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害怕恐怖主義，卻不怕汽車？

對恐怖主義、飛機事故的恐懼不是來自於它發生的概率，而是來自於情緒。大腦告訴你，去感知而不是思考風險。

她們為何不願做檢查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你估計自己在一生中患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大呢？你有沒有主動到醫院做過乳腺檢查呢？

很多醫生都建議，女性在50歲以後每年進行一次乳房檢查，以便在乳腺癌早期就能發現並進行治療。然而，患上乳腺癌的風險是模糊而不確定的，大多數女性連想都不願意去想。她們都很難記起自己上次檢查是什麼時候了，或者根本就沒有檢查過。乳房檢查要佔據難得的休息時間，還要到醫院去排隊。同時，等待檢查的結果的心情也很忐忑，要是結果很糟糕怎麼辦呢？

一家醫療機構做了一個知識普及，好讓女士們對自己是否要進行乳房檢查做出更好的決定。一開始，他們讓女性估計自己一生中被診斷患有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大。平均而言，女性估計自己一生中得乳腺癌的概率大於40℅，而正常情況下，真實的數字是接近13℅。女士們的猜測比實際數字高出3倍。醫療機構的知識普及很很成功，大部分女性對她們患癌症的風險有了更準確的認識。但一個奇怪的現象發生了，知道自己有13℅可能患上乳腺癌，她們反而更不願意去做乳房檢查了。

在心理學家的建議下，醫療機構換了一種做法。他們先直接告訴女性，她們患乳腺癌的概率是13℅，然後問她們對這個數字有什麼感受，她們估計自己患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大？女士們在看到這個數字時感到了恐慌，覺得13℅是很高的風險，自願去做了乳房檢查。

這看起來真的很傻，都是13℅，風險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啊，為什麼女士們的行為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因為，人們對風險的感知，不僅僅取決於數字，而且也取決於人們的直覺和情緒。人們即使了解一個事情的風險，人們還是會根據自己對風險的感知來進行決策。如果讓女士們預先估計出一個較高的患病概率，當她們知道自己實際上患病的概率大大低於自己的猜測時，就會鬆了口氣，覺得不必去檢查了。

情感總是先於理智

為什麼直覺能戰勝理性的判斷，使得女士們對待風險的態度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這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學家感興趣的問題。

20世紀初，法國一位名叫愛德華·克拉帕雷德的內科醫生經常拜訪他的一位病人——一患有嚴重健忘症的婦女。這位病人的新記憶只能維持十幾分鐘，所以，每次愛德華去拜訪時，都不得不重新介紹自己。在某天的見面中，愛德華在手裡藏了一顆圖釘，女病人被圖釘扎痛了手，但是她很快就忘記了疼痛。下一次見面的時候，愛德華還是重新介紹自己，但當他伸出手要握手的時候，病人害怕地把手縮了回去。她不能解釋為什麼不情願跟他握手，只是覺得同他握手是不對的。

這位只有十幾分鐘記憶的可憐婦女，大腦在進化中形成的更高級的部分——大腦皮層受到了損傷。大腦皮層沒有圖釘的記憶，但是她大腦中最原始的部分存儲了記憶，發出了警告，甚至在她有意識的大腦警告她不要握手之前就發出了恐懼波。後來的心理學研究也越來越趨於證實：人們在評價他們所遭遇的事物時，無意識的腦系統佔據了首要位置，不等意識用邏輯、推理做出判斷，大腦中原始的情感中樞就會立即反應。這種原始的反應也被稱為直覺。

現代的各種理論傾向於教人們如何做出理性的判斷，但事實是，我們的大腦很少會等待我們運用高級推理能力進行深思熟慮後再做出反應，大腦的情感中樞讓我們總是感覺先于思考。做完手術後，出現併發症的病人，會不會起訴他的醫生，更多地取決於醫生對病人的態度，而不是這個醫生是否玩忽職守。患乳腺癌的風險是高還是低，讓人感到擔憂還是無所謂，女士們的大腦和情感中心都在爭著處理「乳腺癌風險」這個信息，所以奇怪的現象就發生了。

感知而不是思考風險

感覺先于思考，所以，從風險本身來說，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是感知風險而不是去思考風險。

任何一個美國人死於恐怖襲擊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人們死於車禍甚至是被蜜蜂蟄死的概率都遠大於恐怖襲擊致死，但美國的恐怖主義之所以恐怖，原因在於人類情緒的蔓延，而不是它發生的概率。人們對乘坐飛機的感覺也是一樣。首先，飛機墜毀的情形那麼慘烈，會給人帶來巨大的創傷，這使得人們對飛機的恐懼感比汽車要大很多，即使汽車的危險性遠遠高于飛機。

理性決策模型假設，人們得到的信息越多，比如，吸煙的利弊、股市裡股票的信息，就會做出最恰當的選擇，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人們對風險的感知，不僅僅取決於數字，而且也取決於人們直覺上和情緒上處理這種危險信息的方式。即使人們了解某一風險的危害，還是會根據自己對風險的感知做出判斷。明知道自己有13℅的可能會患上乳腺癌，女士們還是不怎麼願意去做檢查。理性會敗給直覺，希望這不會讓你對自己感到過於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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