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成｜關於傅山《丹楓閣記冊》真偽鑒定記

關於傅山《丹楓閣記冊》真偽鑒定記

文/劉正成

一九九六年，我們在編撰《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時，就發現了兩個傅山《丹楓閣記冊》的版本，一個是遼寧省博物館的藏本，另一個是山西省博物館藏本，分卷主編林鵬先生認為遼寧省博物館藏本是贗品，他曾於一九八八年寫過辨析文章，自然選擇了山西省博物館藏本，我也從藝術分析的角度仔細觀察後同意這個選擇。但是去山西省博物館沒有找到作品的原件，於是，出書時只好使用了山西古籍出版社根據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出版的圖片，此書也標明是山西省博物館藏品。據林鵬先生文章記載，山西古籍出版社的《丹楓閣記冊》出版以後引起了身在太原的藏主注意，又因《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卷出版後擴大了影響，當時藏主的大兒子即渠榮籙先生找到了同在太原的林鵬先生，於是始得知真跡藏所。

《丹楓閣記冊》絹本，微黃，冊頁裝，織錦封皮。正文首開和末開每開字八行，其餘六開每開字七行，共計八開。每開高三十四公分，寬二十七公分。《丹楓閣記》本文後鈐有原文作者戴廷栻一印和書寫者傅山一印，傅山自跋後鈐有傅山一名章一閑章。首開鈐有四枚收藏印，正文與跋文之間鈐有一枚收藏印，本幅共有九枚印章。林鵬在二00二年一文中敘「共蓋有六枚小印」，也許有誤。他在這篇名為《三百年未出祁縣，傅山<丹楓閣記>真跡發見始末》的文章中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他對此帖及其清道光間壽陽劉?(雪崖)的《丹楓閣記》刻石作了詳盡的比對考鑒，然後對照遼寧省博物館的藏本進行研究，進一步確定祁縣渠家本為真跡，道光刻本是用渠家本上石，而遼博本是其臨寫本。其後，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由智超先生也發表考鑒文章，對林鵬先生的文章做了回應，針對本館的藏本做了詳細的比對考證，確定本館藏本為偽，山西渠家本為真。

博物館藏本為偽，民間收藏本為真，在近七十年的中國當代收藏界是極為罕見的情況，在社會上也掀起一番輿論波浪。為此，二0一七年夏天我們從北京專程去了山西，會見了渠家本的藏主現年八十歲的渠榮籙先生，在他家認真觀摩察看了傅山《丹楓閣記冊》及題跋，及渠家收藏的傅山《太原三先生傳行草卷》等及其他古代書法藏品。又在渠先生陪同下去祁縣參觀了渠家大院，了解了具有「士人」家風的晉商文化淵源，間接證實了晚清時期渠榮籙之祖父渠仁甫從戴廷栻家後人手中得到《丹楓閣記冊》等藏品流傳的可信性。

當時，我在渠家本觀摩中尚有一個疑問：傅山為什麼不用整幅絹本把《丹楓閣記》寫成一個手卷，而是裁開寫成冊頁？這個問題在《中國書法全集-傅山》副主編姚國瑾先生處得到了合理解釋，即有關文獻中記載當時有一種風氣，藏家把整幅絹託了裁成單頁去求人書畫，這樣既方便書畫，又方便以後整理再加上題跋做成整本冊頁。

此外還有一個衍生的疑問：遼博本是不是傅山本人的謄抄本？因為古來有一種習俗，即作者寫好詩文書信稿後再由本人或家人謄正送給受家。於是，我們於當年初秋又專程去遼寧省博物館觀摩遼博本。在由智超先生陪同下，我們仔細觀察了遼博本。遼博本亦是冊頁，紙本，烏絲界欄，每頁書字四行，共十八頁，最後一頁只書一行。正文後有傅、戴二人款，但只有一枚「傅山印」。跋文後無款字，只鈐有「傅山印」一方。從藝術風格來目鑒分析，此冊筆法、字法應是傅山書法模式，但筆力稍弱，行間無傅山書法的老辣蒼勁氣息，應該屬於其子孫或後學的臨摹本。由智超先生曾在遼博本研究中就此有更深入的分析，他從壽陽劉雪崖的《丹楓閣記》刻石在入石時修改了渠家本墨跡中的「由」、「廷」兩個補字，而遼博本亦把這兩個補字從夾行寫入本行的事實，推斷遼博本是按刻石臨摹的。但我認為，此說聊備一格，遼博本也有直接從渠家本謄抄而來，在謄抄時將補字從夾行寫入本行的可能。關於遼博本是否是壽陽劉雪崖刻石本的問題已經無礙於渠家本是否真跡的認定。

