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聖文昌武帝三會碑記》石碑:清代民間信仰的珍貴物證

原標題：《至聖文昌武帝三會碑記》石碑:清代民間信仰的珍貴物證

　　唐雲梅 文/圖

民間信仰指民眾自發地對具有超自然力精神體的信奉與尊重，即民眾中自發產生的一套神靈崇拜觀念、行為習慣和相應的儀式制度。這種信仰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且比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更具有民間特色。隨著當今社會科技和文明的進步，許多民間信仰行將失傳或消失。

廣安境內一處不可移動文物保存有一塊清代石碑，上面刻有《至聖文昌武帝三會碑記》，見證著廣安民間舉辦孔子、文昌、關帝廟會的信仰。該石碑寬0.95米，高1.5米，楷體，陰刻，豎書，20行。原文如下：

「至聖、文昌、武帝三會碑記。天寶古剎，向僅一小石廟耳，湫隘囂麈甚，非棲神之所。道光倡首募修，另闢基址而擴充之，宏敞壯麗，煥然一新。第中龕供文昌、關聖於偏隅，覺儒、釋莫別，每逢春、秋祭祀，瞻仰者心常耿耿焉。屢欲於廟後殿，奈功程浩大，有志未逮，諄諄囑午者有年矣。今同志贊勷，移建告竣，至聖先師孔子，覺高居一等，而廟貌愈顯莊嚴。用是以妥神庥，神其享之。棲神既有其地，而敬神不可無資。先大人創廟時即約曾程、僧笁劇金成會，歷年生息，陸續獲買斑竹園、黃姓田業貳契，載糧壹升九合，用獻，稍有贏餘。僉曰：斯地非周君無此廟，斯廟之神非周君無由顯。迄今香火絡繹，慶祝綿延，得以永薦馨香於不替者，皆周君隗始所致，與諸公和衷共濟之力也。午不敏勉承先志，因泐顛末於貞珉，惟望在會子孫互相保守祀典，修俾億萬斯年，此會與此廟相終始焉，則幸甚。愛蓮居士周治昶。在會姓名：周如鍾、李士智、周如銘、李任亷、曾銘賢、程澤滋、僧普。一議每歲添辦，成明厚施谷一石八斗，除讓免僅收錢伍釧正。至聖先師一會，其期定於八月二十六日，仍歸值年，辦理會期酒席照舊，一棹如會，有餘錢可以另添神會，不增酒席。一議每歲錢穀，不許會內人揆借，應歸值年掌管，應酬公事余項存公，但值年亦須殷實之戶，方可接當失誤議賠。一議每會敬神，務須衣冠整齊，禮貌嚴肅，如褻瀆酗鬧者，議罰。大清光緒九年歲次癸未新正月中浣建立。」

碑記由愛蓮居士周治昶撰寫，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正月中旬立。碑文記載的是一個低濕狹小的佛教小石廟天寶寺，道光年間（1821-1850）倡捐募資擴建後，在僻角供奉上文昌、關聖二神位。因儒、釋不分，祭祀之人總不釋懷，多次擬增修上殿，因工程浩大而作罷。光緒年間（光緒九年前）大家捐資移建上殿竣工，文昌、武帝二神像移至上殿，並在中間增加孔子神像。為了籌集敬神資金，周治昶之祖父建廟時約人聚資辦會，歷年生息，陸續買了斑竹園、黃家田業，香火不斷。為讓在會子孫保守祀典，寺廟永遠興旺，特對辦會日期、添置物品、經費開支、錢穀管理、敬神衣著等事項進行議定，形成辦會制度。

天寶寺本是佛教小廟，後期成為民間祭祀孔子、文昌、武帝的場所，定期舉行三大祭祀盛會。然而，祭祀孔子、文昌、武帝不僅是民間信仰，也是國家祭祀。

至聖會，是祭祀我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至聖先師孔子的活動，也稱孔子會、夫子會、大成會。早期祭孔在孔子故里，唐武德二年（619年）各地開始立孔子專廟進行祭祀。清初定製，凡祭有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祈谷、太廟、社稷等為大祀，天神、地祇、日月、帝王、先師、先農等為中祀。清光緒末，改祭孔為大祀。廣安從宋代開始有孔廟，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祭孔升為大祀後，每年的春、秋兩季第二個月份的上丁日（上旬第四日）作為祭期，政府頒發祭銀三十二兩用於祭祀活動。天寶寺作為僻壤之地，民間百姓為表達對孔子的尊崇，以自己的方式舉行孔子的祭祀，定期於八月二十六日辦會。孔子倡導的中國儒家學說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其制定的綱常倫理、道德教化幾千年來已經被廣大民眾自覺接受和遵循。因此祭孔既是對聖哲賢儒的尊重，更是對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尊重。

武帝會，即祭祀三國時蜀漢名將、關聖帝關羽的活動，也稱關聖會、關帝會、磨刀會、單刀會、大刀會，在武廟舉行。儒家把關羽稱為「忠義、仁勇、理智、誠信」於一身的聖人，清雍正三年（1725年）加尊帝號為忠義神、武大帝，乾隆五年（1740年）頒定祭品祀節，乾隆九年（1744年）頒定祭文，道光四年（1824年）升入中祀，咸豐四年（1854年）頒行了樂章、樂譜等新制。廣安州每年春、秋第二月上辛日（上旬第八日）為祭期，五月十三日還增加一祭。關羽的忠義、仁勇、理智、誠信等品質集中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體現了民眾的社會願望和理想人格，故千百年來得到了世人的擁戴。

文昌會，即祭祀主管人間讀書、考試、功名和文運的文昌帝君（又名梓潼帝君）張亞子的活動，在文昌廟進行。清嘉慶六年（1801年）列入祀典，咸豐七年（1857年）升為中祀。祭期定在每年春、秋兩季的第二個月祭祀，春季在二月三日，秋季商定吉日。其祭祀規格和制度與關聖會基本一致。文昌帝君是中國民間科舉、孝道、神靈文化的代表，歷代帝王對他不斷加封，到元代已經形成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格局。「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其勸善思想對勸化世人、引導社會人心向善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清中後期的廣安，時局動亂，自嘉慶元年（1796年）達州白蓮教起義，到咸豐九年（1859年）雲南李永和、藍朝鼎起事進入川東，再到光緒末年（1908年）的廣安大饑荒、紅燈教侵擾，這100餘年間，兵痞、流賊、亂匪數十次肆虐廣安或犯境周邊，鄉民流離失所，難民日匿山洞、夜宿草間，民眾長期處於恐慌混亂、居無定所的狀態。因此，天寶寺周圍鄉民祭祀孔子除了祈求功名和富貴，更是希望以孔子之道來教化宗族鄉里，使得民風淳樸；祭祀武帝除了祈求關帝護佑平安，更是希望關帝驅災陣魔、除暴安良；祭祀文昌，除了祈求文運科舉、金榜題名外，更是祈求神靈凈化人心，促進社會穩定和諧。天寶寺的三大廟會體現的是清中後期在廣安動亂的社會背景下，百姓對社會穩定、安居樂業等美好生活的一種嚮往和渴望。

如今，廣安民間祭拜孔子、文昌、武帝的習俗依然在延續，但昔日盛大隆重的祭祀場景已不再現，清《至聖文昌武帝三會碑記》成為清代廣安民間信仰和舉辦至聖、文昌、武帝廟會的珍貴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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