和窄木板是幹什麼用的,當時尚不清楚。在底板北部散亂地殘留一些隨葬品,多數已殘碎短缺,但亦有一些隨葬品不失為珍貴文物。如「鎏金銅龍頭,是枕的構件,僅存一個。龍頭鎏金,作張嘴吐舌蹲坐狀。用圓水晶作眼睛,青玉作牙、舌和雙角,造型別緻生動。龍頭枕已經考古所技術組修復展出。星雲紋鏡、昭明鏡(兩方)和四螭紋鏡,雖已殘碎,修復後仍不失為重要文物,成為斷定該墓年代的重要實物之一。
玉壁出土三件,其中尤以鏤空龍鳳紋壁最為珍貴。它兩面透雕龍鳳紋,龍鳳紋之間為心形,其上陰刻變形雲紋,在肉和好的邊緣處,陰刻弦紋一周,刻工巧妙,紋樣精美,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藝術氣氛。在出土的二件玉璜中,尤以陰刻回紋玉璜價值較大,玉質潤澤,雕工細膩。三件玉環亦質清細潤,堪稱佳品。在屍骨附近出土了兩塊玉匣殘片,較為完整的一塊作長方扁平狀,兩角各有一圓孔,單面鑽,邊緣磨成倒棱狀,質潔白細潤,長2、殘寬1.2、厚0.3厘米。它的發現,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的高貴身份。在內槨底板北部出土數量最多要算各種形式的玉飾片、瑪瑙飾件和骨雕製品等。像虯角龍雕就是一件難得的雕刻藝術品。它用虯角端頭雕出長僅3.5厘米的一件龍首,雕工精巧細膩,刀法粗放,是一件嵌件。纏絲瑪瑙飾件,是在藕粉白地上有一片艷紅色的花紋,紋飾奇特,色鮮艷美麗,為過去所不多見。這些被盜墓者所遺文物,為我們研究漢代物質文明,提供了可貴的實物資料。
棺槨蓋、底板清完後,證實棺槨確已散架拆動,形成蓋底疊壓在一起,四壁分向內或外側傾倒,內外槨後壁板還有數塊被盜墓者移到西側的局面。當時有的領導和幹部有些洩氣,看再不會有過去期待的重要文物的發現,而開始醞釀撤離。我們考古人員當然不這麼想。因此,在清完棺槨蓋底板後,立即清理棺槨四壁,尤其是要在棺槨殘損短缺的情況下,搞清棺槨的形式和結構。為此,一方面放慢清理速度,注意觀察、收集遺物遺迹,即使是微小細節亦不放過。二是加強研究,為了搞清一處結構,有時大家一研究就是半小時或一個鐘頭,直至找到科學答案。認真是取得成功的關鍵。棺槨的形式、結構最終被我們搞清並進行復原。
這個墓使用了二槨三棺共五重。重槨長方形,南辟門,雙扇對開。三重棺均為長方盒狀。外槨長508、寬344、復原高270厘米。外棺長282、寬、高為140厘米。五重棺槨均使用上好木料、外棺、外槨是梓屬楸木。內槨、中棺和內棺是更為講究的楠木。製作精工規整,工藝水平也很高。連同棺床共用木板130塊,約合成材31立方米。最大一塊外槨壁板長450、寬60、厚22厘米,重約500公斤以上,10個戰士抬運都感到十分吃力。棺槨結構嚴密,110塊木板全用榫卯和扣接方法拼合,不用一根鐵釘。棺槨之厚重、高大和講究,令世人驚嘆。尤其是內外槨單體部件,從開料、拼合到塗漆,都是先在墓坑外製作,然後拿到坑內組裝成槨室。槨板上鑿出的「一下」「四下」或「下三」至「下九」以及西側外槨壁板上所鑿「四」等符號(均為西字),都是為了組裝方便,並避免錯亂而採取的一種防範措施。這種做法我們在《漢書外戚傳》中,找到這樣一段記載「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槨作冢。」顏師古注:「致,謂累也。」說明槨室是在墓坑中堆壘起來的。對照此墓做法,正與文獻所載相符合。既然是槨室,下喪時,套棺就不是吊入槨室而是推進槨室的。可要把這樣沉重的三重棺推入槨室是很費力的。加之內槨底板又是由七塊橫木拼成,就必然給推棺帶來一定困難和阻力。為此,內槨底板上設置的三條窄木板,就非常合理和有用途了。它正是為了減少推棺時的阻力而設置的滑板。板上有一木橛被撥出向北推動的現象,正好證實套棺是推入槨室的。儘管設置了豎向滑板,但因套棺太重,推入時還是未能居中而稍偏向東南。一些考古迹象的解決,使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也意識到發掘邊查閱資料,邊解決一些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也很必要。不要都等到室內整理時,再去思索,再去解決。因而我們充分利用發掘之餘,翻閱一些文獻,得到了一些珍貴資料。像「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見《莊子天子篇》、《荀子·禮論篇》)。用這殷史料與我們發掘的墓相對照,這個墓棺槨五重,結合墓內曾出土玉匣殘片、鎏金嵌玉龍頭枕等隨葬品和朱輪華轂車,說明墓主人的身份應是諸侯(王)一級的人物。再有兩則史料《漢書·霍光傳》顏師古注:「梓宮,以梓木為棺。」據此可知,「梓宮」即是用梓木做的裝斂天子屍體的棺木。這個墓的外槨、外棺正是用的梓屬楸木,因而,五重棺槨即應是文獻中所指的「梓宮」。