為了集思廣益，《中圖書法全集》編輯部聯手傅山學社於二0一七年十一月在山西太原召開了一個跨學科的「傅山《丹楓閣記》國際研討會」，展出了渠家本原作，特邀了來自日本、中國台灣和中國內地的二十餘位專家、學者，涵蓋了書畫鑒定學、博物館學、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史學、古典文學等學科，以及十來家有關新聞媒體的專業記者。會議在觀摩了傅山《丹楓閣記》渠家本、傅山《太原三先生傳卷》等後，圍繞此作及其請初書法進行了學術交流，會議得出一致的結論：傅山《丹楓閣記冊》渠家本為真跡，遼博本為贗品。我在會議的總結中發表了三點意見，肯定了這次跨學科研討會的意義。現抄錄於後：

一、確認了民間收藏《丹楓閣記冊》是真跡

通過這個會議，對傅山《丹楓閣記冊》（渠家本）作出了一個重要的鑒定結論：這是一件真跡。雖然它是民間收藏，並非博物館收藏，但是這個作品是真跡確定無疑。在我們最近幾十年的文物鑒定工作中，認可了民間藏本，質疑了博物館藏本，幾乎沒有先例，這是我們會議的主要成果。這就說明，我們古代書畫需要研究和鑒定的作品，不管是博物館藏品，還是民間藏品，都需要我們一視同仁地進行深入研究。

如果說七十年代「蘭亭論辨」沒有做出定論的話，我們這次研討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丹楓閣記》（渠家本）就是傅山的真跡。這是我們來自國內外的，甚至是博物館藏本的所在單位共同研究所做出的一個確認。這個確認可能也有新聞效應，這種新聞效應將聚焦我們研究工作的熱點：不要一概否定民間藏品的可信性。同時，讓我們對已經藏在博物館的作品有重新整理研究的必要性。從古代來說，皇家的藏本和民間的藏本都是並重的，但是這幾十年來重視了公家藏本的研究，而忽視了民間藏本的研究。呼籲重視民間藏品的研究是我們會議的第一個意義。

二、確認《丹楓閣記冊》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

林鵬先生認為，《丹楓閣記冊》是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和蘇東坡《寒食帖》之後的「天下第四行書」，這個說法強調了作品的重要價值。與會專家通過對《丹楓閣記冊》不同側面的研究，確認這件作品確實是中國近古書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它的藝術價值、文獻價值應該得到充分地肯定。

如果說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稿》、蘇東坡的《寒食帖》是記錄了不同時代國家的命運與社會歷程，生動、真實地描繪出作者傅山作為一個愛國者和藝術家的個人情感與藝術意境。在宋以後的幾百年中，這樣的東西流傳到今天是很少的。《丹楓閣記冊》從文獻意義上描寫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巨變，這件書法作品如此生動地反映了像唐代顏真卿那樣有民族氣節的人們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畫卷。這件書法作品的藝術和文獻的雙重價值的認識，決定了它在中國近古書法史上是一件極其難得的珍品。對這件作品的關注與研究，也為當代書法創作做了一個很好的提示：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書法作品基本上是抄寫唐詩宋詞，沒有傅山《丹楓閣記冊》這樣具有藝術和文獻雙重價值的作品出現。通過這次研討會，提醒大家重新去全面深入研究《丹楓閣記冊》的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從而服務於當代書法藝術創作研究。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一個書法家不但在其後三個世紀中影響著中國人，直到今天，傅山的精神還留存在我們山西人的文化遺傳基因里。今天我們講繼承傳統文化，這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個標本，它不是一般的藝術作品，它是記錄時代精神的偉大作品。

三、《丹楓閣記》研討會是對傳世書畫作品多學科研究的倡導

書法作品的真偽鑒定研究應該是一個跨學科的問題。這次提供論文參加討論會的不僅有博物館的學者、鑒定家，同樣有藝術史的學者，還有文化人類學的學者，以前書法鑒定都是文物鑒定委員說了算，而今天，這種跨學科的研討活動，為我們傳世書畫作品研究提供了一個值得參照的示範。

我認為，我們的書畫鑒定工作不要局限在書畫鑒定的傳統行業中，而是要放在更廣泛的多學科視野中進行。我們不僅要繼承傳統書畫鑒定和碑帖考證學問，還要從考古學、文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科技考古等學術立場，豐富書畫鑒定學。以前都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委員說了算，如果鑒定委員意見不統一，鑒定就無法深入下去，二十多巨冊的《中國古代書畫圖錄》中就記錄了許多這種事例。而這樣一個跨學科的研討會議，為我們今後的書畫鑒定工作提供很好的參照。以後遇見了中國古代的作品以及現代代作品，遇見爭議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考慮借用這種方法，從多個方位、多個視角去研究它，從而也擴大了作品良性的社會影響。例如《丹楓閣記冊》的這種討論，讓社會大眾不僅看到傅山精妙的書法藝術，也看到了他的民族氣節、風骨與情懷。

