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歷史性格，越來越墮落奴性

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

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

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有尚武精神，連吳越地區都是非常尚武，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

但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韓傀，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

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連後來的「儒」，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

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鍊鋼化為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了。

西方人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兩千年是一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

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總是鮮有成效。

胡適認為，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只是，胡適已被我們忘記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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