寬敞的內迴廊
前室和棺槨清完之後,我們於10月26日開始,轉入內迴廊的清理。首先清理的是西側。在棺床與題湊之間,發現斜靠在湊上,並排放著一根根大扁平立木。立木除上部有殘外,大部分尚完好。最好的一根高260、寬40、厚20厘米,板與板之間用錯口搭扣固之。下部有長方榫,多插在棺床外側地榫的卯眼裡。其餘兩面情況與西面相同。由此說明,在棺床外側,東、西、北三面,每面都是用13塊大扁平立木組成一道木結構板牆,使板牆與題湊之間形一個「冂」形空曠的迴廊與棺室相隔,只有南面東、西兩端可與前室相通。
我們認為,內迴廊即是《漢書霍光傳》中所說的「便房」。因此,漢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這種規格較高的葬制,在這個墓中得到體現和顯示,這不能不說是考古發掘中的一大收穫。
在內迴廊中出土幾件隨葬品非常重要和珍貴,值得一提。一件是在北側內迴廊中出土一件漆盒殘底,別瞧它殘卻非常重要,因為在它的中間豎行針刻漢隸「宜官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告……」(下面殘缺)這是該墓出土的唯一一件帶有紀年的器物,這對我們斷定該墓年代具有重大價值。另一件是龍鳳紋殘漆器,是一件精美、高品位的繪畫藝術品。它的主體紋飾,是在雲氣紋中,用朱、黃、墨諸色繪出各種形態各異的動物,如屈體的飛龍、奔跑的天馬、飛翔的丹鳳、跳躍的奔鹿、翱翔的天鵝等。整個器物的漆色均勻艷麗,構圖嚴謹,畫工精巧,各種動物、花紋繪得生動、細緻和形象,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漢代精美的藝術品,它充分反映了漢代繪畫藝術的高超和漆器製作藝術的精巧。再一件就是鎏金銅扣漆耳杯,夾紵胎,杯身橢圓如船形,兩側有新月形鎏金銅扣耳,外施黑漆內髹朱漆,口沿朱繪斜方格,格內填以渦紋。這種鎏金銅扣耳杯,在當時漆器器中亦屬珍品。這個墓出土各種型號鎏金銅扣耳杯甚多,可惜器身多已無存。眾多漆器的出土,是這個墓特色之一。
由於漆價高昂,厚葬眾多精美漆器對這位諸侯王來說亦非易事,故墓中出土很多陶器多是外塗黑色漆衣,如鼎、壺、盤、耳杯和鈁等。個別亦有器里塗朱漆,外施黑漆者,如盤等。顯然是以黑衣陶器代替昂貴的漆器而又不失其高貴。這種黑衣陶器比較少見,過去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河南洛陽金村戰國墓和湖北雲夢西漢墓中曾有出土。這次出土黑衣陶器品種和數量之多為過去所不多見。這也是此墓特色之一。
內迴廊清理完畢後已至10月底,天氣轉冷,已不適合田野發掘工作。從10月開始,重點工作由田野發掘轉入室內整理,製作模型,準備參加全國重要出土文物彙報展出。發掘工地除解放軍繼續留駐,擔任保衛工作,留下一名工作人員負責接待及處理日常事務外,其餘人員於11月上旬陸續撤離工地。
雙層外迴廊與墓道車馬
寒冬即將過去,1975年3月10日,發掘組馬希桂、趙其昌、魯琪和蔣忠義等同志及辦公室趙光林、鄭德純和許志芳等同志返回發掘工地為清理一號墓外迴廊、墓道車馬和二號墓進行各項準備。由馬希桂、魯琪負責清理一號墓外迴廊,蔣忠義負責墓道車馬清理,趙其昌負責二號墓發掘工作。解放軍戰士仍然協助清理工作。同時,為了搞清二號墓墓口,以便進行發掘,特從洛陽請來兩位探工師傅,進一步對二號墓進行鑽探。經過10天鑽探,終於將二號墓墓口找出,決定從3月21日起正式發掘二號墓。