二0一八年十月八日於北京

附

三百年未出祁縣，可謂一大奇蹟：

<丹楓閣記>真跡發見始末

林鵬

一九八八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傅山的書法作品《清傅山書丹楓閣記》，並註明原件藏於遼寧省博物館。我看到以後覺得他同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傅青主征君墨跡》中的《丹楓閣記》有很大出入，便寫了一篇文章，《讀<清傅山書丹楓閣記>》，指出遼博那件是贗品。此文收入我的書《丹崖書論》(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丹崖書論》一書在書法界稍微有些影響，同道們認為我的看法是對的。我沒有見過遼博的藏品，只是根據印刷品說話，這是很危險的。你說某件是假的，你就有責任把真的拿出來。我怎麼能拿出來呢？所以心中一直不踏實。如今真跡在哪裡，毫無影響，也許早已毀壞，或者流失海外，也未可知。後來，山西古籍出版社的編輯朋友們，同意我的文章，把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丹楓閣記》，拿來重印，並把我的文章附在後面，發行全國。這事情就有點鬧大了。不過事有湊巧，正是這件印刷品，引起了《丹楓閣記》真跡藏主的注意。

藏主是一位老先生。他反覆研究我的文章，然後對他的兒孫們說，這篇文章是對的……你們誰認識這個叫林鵬的人?我想見見他。正好他大兒子，在上世紀70年代曾經同我一起工作，便說，想見林處長，這還不容易。這位長子，先來寒舍說明來意，並告訴《丹楓閣記》真跡就在我家中。我一聽高興之極，簡直是驚喜異常。第二天，他們攙扶著老人來到寒舍，暢談移時。老人說，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來拍照時，他就在場。事後商務給了一幅同原作一般大的照片，老人也帶來讓我看，我看同印刷品一模一樣。老人拿出真跡讓我看，絹本，微黃，冊頁裝，織錦封皮，高34公分，寬27公分，前後共蓋有6枚小印。墨氣生動，筆法自然，真跡無疑。

清道光問壽陽劉<雨飛>(雪崖)將《丹楓閣記》刻石，除保留中間署名處的「戴廷栻」和「傅山」二名印外，其起首處上下共4印皆不保留，最後「既為書之復識此於後」處，二印於墨跡重疊，也不保留，又在左下加「真山」紅文小印一枚。此件刻石，十分精良。老人也將拓本帶來讓我看。以此推測，遼博藏品的造假者，沒見過真跡，沒讀過《霜紅龕集》，很有可能是根據這個拓片造假的。這只是推測，未必符合實際。真跡每頁7行，刻石每頁5行，遼博藏品每頁只有4行，精神氣味，迥然不同。

我同老人的長子，既為同事，無話不談。我說，見到此件無價之寶，心情激動不已，原以為已經流失海外，誰知竟然未出昭餘一步，真是十分令人讚歎。從今而後，窮死餓死，不可賣掉。後來一想，人家三百年間，十幾代人，精心呵護，不失故物，完好無損，還用我囑咐嗎？想來十分可笑。我說，既然我見到了真跡，我就應該寫文章，同意嗎?他說同意。如果出書也同意嗎?他說同意。他並且說：「之所以全部拿出來讓你看，就是為了讓你寫文章，證明真跡還在山西。」他只提出一點，要求我注意，不要透露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向他要一份複印品，他慨然應允了。後來我提出拍照，他也答應了。他提出，讓我在真跡後面寫幾句跋語。我說，別說我，誰也不敢，這是佛頭著糞，不敢不敢。他反覆要求，我說可以在另外一張紙上寫下我的鑒定和拜觀之幸。他同意了。

我的跋語有這樣幾句話：「清初祁縣戴廷栻修建四層木構高樓，命曰『丹楓閣』，以接待當時文化名流，並做《丹楓閣記》，請傅山書之。文極詼詭，字極老辣，誠不朽之傑作也。文中從始至終說一『夢』字，自己之夢，眾人之夢，民族文化之夢，充分反映出志士仁人們的真實懷抱，令人肅然起敬。而三百年來，真跡竟然未出昭餘一步，此更令人驚嘆不已……」

這就是這件事情的整個經過。現在將《丹楓閣記》公諸於世，以饗讀者，並附1988年我的文章於後，僅供參考。人生在世，不順心事極多，能有幾件愜意的事情?有一兩件，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謹志。

二〇〇二年九月三日於太原東花園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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