首先開工的是外迴廊的清理工作,外迴廊位於墓壁與題湊之間。我們將填土清走後,殘存木結構即暴露出來。外迴廊呈「口」形,寬3,6米。正中又用一道隔板將迴廊分成相等的兩層,構成雙層迴廊,兩層之間互不相通,只有從南側東、西兩端,通過迴廊門,才能分別進入各層迴廊中。在東側外迴廊北端殉獸一匹,經北京自然博物館房利祥先生鑒定,是一隻尚未成年的雄性金錢豹。它的南邊殉馬一匹。南側甬道靠墓道端頭兩側,也各殉一匹馬,在馬附近還出土一些馬飾件。在四面外迴廊中,出土最多的是陶俑。有男有女,均為站俑。俑衣紋刻劃簡煉,造型簡單古樸。有臉塗白粉,墨繪眉、耳、口鼻和鬍鬚者。背部陰刻簡煉衣紋、腰帶。北側外迴廊出土幾件鐵器、捲雲紋大漆板和大陶瓮。鐵器中尤以一件鐵斧為重要發現。斧呈梯形,頂有長方形直銎,由銎至刃部逐漸擴展,兩側略帶弧形,刃部鋒利,斧面光潔呈暗紅色,一面鑄有凸起的「漁」字,為漁陽郡鐵官作坊標記,是首次發現這座鐵官作坊的產品。在東側外迴廊中,以陶器出土最多,可惜多已壓成碎片。其中有鼎、盤、壺、魁和耳杯等。內中有一件耳杯還置於陶盤中。西側外迴廊出土的鐵削、鐵簪和箭桿,經北京鋼鐵研究院《中國冶金史》編寫組金相檢查,這幾件鐵器是用一種鑄鐵固態脫碳成鋼的新工藝方法製成的,這就把這種新工藝的出現,從魏晉又向前提早了百餘年,與滿城中山王墓出土的鐵鏃相同,說明西漢中期鐵業官營以後,鋼鐵冶煉技術有了較大發展。
墓道的鑽探是從9月10日開始,經過安陽幾位探工師傅的辛勤勞動,15日找到了南面的墓道,並挖出獸骨、鎏金銅蓋弓帽和漆器殘片等,估計墓道內可能埋葬車馬。當時因集中力量清理墓室,故墓道的清理留到現在才進行。
墓道位於墓室前部正中央,寬42.5米,分兩段,北段長16.7米,底與墓室底齊平,墓道口用一排圓木和扁平立木封閉。南段自墓道封口起為斜坡墓道,因被金代遺址破壞,殘長為17.3米。北段墓道內一字擺放著三輛彩漆朱輪車,均為實用車,因墓道頂坍塌封土砸壓,使車有點變形,位置有些移動。車前和兩側殉馬十三匹,都埋得很擁擠凌亂。車為單轅雙輪,車上有傘或篷。三輛車除車箱和傘蓋有所不同外,其餘結構大致相同。車身塗黑漆,車輪加施紅漆繪彩,車毅彩繪鋸齒紋,非常華麗美觀。車馬飾件多為鎏金。《後漢書輿服上》中關於漢代車馬制度的記載有:「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斑輪,青蓋,金華蚤,黑攄文,畫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為王,賜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朱斑輪」,按《輿服志》載即指塗朱漆的車輪。「金華」按李賢注為:「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一號墓出土的車可能即為「王青蓋車」。
三輛車的用途各不相同,自南北數,第一輛是三輛車的首車,很可能是出行儀仗的前導車。車前放置一對長鐵戟。戟體扁平,刺長,前端嵌鎏金銅套,與戟刺相垂直伸出戟枝,刺、枝外均有漆套,是由上、下兩片夾木合成的。在刺枝相交處裝一銅,中留有木柄殘跡。與戟同出的尚有銅鐓。第二輛可能是墓主人乘坐的安車,第三輛是帶篷的大型車,可能是運送墓主人靈柩的「喪車」。三輛朱輪華轂車的出土,是漢代考古上的重要發現。過去雖有車輛出土,但多為明器車,此次發現是實用車,這為研究漢代車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被盜又被嚴重焚燒的二號墓
一號墓發掘進行中,發現封土西側為另一封土所疊壓,推測西面仍有一墓葬,時代應稍晚於這個墓。10月下旬,當一號墓清理工作暫告一段落時,立即在西側偏北處鑽探,發現下面有大面積紅燒土,偏南處是沙丘,人工鑽探十分困難,為此,又請北京市地質地形勘測處一隊協助,用機械鑽探,又發現紅燒土和零星漆片及碎骨,遂確定是一座漢墓。前者定為一號墓,後者定為二號墓。經領導批准,定於1975年繼一號清理時一同發掘。在發掘前,先用機械清運封土,為明年發掘做好準備。
二號墓的發掘於1975年3月51日正正式開始,隨著發掘工作的推進,首先在北部便道的東側發現一個盜洞,底部直徑約1米左右。從盜洞淤土情況分析,似為早期被盜,盜洞底部發現零星玉片和漆案上的鎏金銅馬腿等隨葬品,為盜墓者所遺。墓葬填土大部分被火燒已成堅硬的紅燒土,墓室中心部分紅燒土厚竟達2—2.5米,有的地方已將土燒成琉渣,可見火候之高。因被盜又焚於火,木結構幾乎無存,從墓內所留木結構分析,該墓結構與一號墓相同,即亦屬「梓宮、便房、黃腸題湊」這種形式。規模略小於一號墓。南北長17.7米,東西寬11.75米。
墓道北段內亦殉有車馬,因被擾亂和燒毀,僅留殘跡,可辨者有3車10馬,有些車的部位尚留彩漆,車馬附近放有銅或鐵的車馬飾件。
後室棺床的位置有屍骨1具,已殘碎不全。頭北腳南,似為仰身直肢葬。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組定,死者為一女性,年齡在20—25歲之間。一號墓死者為男性,年齡在45—55歲之間。應為夫妻並穴合葬,即所謂「同墳異藏」,與西漢後期逐漸流行的同穴合葬制度有所區別。
在屍骨附近出土的透雕螭虎玉佩、玉舞人、玉鑥、玉壁等,應是這個墓中出土最為珍貴的隨葬品。透雕螭虎玉佩,殘碎,白玉質,質細潤潔白,圓形,上部鏤成纓花,中間鏤雕一盤曲螭虎。螭虎是神話中的動物,據說它「似虎而鱗」或「虎類,龍形」。這件玉佩上的螭虎既有龍的蜿蜒盤曲,又有虎的兇猛威壯,把兩種動物的特徵表現得恰到好處。透雕人像玉飾,墨玉質,光潤潤澤,扁平長方形,兩面鏤雕線刻舞俑人像,她輕舒廣袖,微折柳腰,長裙拂地,婀娜多姿,以簡煉的手法生動地刻划出一個翩翩起舞的仕女形象。透雕玉,白玉質,扁平長條形,兩面鏤孔線刻回首飛鳳。鳳展翅翱翔空中,形態活潑生動。,原是一種勞動工具,人們用它挑開繩結,後來逐漸變成婦女的佩飾。這幾件玉器,紋飾優美,刻工精湛,是漢代玉器中的傑作。為研究漢代制玉工藝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例證。建立大葆台漢墓博物館的動議一號墓發掘即將結束時,就該墓是否需要就地加以保護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發掘組的同志們認為:一號墓保護尚好,考慮到當時這個墓是國內唯一一個屬於「梓宮、便房、黃腸題湊」這種葬制的幕,為了給國內外觀眾和學者提供一個觀賞和研究這種形式墓葬的實物,建議就地將此墓保護下來,如能建一座專題博物館就更好了。
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認為:「黃腸題湊」是個新發現,應該保留,搞個陳列室,做為歷史教材,既能反映我們祖國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遺產,又可做為外賓參觀遊覽的地方。」王冶秋局長的意見,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1974年12月12日,北京市漢墓發掘領導小組在給市委、國家文物局和衛戌區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保護一號漢墓的意見。經過幾年的努力,197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北京市大葆台西漢墓博物館。此後即進入緊張地設計和施工。1982年2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了大葆台西漢墓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由館長李守彬任組長,馬希桂、魯琪和魏群任副組長,開始就墓室復原和陳列提綱進行研究和撰寫。5月4日、10日兩次邀請在京專家、學者蘇秉琦、俞偉超、黃展岳、盧兆蔭、蘇天鈞、蘇華、梁丹等座談,就墓室的夏原原則、方法、用材和陳列提綱廣泛聽取了意見。7月15日,在魏群的主持下,墓室木結構構件用蠟模澆鑄試驗成功。經領導批准,開始墓室木結構製作。經過各方面努力和支持,一個新穎、獨特、科學的遺址性博物館一北京市大葆台西漢墓博物館,於1983年12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原標題：《黃腸題湊露真容》
來源：《中國文物報》1995年01月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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